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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中不胫而走，而《丑陋的中国人》使柏杨的影响富有震撼力。在80年代上半期，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焦虑，年轻一代学人崇尚西学，重新挑起启蒙旗帜，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要追赶西方，当然要反思传统及其现实。很显然，反思的余地很小，传统文化就这样成为全部反思的落脚点。在那时，可引证的权威资料并不算多，胡适是一个苍凉的历史形象，而柏杨则要现实且生动得多，柏杨就这样成为大陆青年学子津津乐道的对象。多少年过去了，柏杨的名字似乎有点淡忘，就象80年代一样，逝去得那么平静，那么没有道理。中国的历史总是被匆忙地翻过去，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丰厚的遗产总是包裹着问题被永久寄存，而对未来的奢望必然注定了挫败的宿命。80年代不应该如此被简单地忘却，柏杨也依然有其重新阅读意义和价值。最近，苏州古吴轩出版社颇有眼力，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其实是柏杨的这本书第一次正版进入中国大陆，80年代的盗版图书正如它的“非法阅读”一样，21世纪，我们正可“合法性地”平心静气地来阅读一下这本震撼华人世界的奇书。古语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今天，在文化多元语境中，我们更有心胸面对这本锋芒逼人的书。
柏杨自己解嘲地说，“吴刚伐树我洗缸”。谁都知道柏杨用“酱缸文化”来指称中国传统文化，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指出中国传统至今的文化存在的问题，用他的尖锐和犀利去除传统文化的余孽糟粕。这倒是应了毛泽东诗词当年的那句话“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然而，柏杨没有那么悲壮，他一直是在做着极其艰难困苦的反思工作，就是在当年的台湾岛和海外华人世界，他承受的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柏杨在60年代的写作异常活跃，成为台湾岛内最受欢迎的杂文家，他对国民学党的政治高压时常冷嘲热讽，由于被怀疑影射攻击蒋家父子，被罗织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又26天）。出狱后，柏杨并没有屈服，据他后来的回忆，他最早试图发表“丑陋的中国人”是在他出狱后不久。但他在台湾无法演讲，多次准备演讲这个睿慷急蝗∠Ｖ钡�1984年他受美国爱荷华大学邀请做短期访问，他的演讲睿俊俺舐闹泄恕保舱呷种腔耍种皇前兹恕＞菟翟谘萁步崾氖焙颍匮罡械矫娑陨焦纫谎募啪玻挥姓粕窠谛缘奈帐侄迹XT免费下载吧22xg收集整理；若侵犯了您的版权利益；敬请来信通知~＇
没有。很显然，听众没有认同柏杨的观点。但柏杨并不气馁，他依然固执己见，毫不留情，决不姑息，他的锋芒所向，总是直击要害，他把中国传统中的痼疾，把民族性格中的弱点揭露无遗。
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对于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在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人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直到今天，那些事实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毫发无损，那些恶习丑行依然猖獗。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
事实上，柏杨并不是独一无二故作惊人之论，他对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性的剖析，不过承继了现代中国启蒙未竞的事业而已，鲁迅先生当年猛烈批判过国民性，他对中国人爱之弥深，恨之愈切。胡适也同样深刻批判过中国传统，这不能否定他对中国民族深切的爱。批判传统，指出中国人习性的负面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要伤害民族自尊。恰恰相反，柏杨要的是更真实的的、更健全的民族自尊。现在，到处盛行是“有了快感就喊”的读物，我们还有痛处，还有切肤之痛，有了痛处也要喊，这才是健全的文化。21世纪，中华民族要承担更艰巨的历史重任，要为人类做出更大的成就。在新世纪之初，我们重读柏杨的书，这会让我们有更加强健的心智，去除弊端，去伪存真，去劣存优，承担历史重任，开创中华民族崭新的未来。
2004…9…17
书评谈中国人的尊严（1）
《丑陋的中国人》作者柏杨受访谈中国人的尊严做这个专访的起因，是因为上月国际汉学界提出了“柏杨学”的概念，这个一度深深刺伤和影响中国人的名字，又一次跳入了编辑部的视野。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多年以后，柏杨有什么不一样，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 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经说：“柏杨已经不可能再引起当年那样的轰动了，因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远比十几年前宽容和开放” “不当大师，要当游击队长” 《国际先驱导报》：1999年在香港召开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你被认为是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杂文家，你却说自己没什么理论，是个“独自作战的游击队员”，那么你认为自己的敌人是谁？作战目标是什么？另外，最近出版社出版了《柏杨全集》，台北也举行了“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会上还首次提出“柏杨学”的概念，那么现在你是如何看待社会给予的这些肯定呢？ 柏杨：（笑）我实在是太幸运，能活着看到自己全集的出版，也能活着参加有关自己的研讨会。所以在刚刚结束的那个研讨会上，我开玩笑说：“大家给我这么高的评价，那我告诉大家，明天如果你们打电话到我家，我太太将会告诉你们，柏杨已经进医院了。为什么呢——已经高兴得疯掉了，忘记自己是谁了。你们要对此负责，以后每人负责照顾我一天……” 其实，一直到今天为止，我始终没有觉得自己就成为什么“大师”了。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只是个游击队员，我只是指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病在哪里，却没能力去治病救人。 我的敌人很明确，就是“酱缸文化”，而我的目标是希望让我们的中华文化更加健康，让我们中国人受到世界的尊重，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尊严。 我一直以来的努力，就是希望唤醒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现在我的观点和作品得到重视，这也不过是说明：我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参加我的“游击队”，我就勉强算个“游击队长”吧。 《国际先驱导报》：你曾经说过自己比鲁迅要强，因为你站在他的肩膀上，那么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你觉得哪些人对你的帮助比较大，也就是说你站在哪些人的肩膀上？ 柏杨：首先声明，我说我的杂文比鲁迅写得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你们一定比我写得好，因为你们站在我的肩膀上，而你们的下一代也一定比你们写得好，也是这个原因，历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我不喜欢里边的思想。那里边总有一个祖师爷或者是武功秘籍，现代社会里不应该有这个东西，任何事情都应该是发展的。如果我们国家4000年还不进步，还叫什么民族？ 打个比方，鲁迅当年能看5公里远，而我用望远镜后能看10公里，你们年轻人就应拿到更好的望远镜，要能够看到20公里甚至更远。社会就是如此进步和发展的。 至于我从哪些人那里获得帮助，我觉得，如同人不可能指出哪个馒头对他的成长最重要，我也无法说明谁对我的帮助最大，应该说我的成长过程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例如，鲁迅、张恨水的小说都对我影响比较大，我的太太，还有我的那么多好朋友，都一直给予我很大帮助。所以，我有今天的成绩，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因为是时代造就了我，是许多人支持着我。 《国际先驱导报》：你说喜欢看武侠小说，那你爱看哪些作家的小说？ 柏杨：我也喜欢金庸，他前一段不是去“华山论剑”了吗，我很欣赏他的做法，我的身体是不如他，否则也还想再回大陆，回我的老家去看看。 “中国人要赢得真正的尊严” 《国际先驱导报》：从《丑陋的中国人》的针砭时弊，到《中国人史纲》的冷静思考，再到《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深刻沉淀，是否有一种使命感始终支撑着你一路走来？ 柏杨：我从小就喜欢打抱不平，特别爱管闲事，尤其是容不得人欺负人，见不得人的尊严受到践踏。比如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位父亲打他的孩子，我就上去制止，指责他不该打孩子，结果反被那个父亲打了一顿。后来再看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我就开始写文章批判那些丑恶的现象。 而看到的阴暗面多了，我就开始从我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层面去反思，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唤起更多的人们，让他们共同来认识和反思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共同涤除那些不好的地方，发扬那些优良的传统，学习西方文化中先进的方面，建设一个更加健康、文明、值得尊重的文化。 而我最终的愿望，是中国人能拥有真正的尊严，这种尊严不是别人施舍给你的，而是通过我们对别人的尊重和包容，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获得的。 《国际先驱导报》：除了《丑陋的中国人》以外，你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从卷帙浩繁的中国史册中写成的《中国人史纲》，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在描述19世纪的中国时，你的评价是“羞辱的痛苦世纪”，在描述20世纪时，你的评价是“充满惊涛骇浪”，那么你对21世纪的中国是如何期待的呢？ 柏杨：希望这个世纪中国能真正富强起来。特别是大陆，现在形势不错，就应该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不仅物质上要极大丰富，文化上也要不断创新发展，推动人类不断前进，让中国获得世界的尊重，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知道你的祖籍是河南辉县，那你怎么看中原文化？内地出版的一本《河南人惹谁了》你知道吗？ 柏杨：我听说了，但没读过。去年香华回内地，就听到有人说“你怎么嫁了个河南人”？我很心痛啊，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有些人还要以省份划界而歧视别人呢？其实究其原因，一个字：穷。穷就得不到尊重，甚至得不到怜悯，因为穷就没机会读书，不读书就愚笨就更穷，这是恶性循环。 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要不断发展，不光是河南，全中国人都要努力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用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别人的尊重。这种尊重不是靠别人施舍的。 “宋美龄要从中国文化里去找原因” 《国际先驱导报》：你一直在积极反对“酱缸文化”，那么你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柏杨：蒋介石在台湾推动“复兴中华文化”时，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有病。 有一个例子是关于刚刚去世的宋美龄。其实我一直认为她为国家和人民还是做了很多事的，但前两天我看一部有关她的纪录片，上面讲了一段她的故事，结果让我十分难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宋美龄在美国的时候，有美国友人问她：“如果中国发生群众游行示威，你们会怎么处理？”结果她作了一个杀头的姿势，意思是坚决镇压。这样一个受过民主教育的中国人，居然在骨子里还是这么封建和专制，不尊重群众，我认为这只能从中国文化中去找原因。 而拿大陆来说，“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结果是严重摧残了人性和高贵品德。许多人开始变得虚伪狡猾，没有诚信，没有骨气，让人瞧不起。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有许多好的东西，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食嗟来之食”等，都体现了人的尊严以及对人的尊重。但这些思想只是某些智者的思想闪光点，被记录在书本上，然后被放到书架上，并没有深入民心，没有形成一种行为和道德规范，更没有形成一种文化。 至于“勤劳”、“一诺千金”等为广大群众普遍接受的美德，实际上也在遭到严重破坏后丧失了，需要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