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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表示一定是“男儿”，但比起周围的白虎成群来，至少还够看看样子。最耐人寻味的是，
梁肃戎下台后，跟我又吃饭、对我又赠书，完全回复到一个正常的东北人，并且愈老表现得
愈有落日余晖，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国民党虽然坏，但有的党员还有良知，只是显晦之
间，愧对国人而已。又一个老贼级的故立法委员吴越潮，一天向我说：“国民党中有坏人也
有好人。因为有坏人，所以无法把国家治好，丢了大陆；但因为有好人，所以虽然丢了大
陆，还没完全垮台。”我回答道：“我承认国民党中有好人，但是有了又怎样？有了还不是
有意无意间帮助坏人作恶？二十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
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
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
可见纵使好人，加入了国民党，也无补于他自己的牺牲，只是帮国民党苟延残喘而
已。”我一生痛恨国民党，我痛恨它，与这岛上一般痛恨它的人不同。一般人从小被它骗，
骗得加入它，成了或做过它的党员，最后才有所觉悟，但仍要跟它接龙、跟它画虎、跟它委
蛇、跟它待兔……我却全不如此。我从在北京念小学时就对国民党厌恶，这一厌恶使我一直
坚持不做它的党员，虽然这一坚持，带给我几十年的不方便、“不识时务”，但我不但不后
悔、反引为自豪：余致力不屑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凡四十年。四十年问，且由厌恶国民党，
演变为痛恨国民党。不但痛恨，且能在有生之年、在国民党的地盘上，把这种痛恨，发之为
文、印之成书、公之于世，李敖的伟大，于此可见。
以上所写猪猡纪，多下笔在“中国猪”身上，而少落墨在台湾人身上，为什么？因为，
台湾人悉为“中国猪”几十年教化的产品，为猪子猪孙，其猪性不足深论，论猪性，擒贼擒
王擒到那票坏的外省人身上，即知源头活水、即可了然，故对台湾人属性，我点到为止。试
看我写《共产党李登辉》、《李登辉的真面目》等书，以及与斤丰瑜合作发表独家报告——
《揭发李登辉“鸿禧山庄”贪污舞弊案》，乃至于我写的《民进党研究》、《冷眼看台湾》
等书，究其元凶祸者，皆那票坏的外省人使然，台湾人只是从犯而已。正因为我早就看清这
点，因此在政治方面，我带头反抗国民党时，我心里早有准备，远在十四年前，一九八四年
二月二十五日，我回信给牟力非，就提出《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之说，我写道：
……我的看法是：“‘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即相当于反对党人士，这些人士，
因为是政治人士，他们的品德，即不能高估（对搞政治的人，不论哪一派，都要严子注意，
不可轻信）。我们支持他们，支持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支持反对党政治，我们为反对一
党独大、一党独裁而支持他们，他们也就在这一“反对”大方向上的正确，而值得我们支
持。除了这一大方向的正确外，其实由政客对政客观点对比，他们与国民党殊少不同，在习
性上，且尤其相近，他们的个人极少比国民党中拔尖的个人好。简单说来，他们只是在大方
向上胜过国民党而已，其他方面，跟国民党是半斤八两。但话说向来，要完成两党以至多党
政治，支持王八蛋打龟儿子就在所难免，否则全是龟儿子独大、龟儿子独裁，绝不是办法，
在龟儿子的暴政下，只有支持王八蛋来取得平衡。英国的保守党工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
党，都是龟儿子党工人蛋党平衡的范例，引西证中，询可如是观。
正因为真相不过如此，我对“‘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所谓失望、对党外人士
无所谓失望，他们不懂“信义”不足怪，不懂许多应有的道德品质也不足怪，只要他们在大
方向上不太迷失，就不必苛求。古话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今下一歪
解，该说“不贤者识其大者”，惟有对不贤者能识其大、其他他们的小把戏，也就不足道
了。
这篇文献，显示了我的基本心境，其实既清醒又苍凉。这些现实的政治人士，他们找
我，多是有求于我的时候。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讲过一句话：“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
这种人都是夜壶。”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内急了，要小便了，赶紧拿了去小便，小便完
了，见不得人了，赶快藏在床底下。
我对党外来说，就是夜壶。其实支持他们活动，对我也是一种发泄，有内急时把尿尿出
之快，施尿对象且是国民党龟儿子之类，其快何如！有一次我在阳明山公墓看死人，内急
了，看到钱思亮的坟，就小便上去。——钱思亮当年馅媚胡秋原，以伪证信陷害我、以禁教
书逼殷海光，如此软骨台大校长，死后得以尿诛，实乃尿道所在，天道在焉。
我带头办党外杂志兴风作浪，颠覆国民党，有一个绝活，谁也写不过我，就是我在文章
中的大量证据与丰富资料，我博闻强记，并精通各种反面教材，例如我精通蒋介石的所有狗
屁文字，这一点就令人咋舌，尤其令敌人咋舌。我在演说时常打趣说：“我刚坐牢时，特务
们说你李敖太坏了，什么书都不准你看。我闷得发慌，就向他们说：《三民主义》可不可以
看呀？他们一想，《三民主义》总可以给他看。我有了《三民主义》，又向他们说：《国父
全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国父全集》也可以给他看。我有了《国父全集》，又向
他们说：《蒋总统集》可不可以看呀？他们一想，《蒋总统集》当然更可以给他看了，因此
我有了一大堆狗屁书，就坐在马桶上以臭对臭，看起来了。我想全世界的人谁都没全部看过
《蒋总统集》，包括‘蒋总统’自己，因为其中许多狗屁文字是别人替他捉刀的。可是我李
敖却全部看过，这下子可不得了，我成了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了，最妙的，我在这些
大量的狗屁文字里掏到不少妙论，诸如‘中华民国亡国论’、‘反攻无望论’、‘赞成西藏
独立论’等……都曾出自蒋介石的谈话，这些谈话本是机密的，可是后来秦孝仪等文学侍从
之臣，认为领袖的言论还有什么问题，因此照单全收，糊里糊涂编印出来，最后被我看到
了，大大泄了国民党的底，这是何等痛快！”
以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亡国论”为例：在一九五0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阳明山
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中，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
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
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
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
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
看到了吧！照蒋介石的说法，“中华民国”早在“去年（一九四九）年终”就“灭亡”
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中华民国总统”的
“总裁言论”也！
再以蒋介石的“反攻无望论”为例：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在《掌握中兴复国
的机运》中，就有这么一段：
如果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
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照蒋介石的说法，如果在一九六九年以前回不去，以后也永远回不去了。假若如此，我
们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是否也应查禁《蒋总统集》，以阻止“反攻无望论”的流传？换言之，
假使不查禁《蒋总统集》，我们就应予《自由中国》平反，昭雪雷震。因为雷震当初就是以
“反攻无望论”入罪坐牢的。
再以蒋介石的“赞成西藏独立论”为例：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告西藏同
胞书》中，就有这么一段：
我中华民国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政治社会组织，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生活
的自由。我现在更郑重声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俟摧毁匪伪政权之后，西
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时，我政府当本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
请问，这怎么解释？不是公闻表示你允许“藏独”吗？换言之，一旦你回大陆以后允许
“藏独”，是否你回大陆以后也允许“台独”呢？假若如此，那台湾要想“台独”，只有先
帮国民党反攻大陆了。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证明，何必搞内幕呢？我们只要精通公开的资
料，再赋予新的解释，就非常有趣了。
我这种国民党总理与总裁著作专家的恶作剧，可真苦了为国民党搞宣传的那些大员们。
最灰头土脸的是秦孝仪，秦孝仪以外，其他国民党文宣大员也闻之胆寒。有一次在李涛“二
一00全民开讲”节目上，碰到国民党文工会头目廖风德，他私下告诉我：“你李先生提出
蒋总统‘中华民国亡国论’以后，我们中央党部文工会急了，赶忙去查，看你是不是造谣，
结果在总裁一九五0年三月十三日的秘密谈话中，果然找到了那段话，我们又气你又佩服
你！”我听了，哈哈大笑。此蒋介石关李敖之功也！结果关出个蒋介石专家来，把他搅得七
荤八素，真是活该啊！看你还敢关老子！
从一九八二年我四十六岁到一九九二年我五十六岁十年间，我展开了颠覆国民党的“笔
伐”大业。这一大业，我做得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
连续十年之久，做这样博学而艰苦的斗争。这一斗争，还有两个旁支，一个是我为人辨冤白
谤，从英雄张学良到名将孙立人、从死囚张国杰到老兵李师科……乃至奇冤异惨的种种大小
案件、翻案史实，我都介入其中，奋笔为文，大量出书，不遗余力；另一个是我不但带头批
评国民党，也在党外人士不争气的时候批评党外，我写过《党外与浑蛋》、《我们要有批评
党外的自由》等文字，并且对“台湾人的政治规格”，多所着墨。最后这批人当道了、当家
做主了，就轮流执政的意义来说，我已功德圆满，虽然我不免发生错误。例如我当年骂他们
是浑蛋，现在我承认我骂错了，实际上，公道他说，他们实在不是浑蛋——他们是大浑蛋！
不论是支持王八蛋也好、谴责大混蛋也罢，我的“阶段性使命”业已达成，这些杂碎之
人之事，对我都是泡沫，我懒得再多写了。——“‘猪’事不宜”，不亦宜乎？
16 闹衙纪
一代大侠，放刁司衙 民国不见，只见中华
我从三十六年前（一九六二）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后，自此讼性大发，打官司变成家常便
饭，前后出庭几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发人、或代理人，进出法院，自己几无宁日，
而敌人与法官更无宁日。三十六年来打的官司之多，已难毕数，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
用，那就是我跟台湾伪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来衙门欺负老百
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
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
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
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
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
土，而吾济“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
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
去。问题是一定得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我生平著作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九十六册，查禁法令，种类滋彰，或根据“台湾
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或根据“出版法”、或根据“戒严法”、或根据
“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但弄得我们眼花镣乱，连他们自己也眼花镣
乱，尤其在下级执行人员执行时，更是眼花镣乱。就在这种眼花缭乱中，在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