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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台湾人”数年后才被蒋介石的“大陆政权”释放。
去年二月，魏廷朝和谢聪敏－两人都是李敖的朋友－再度被捕。当时就传说李敖和孟祥
柯两位外省作家，恐怕也难逃一劫了。
但是，加州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表示，虽然李敖有很多朋友涉及台独运动，但是他本人却
不可能。“外省人不可能进入这个（台独）组织，”他说，“就像白人不可能加入黑豹党一
样。”
此间学术界和中国学生之间盛传，李敖和其他知识分子都是目前政治高气压下的牺牲
者。这是因为美国和中共之间紧张关系逐渐和缓，使得国民党感到前途无亮，而大起恐慌的
缘故。
由于支持国民党在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渐衰微，导致国民党对任何它视为“动摇国本”
的言论，都十分敏感。他们一向宣称自己是统治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李敖被捕已引起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相当的关切。有些人已打算写信
给国务院和国民党官员。
其中，已表达其关切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奥克森伯格教授（Michel C。Oksenberg）和
史丹佛大学的曼考尔教授（Mark Mancall）。奥克森伯格教授说，他希望国民党政府不要过
度反应，以镇压合法反对者而导致可能的内部不安。（郑南榕译）
这一报道，就是对国民党伪政府的最狠报复了。
13 三叠纪
牢门一入，只见三叠 情人再见，生死永诀
我被捕后，一直关在台北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的第五房，关了近一年。第五房不见天
日，全靠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灯光与通风维持。在这房中，我曾被疲劳审问和刑求。刑求中的
一个重要关键是要我承认我是“台湾本部”五委员之一、是台独五巨头之一。事实上，我对
这难题毫无所知，所以无从承认起。纠缠了十几天，我感到既然台独分子和官方情报咬定我
是台独五巨头之一，我不遥为配合，恐怕不得了结。于是心生一计，说我对谢聪敏开过加入
的玩笑。我心里想：这样既可有加入之事，又可因玩笑减轻。听了我自承开玩笑加人的说
辞，联合小组的调查局代表刘科长（刘昭祥，此人学问高出一般特务甚多）还用文言文反问
我一句：“奈何以玩笑出之？”我笑笑而已。后来冤狱定案了，刘科长来跟我小聊，我说：
“我实在不是什么五委员之一，可是先抓进来的人口供先入为主，我后来居下，就会吃亏。
俗话说‘贼咬一口烂三分’，因为办案人员照例‘从贼’的逻辑，认为做贼的，不咬别人却
单单咬你，可见你一定有问题、你一定也不是好东西，纵查无实据，然事出有因，你也要一
并移送。正因为有此天经地义，所以一个人，一旦被贼所咬，便没那么容易脱身，被咬之
处，用具体写法，便有三分之烂了。纵使有朝一日，冤情得雪，但是创伤难愈，往往是一辈
子的事。如今案子已定，说什么都太迟了，只希望你们下次抓人时，务必先抓我，因为先被
抓的可以占便宜，别人必须配合他的口供，他却可以撒豆成兵－千万别优待我，千万请先抓
我！”我这种戏谚性的说法，其实也是真话。古话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对国民党
情治人员说来，这话应改为“办案无亲，常与咬人之人”。肯咬人的人，最容易取得这些牛
头马面的信任，这些人“毁”人不倦、闻过（别人的过）则喜、老K点囚、多多益善，凡此
种种，无不靠咬以张之。咬之为用，真大矣哉！
我出狱后多年，一天武忠森律师和刘科长来看我，刘科长已退休了，讲话恢复了人性，
他说：“你的案子我们后来查出是冤枉你了，于是我们专案小组签报上级，建议政治解决、
放你出来，可是上级很反常，竟不采纳我们专案小组的建议，直到今天还弄不清为什么上级
不放你。”刘科长的话，应属可信，因为在刘科长之前，我在西门町碰到警总的魏宜智组
长，他也透露过专案小组的建议，他也奇怪上级为什么不肯放李敖出来。我想，这该是蒋经
国他们最错的决策之一，他们终于为我达成了深恨他们的充足理由，我自出狱又复出后，一
路追杀蒋家，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到蒋孝文、武、勇，乃至一干走狗等，一连二十年犹未停
止，可见我有仇报仇的凶悍。——要关老子吗？让依认得阿拉，他妈的你可关错了人了，你
们后悔都来不及啦！我在保安处第五房的时候、国特们朝我大吼大叫，说：“你在我们眼
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其实，他们在吹牛，他们从来没把我看
得一清二楚，我的阴险和报复能力绝非蒋氏父子及其走狗们所能看得清楚，我最后能够口诛
笔伐，干他们二十年，真是痛快淋漓之至，“文化基度山”，世上只李敖一人而已。
我这次坐牢，同案一共八人，八人中我只认识谢聪敏和魏廷朝，其他五位李政一、刘辰
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乃是在坐牢后认识的。他们牵扯到所谓台甫美国新闻处、台北
美国商业银行爆炸案，其实也是冤狱。判决书下来的时候，写得洋洋洒洒，有人名、有时
间、有地点、有炸药、有细节，一切应有尽有，谁还会怀疑案子根本不是这五大元凶干的
呢？
可是，事实上，谁也想不到：这样言之凿凿的判决书，竟根本是一篇凭空编导出来的神
话！据李政一跟我说：他在被捕不久，吴彰炯少将他们煞有介事的，找来台南美国新闻处和
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人来指认，因为事先传说有个黄衣人在现场，吴彰炯少将他们就找来一
件旧黄上衣，硬要李政一穿上展示；并且，为了有更佳效果，一天清早，他们还被带到台北
美国商业银行去“现场表演”！因为他们根本没干过爆炸案，所以事先由一“导演”一一指
点细节，以应现场录影之需！这种整人整得无微不至，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李政一他们这些受难者，在整个案子的多年发展里，除了被苦刑时有短暂的诬服外，他
们在坐牢时、在出狱后、在一个个青春已逝的中年生涯中，他们都众口一声，不承认他们干
过这种轰然一响的案子。说他们反对国民党，这是千古不易的；但说他们反国民党反到玩炸
弹，这就是千古奇冤了。
那么，台南美国新闻处、台北美国商业银行的爆炸案，又是谁下的呢？一个传说是：真
正干它的人，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为了报复美国当时对它的不友善，所以一方面炸弹开
花，给老美好看；他方面一案两破，趁机清除反对分子，并把反对分子造成暴徒形象，给老
美不再看好。我目前当然不能确知真相是不是这样，但我确知每有大案发生，下级人员为了
希旨承风，邀功领奖，就常常毛手毛脚，刑求逼供，造成破案。而我亲历的这件案子，十足
是吴彰炯少将在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副司令王洁中将等指挥下主持破获的一件大假案。
吴彰炯少将他们为了希旨承风、为了邀功领奖，做下了这样一件伤天害理的黑事，我认
为纵使政治上他们可以被原谅、法律上可以被开脱，但在道德上和历史上，他们的恶行，必
须有以记录，这是人间起码的公道，想吴彰炯诸公自己，在安享余年、下台数钞票之余，也
该有以首肯吧？人间妙事真是匪夷所思，在判决二十一年后，我路遇退役下来的吴彰炯，那
时他在富贵楼餐厅做总经理，他透露给我，说美国机构爆炸案接连发生后，蒋经国在治安会
议上大发脾气，因为破不了案，吓得警备总司令尹俊上将不敢出席会议，下令要处分治安主
管多人，吴彰炯向尹俊说，你处分了这些人，案子就永远破不了了。尹俊问为什么？吴彰炯
说这批人处分下台，新上台的新人不破案也罪不至下台，不如留下；旧人不动，叫他们戴罪
立功、努力破案，有朝一日才有破案希望。尹俊听了，就停止下令处分。不久以后，抓到了
李政一他们，案子果然破了云云。吴彰炯所谓破了案之言，固不足信，但他道及蒋经国以下
的焦虑之情，却令我们开了眼界。与吴彰炯谈话后几个月，萧启庆、王国璎夫妇请我在富贵
楼吃饭。吴彰炯过来拍我肩膀说：“李敖兄，你为什么一直不来我们饭店吃饭？”
我说：“我怕你下毒药毒我。”他听了笑着捏我一把，说我胡说，我说：“说下毒药也
许重了一点，不过放泻药倒是可能的。”
大家都笑了。－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际遇，这是蒋氏父子留下的血色黄昏。在黄昏
中，你的主要敌人都已死去，但他们留下的走狗都只只貌似从良，仿佛跟你一起珍惜夕阳无
限之好，人世玄黄乍变，竟离奇如此！
我的坐牢，罪状是台独，纯属冤狱。不过，台独分子诬攀我是他们同志，倒有一点可取
——他们真识货！《水浒传》阮小五阮小七“手拍着脖项”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
的！”
上海流氓杜月签说：“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这些话其实满有哲学味，虽然有点
阿Q。承蒙台独分子抬爱，我也如阮小七所谓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最后“牢里
牢里去”，我虽有怨，但却能原谅。害我的台独分子最关键的人物是“二敏”；海外彭明
敏、岛上谢聪敏。为了政治，牺牲朋友，何必责怪？台独分子比国民党对李敖识货得多，只
是他们办货办得不够朋友而已。谢聪敏后来写口忆，说当时他是被迫咬李敖。固然冤狱之
成，不无情治人员做案的事实，但以我当时在牢中的身受亲历，却觉得他还是写得有所保留
了。事实上，他如果不是有意配合情治人员咬我，我就不会受那么多的罪。咬人有两种咬
法，一种是活咬，一种是死咬。前者可使人脱身脱困；后者却使人百口莫辩。例如谢聪敏说
李敖是在某日跟他谈吴国帧后，一边用吸尘器吸地，一边表示同意做“台湾本部”五委员之
一的。事实上，确有谈吴国帧并吸地的事实，但在这种事实后面来番移花接木，就使我无从
“印证”起了。谢聪敏咬人，咬得这么逼真、这么细腻，情治人员当然乐得相信他而不相信
我。何况我为了替他们守秘密，一到案就说了不少谎话，没想到他们这些英雄好汉却早就招
供了，情治人员当然更相信他们了。
谢聪敏在牢中神通广大，他居然托日本鬼子小林正成带出一封信，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
五日登在《纽约时报》上。其中提到在国民党“疯狂的刑求”下，“我只好采取较缓和的态
度，答应他们接受某些反蒋活动的控诉，包括爆炸美国商业银行的伪诉。并承认李敖先生，
台湾非常杰出的学者并是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委员（事实上我根本不晓得有
关委员之事）。”这封信披露后，国民党大为难堪，遂把谢聪敏钉上脚镣，一个人关在又阴
又潮的小黑房里，放封时，只许他一个人散步，不准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健康遭受了很大的
伤害。我在牢房里，攀上铁窗，遥望他吃力地带着脚镣，用一根撕破内裤编结起来的细绳，
吊住铁链，双手提着，彳亍而行。他的腰是弯的、背是驼的、整个监狱的气压是低的，十分
钟过后，班长吆喝一声“回去！”他就改向小黑房走去。
那是一幕动人的背影，我永难忘记。
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台北市博
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段期间，
一直关在景美秀朗桥下军法看守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
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仁爱庄”）。“仁爱教育实验所”原
名“生产教育实验所”，地点设在台北县土城乡仁爱路二十三号，是把政治犯洗脑的大本
营，名之为感训，其实“仁爱”而能“实验”，其“教育”可知矣。在感训的岁月里，谢聪
敏和我被关在同一问房里，一同忍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抵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洗脑是完
全失败的，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都没有改变。如果有所改变，那是变得更顽强。出狱以
后，谢聪敏远走高飞，到海外去做他的政治活动；而我呢，守死不去，在台湾继续依然故
我，只是多写了一百多本书掉头给官方洗脑，以为回敬。告诉他们：你们关错了人，我不是
台独分子，你们却把我当成台独分子来关。好吧，就让你们付点代价吧！
多年的牢房生涯后，谢聪敏和我分别出狱，我对谢聪敏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