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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着-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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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国家呢?在未变之前,人民的生活是,父兄姊弟,大大小小都睡在同一炕上,商鞅使他们过文明生活,不准父母子女同房,也不准哥哥妹妹同房,告诉他们一定要分开来睡,可见那时他们是一个怎么样野蛮落后的国家。商鞅变法,并不是变出一个原子弹,也不是物质上的改革,而是制度的、社会的、教育文化的,基本上的改变,他成功了。那时候是纪元前四世纪,到现在两千余年,中国却没有再一次的突破。每一个想要突破的人,最后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商鞅的下场,是车裂,是五马分尸,儒家学派也常常宣扬这些改革人的下场,阻吓中国人进步(笑声)。历史上最好的一位改革家王安石,他的道德学问和工作能力,无懈可击,可是他的改革却遭到那么大阻力。像张居正,他的遭遇跟商鞅一样凄惨,他刚死了之后,家就被查封,他的儿子活活饿死;一直到康有为的戊戌变法,都不能成功。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利不十,不变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绝不可以改革,这种观念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进步、不能强大的最大原因。任何改变都没有十分之十的利益,只要有十分之五点五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益。

    譬如说你现在要从斯坦福开车到圣荷西,我认为你不可以开车去,因为汽车可能出车祸;你应该步行去,因为利不十,不开车(笑声)。这样的看法你怎么说吧,而且开汽车还要先去学开车,浪费时间,在街上你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笑声)。如果步行,既可以节省金钱,又可以增进健康,而且没有危险,各位听了我的话,明天是不是就步行不开车了。事实上,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我们就应该变,要求百分之百的利益,永远不可能。昨天晚上,几位朋友谈到汉字拼音化问题,有人讲这样毛病,有人讲那样毛病,当然有毛病,天下哪有没有毛病的改革?有的是情绪上反对,有的是理论上反对。可是假如你要它一变,就得到百分之百的好处,天下根本没有这样的怪事。因为儒家本身的精神是保守的,宋王朝一位皇帝,曾问司马光是不是一定要改,假如西汉王朝一直不变萧何的法律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当然可以,正因为有太多的妄人、太多的好事之徒乱变,才使贼盗横行,假如一直不变的话,尧舜时代的美风善俗,就会保持到今天。各位,这种人真是妨碍中国进步的蟊贼。司马光是一个官场老将,他一当上宰相就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法全部废除,包括效果已十分显著的募役法。苏东坡和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都提出反对,司马光马上翻脸。这说明时代绊脚石是不论是非的,不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也不效忠国家元首,而只效忠自己的利益,司马光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一个官场混混罢了。

    第五点是,太多的人口害了中国……

    (此时因换录音带之故,录音中断了。)

    改朝换代的内战之后,接着是人口大量增加,又重复恢复悲惨:战争,杀戮,死亡。有人说美国这地方很好,生活水准很高,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假如美国人口增加十亿,把中国内地的人口搬过来,美国就有十二亿了,你看会有怎样的情况?(笑声)人口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中国要想强大,人口一定要拼命减少。有句话说: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馍。馍,就是馒头、面包。在过去的时代,人多的确好干活。而现在呢,人口多了没有用,一百个人不如一个计算机(笑声)。人少好吃馍,这句话倒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以各位的家庭收入,养两三个孩子,还能够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如果一下子你不小心,生了两百个孩子,生活怎么维持下去呢(哄堂大笑)。生活费、学费、衣服费等,用什么开支?中国人口太多,贫穷太深,官场太厚,竞争太厉害,这些原因使我们中国人呈现一种现象:就是脏、乱、吵,和永不止息的内斗(笑声)。中国人讲起话来,来势汹汹(笑声),使我们丧失了礼貌。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人问我对美国的印象怎样,我说我觉得美国是个礼义之邦。又问我中国是不是礼义之邦呢?我认为中国绝对不是礼义之邦(哄堂大笑)。中国人是这么粗野,几乎随时都准备给对方一个迎头痛击。各位一定可以发现,中国人很少面露笑容,是不是因为灾难太多,痛苦太多,忧愁的时间太长,使中国人笑不出来。所以我觉得美国是个欢愉的民族,至少我所看到、所接触到的美国,是一个非常快乐、善良、乐于帮助别人的民族。而中国人比较忧虑,总是充满了敌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利益。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为了自卫而虎视眈眈(笑声)。有人说美国有种族歧视。当然有种族歧视,事实上不限于美国,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种族歧视,但是美国至少包容了我们,不但包容我们的人,也包容我们的没有礼貌、脏、乱、吵,和不停的内斗。

    以上是我的一点心得,毫不隐瞒地提出来,也是我来到美国“考察”,回来后向各位董事先生所作的忠实报告(笑声)。

    第二部分人生文学与历史(5)

    我们的优点,不必再说了,因为说来说去,它还是存在;不说,它也不会跑掉。我提出我们的缺点,这样才可以促使我们自我反省。这些缺点已经非常严重,在我们酱缸文化里,我们面临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应该怎样的反应呢?我略为报告我的意见。

    这些问题,如果它是问题的话,我们最重要的反应,应该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几千年下来,一切东西都由别人──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替我们想好了,自己不需要想,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样做才对呢,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洛克菲勒的儿子到新几内亚去探险,被土人吃掉了,这件事发生之后,台北报纸登出来,很多人说,有福不知道享福,要是我,我就不会去。这次我在凤凰城一位美国朋友家里住了五六天,主人的十六岁女儿Margret,到洪都拉斯去帮助当地人,使他们了解眼睛卫生的常识。洪都拉斯的卫生跟中国相比的话,要比我们还差,当地非常的脏,以致这个女孩一觉醒来,竟然发现有一头猪跟她睡在一起。我在那里的时候,她恰巧服务结束,回家向她妈妈报告,眉飞色舞地说,明年她还要再去,因为那个地方太贫穷落后了,需要去帮助他们,她母亲立刻鼓励她再去。我们中国人也许会想,要是我的话,我才不去呢。可是那个美国妈妈却夸奖她的女儿,认为她的女儿有见解,有爱心,以她女儿能够为别人献身服务的表现,引为骄傲。她并不是向我表示她的爱心,我又不能给她官做(笑声),也不能给她股份(笑声)。我在她的眼中,不过落后民族的一员。而是那个妈妈内心深处真挚的想法。相形之下,中国人就聪明多了。因为中国人太聪明,我想世界上的民族,包括犹太人在内,恐怕都没有中国人这么聪明。假如是单对单,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话,中国人一定是胜利者。但是如果是两个人以上的话,中国人就非失败不可,因为中国人似乎是天生地不会团结(笑声)。团结的意义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抛弃一部分。比如现在有两个圆形物体,必须用刀削成两个较小的方形,才能紧密地粘在一起。可是彼此只希望自己不要被削,而只削别人的,要削掉自己的就不干了,这样怎么能团结(大笑)?中国人是太聪明了,没有一个人敢说中国人不聪明,中国人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聪明到被卖到屠宰场的时候,还拼命讲价钱,多赚了五块钱,就心花怒放(大笑)。就是这种情形,中国人太聪明,太聪明的极致一定是太自私。凡是不自私的行为,不自私的想法,都会被讥笑为傻子。中国人不够宽容,凡是一个人心情厚道,宽恕别人,赞扬别人,就会被人骂作傻子。人家打你的脸,你竟然敢反抗;人家违法,你竟然敢据理力争,你就是傻子。一件冒险的事,既不能做官,又不能发财,你去做了,大家当然说你是傻子。我觉得一个中国人必须多少有一点傻子的心情,然后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得救,不然的话,就会像印第安人一样,日渐没落。有句俗话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可见得人不自私的话,就会被别人认为不可救药。我们能不能够从自己开始,不要靠政府,也不要求别人,只是从自己做起,做一些世俗认为的傻事?

    总结我的意见,我们不要把人际关系搞得那么复杂,先从自己开始,从自己的孩子开始,训练起来!譬如,美国小孩子在自助餐桌上,妈妈告诉他,吃饭之后要把东西收拾好,弄干净,放在那里。这种教育应该从本身开始,从孩童时代开始,我们应该把这种训练当作一种起步和一种里程。中国人的美德多得很,可惜都在书上(笑声)。我们希望这些美德都能出现在我们的行为上,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办到。今天我报告我自己的意见完了,占用的时间太多,还请多多原谅,多多指教(热烈掌声)。

    听众A:我觉得问问题起码要十分钟才够。

    主席:对不起,只有两分钟,因为很多人都想提出问题。

    听众A:柏杨先生刚才提到封建制度摧残人权的问题,你提到明王朝摧残人权,其实西方情形也差不多。我想西方文化也是同样经过君主专制的洗礼,为什么能够产生后来那种个人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为什么中国就不能产生……

    主席:停一下好吗?你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两分钟。(笑声)

    柏杨:这不是讨论,这是考试(笑声)。不过用不着考,我已经是博士,是绿岛博士(笑声、掌声)。可惜我没有能力答复你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没有能力了解为什么西洋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吃饭用筷子一样。文化的产生是逐渐的,这两种文化在最初没有交通,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很小,每个文化都照各自的模式去发展。个人的人生和民族的命运,往往被一个很小、很弱的因素,使他转变方向。但我们不晓得这个很小、很弱的因素是什么,或是在什么地方。

    听众B:我想就这位先生所提的问题,向您再请教。刚才我听您的演讲,得到以下这样的感想,觉得您对中国文化的结论是这样下的: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过去是一个专制的文化,有一个专制的政体,因此今天社会上才会演变成这样一种风气,也就是官场风气。因此,我想刚刚这位先生的问题,还是可以解释出其中的道理,因为您认为既然有了专制政体的大前提在,因此才产生这样的风气。既然两个文化都有同样的历史传统,为什么今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依照您的结论来看,似乎结果应该一样。我也许是乱替柏老的结论下个卷标,我想您的结论是文化遗传论。记得容格曾经说过,文化是可以遗传的,如果人的老祖宗持有怎样的观点,子孙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过去有专制政体,即使我们今天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可能还留有过去文化的专制因子。容格从心理学的立场提出这样的论点,但今天很多人却认为大有问题。第二点,听了您的讲演,使我们过去非常乐观的年轻的一代,有点难过。以我来讲,可以说是年轻的一辈,是新生代的一员,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一代,在整个社会风气和思想方式上,一定要和我的前辈不一样。譬如说我今天并没有做官,我不能保证我将来做官是不是变成只有官性没有人性(笑声)。但我觉得,有一天我到了那个场合,我相信我的官性仍然要比过去的人要少一点,人性还要多一点。但是您今天这样一讲的话,我觉得和我的想法不太一样,谢谢您。

    柏杨:我想我只是讲历史事实,因为时代和环境的转变、教育的导向,现时代可能不再会这样。而且我相信你的诚心,也相信你做得到。

    听众B:我想您的诠释,也许跟我的不太一样。

    柏杨:我要强调一点,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西洋的专制政治,在深度和广度上,差异很大。西洋历史我还没有开始念(笑声),不过我觉得有所不同。比较起来,中国专制是极端的,西洋宫廷里只跪一条腿,只有对上帝才跪两条腿,对人恐怕很少跪两条腿。中国不但跪两条腿,而且还要磕头,而且还要磕响头(笑声)。清王朝末年有句话说:多磕头,少说话。所以我想中国专制的内涵、专制的程度,恐怕跟西洋不一样。我看过法国路易十四一幅油画,路易十四很伟大地坐在当中,大臣坐在旁边,皇后也坐在旁边,这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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