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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国家呢？在未变之前，人民的生活是，父兄姊弟，大大小小都睡在同一炕上，商鞅使他们过文明生活，不准父母子女同房，也不准哥哥妹妹同房，告诉他们一定要分开来睡，可见那时他们是一个怎么样野蛮落后的国家。商鞅变法，并不是变出一个原子弹，也不是物质上的改革，而是制度的、社会的、教育文化的，基本上的改变，他成功了。那时候是纪元前四世纪，到现在两千余年，中国却没有再一次的突破。每一个想要突破的人，最后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商鞅的下场，是车裂，是五马分尸，儒家学派也常常宣扬这些改革人的下场，阻吓中国人进步（笑声）。历史上最好的一位改革家王安石，他的道德学问和工作能力，无懈可击，可是他的改革却遭到那么大阻力。像张居正，他的遭遇跟商鞅一样凄惨，他刚死了之后，家就被查封，他的儿子活活饿死；一直到康有为的戊戌变法，都不能成功。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利不十，不变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绝不可以改革，这种观念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进步、不能强大的最大原因。任何改变都没有十分之十的利益，只要有十分之五点五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益。
譬如说你现在要从斯坦福开车到圣荷西，我认为你不可以开车去，因为汽车可能出车祸；你应该步行去，因为利不十，不开车（笑声）。这样的看法你怎么说吧，而且开汽车还要先去学开车，浪费时间，在街上你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笑声）。如果步行，既可以节省金钱，又可以增进健康，而且没有危险，各位听了我的话，明天是不是就步行不开车了。事实上，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我们就应该变，要求百分之百的利益，永远不可能。昨天晚上，几位朋友谈到汉字拼音化问题，有人讲这样毛病，有人讲那样毛病，当然有毛病，天下哪有没有毛病的改革？有的是情绪上反对，有的是理论上反对。可是假如你要它一变，就得到百分之百的好处，天下根本没有这样的怪事。因为儒家本身的精神是保守的，宋王朝一位皇帝，曾问司马光是不是一定要改，假如西汉王朝一直不变萧何的法律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当然可以，正因为有太多的妄人、太多的好事之徒乱变，才使贼盗横行，假如一直不变的话，尧舜时代的美风善俗，就会保持到今天。各位，这种人真是妨碍中国进步的蟊贼。司马光是一个官场老将，他一当上宰相就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法全部废除，包括效果已十分显著的募役法。苏东坡和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都提出反对，司马光马上翻脸。这说明时代绊脚石是不论是非的，不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也不效忠国家元首，而只效忠自己的利益，司马光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一个官场混混罢了。
第五点是，太多的人口害了中国……
（此时因换录音带之故，录音中断了。）
改朝换代的内战之后，接着是人口大量增加，又重复恢复悲惨：战争，杀戮，死亡。有人说美国这地方很好，生活水准很高，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假如美国人口增加十亿，把中国内地的人口搬过来，美国就有十二亿了，你看会有怎样的情况？（笑声）人口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中国要想强大，人口一定要拼命减少。有句话说：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馍。馍，就是馒头、面包。在过去的时代，人多的确好干活。而现在呢，人口多了没有用，一百个人不如一个计算机（笑声）。人少好吃馍，这句话倒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以各位的家庭收入，养两三个孩子，还能够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如果一下子你不小心，生了两百个孩子，生活怎么维持下去呢（哄堂大笑）。生活费、学费、衣服费等，用什么开支？中国人口太多，贫穷太深，官场太厚，竞争太厉害，这些原因使我们中国人呈现一种现象：就是脏、乱、吵，和永不止息的内斗（笑声）。中国人讲起话来，来势汹汹（笑声），使我们丧失了礼貌。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人问我对美国的印象怎样，我说我觉得美国是个礼义之邦。又问我中国是不是礼义之邦呢？我认为中国绝对不是礼义之邦（哄堂大笑）。中国人是这么粗野，几乎随时都准备给对方一个迎头痛击。各位一定可以发现，中国人很少面露笑容，是不是因为灾难太多，痛苦太多，忧愁的时间太长，使中国人笑不出来。所以我觉得美国是个欢愉的民族，至少我所看到、所接触到的美国，是一个非常快乐、善良、乐于帮助别人的民族。而中国人比较忧虑，总是充满了敌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利益。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为了自卫而虎视眈眈（笑声）。有人说美国有种族歧视。当然有种族歧视，事实上不限于美国，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种族歧视，但是美国至少包容了我们，不但包容我们的人，也包容我们的没有礼貌、脏、乱、吵，和不停的内斗。
以上是我的一点心得，毫不隐瞒地提出来，也是我来到美国“考察”，回来后向各位董事先生所作的忠实报告（笑声）。
第二部分人生文学与历史（5）
我们的优点，不必再说了，因为说来说去，它还是存在；不说，它也不会跑掉。我提出我们的缺点，这样才可以促使我们自我反省。这些缺点已经非常严重，在我们酱缸文化里，我们面临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应该怎样的反应呢？我略为报告我的意见。
这些问题，如果它是问题的话，我们最重要的反应，应该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几千年下来，一切东西都由别人──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替我们想好了，自己不需要想，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样做才对呢，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洛克菲勒的儿子到新几内亚去探险，被土人吃掉了，这件事发生之后，台北报纸登出来，很多人说，有福不知道享福，要是我，我就不会去。这次我在凤凰城一位美国朋友家里住了五六天，主人的十六岁女儿Margret，到洪都拉斯去帮助当地人，使他们了解眼睛卫生的常识。洪都拉斯的卫生跟中国相比的话，要比我们还差，当地非常的脏，以致这个女孩一觉醒来，竟然发现有一头猪跟她睡在一起。我在那里的时候，她恰巧服务结束，回家向她妈妈报告，眉飞色舞地说，明年她还要再去，因为那个地方太贫穷落后了，需要去帮助他们，她母亲立刻鼓励她再去。我们中国人也许会想，要是我的话，我才不去呢。可是那个美国妈妈却夸奖她的女儿，认为她的女儿有见解，有爱心，以她女儿能够为别人献身服务的表现，引为骄傲。她并不是向我表示她的爱心，我又不能给她官做（笑声），也不能给她股份（笑声）。我在她的眼中，不过落后民族的一员。而是那个妈妈内心深处真挚的想法。相形之下，中国人就聪明多了。因为中国人太聪明，我想世界上的民族，包括犹太人在内，恐怕都没有中国人这么聪明。假如是单对单，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话，中国人一定是胜利者。但是如果是两个人以上的话，中国人就非失败不可，因为中国人似乎是天生地不会团结（笑声）。团结的意义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抛弃一部分。比如现在有两个圆形物体，必须用刀削成两个较小的方形，才能紧密地粘在一起。可是彼此只希望自己不要被削，而只削别人的，要削掉自己的就不干了，这样怎么能团结（大笑）？中国人是太聪明了，没有一个人敢说中国人不聪明，中国人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聪明到被卖到屠宰场的时候，还拼命讲价钱，多赚了五块钱，就心花怒放（大笑）。就是这种情形，中国人太聪明，太聪明的极致一定是太自私。凡是不自私的行为，不自私的想法，都会被讥笑为傻子。中国人不够宽容，凡是一个人心情厚道，宽恕别人，赞扬别人，就会被人骂作傻子。人家打你的脸，你竟然敢反抗；人家违法，你竟然敢据理力争，你就是傻子。一件冒险的事，既不能做官，又不能发财，你去做了，大家当然说你是傻子。我觉得一个中国人必须多少有一点傻子的心情，然后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得救，不然的话，就会像印第安人一样，日渐没落。有句俗话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可见得人不自私的话，就会被别人认为不可救药。我们能不能够从自己开始，不要靠政府，也不要求别人，只是从自己做起，做一些世俗认为的傻事？
总结我的意见，我们不要把人际关系搞得那么复杂，先从自己开始，从自己的孩子开始，训练起来！譬如，美国小孩子在自助餐桌上，妈妈告诉他，吃饭之后要把东西收拾好，弄干净，放在那里。这种教育应该从本身开始，从孩童时代开始，我们应该把这种训练当作一种起步和一种里程。中国人的美德多得很，可惜都在书上（笑声）。我们希望这些美德都能出现在我们的行为上，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办到。今天我报告我自己的意见完了，占用的时间太多，还请多多原谅，多多指教（热烈掌声）。
听众A：我觉得问问题起码要十分钟才够。
主席：对不起，只有两分钟，因为很多人都想提出问题。
听众A：柏杨先生刚才提到封建制度摧残人权的问题，你提到明王朝摧残人权，其实西方情形也差不多。我想西方文化也是同样经过君主专制的洗礼，为什么能够产生后来那种个人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为什么中国就不能产生……
主席：停一下好吗？你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两分钟。（笑声）
柏杨：这不是讨论，这是考试（笑声）。不过用不着考，我已经是博士，是绿岛博士（笑声、掌声）。可惜我没有能力答复你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没有能力了解为什么西洋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吃饭用筷子一样。文化的产生是逐渐的，这两种文化在最初没有交通，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很小，每个文化都照各自的模式去发展。个人的人生和民族的命运，往往被一个很小、很弱的因素，使他转变方向。但我们不晓得这个很小、很弱的因素是什么，或是在什么地方。
听众B：我想就这位先生所提的问题，向您再请教。刚才我听您的演讲，得到以下这样的感想，觉得您对中国文化的结论是这样下的：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过去是一个专制的文化，有一个专制的政体，因此今天社会上才会演变成这样一种风气，也就是官场风气。因此，我想刚刚这位先生的问题，还是可以解释出其中的道理，因为您认为既然有了专制政体的大前提在，因此才产生这样的风气。既然两个文化都有同样的历史传统，为什么今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依照您的结论来看，似乎结果应该一样。我也许是乱替柏老的结论下个卷标，我想您的结论是文化遗传论。记得容格曾经说过，文化是可以遗传的，如果人的老祖宗持有怎样的观点，子孙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过去有专制政体，即使我们今天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可能还留有过去文化的专制因子。容格从心理学的立场提出这样的论点，但今天很多人却认为大有问题。第二点，听了您的讲演，使我们过去非常乐观的年轻的一代，有点难过。以我来讲，可以说是年轻的一辈，是新生代的一员，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一代，在整个社会风气和思想方式上，一定要和我的前辈不一样。譬如说我今天并没有做官，我不能保证我将来做官是不是变成只有官性没有人性（笑声）。但我觉得，有一天我到了那个场合，我相信我的官性仍然要比过去的人要少一点，人性还要多一点。但是您今天这样一讲的话，我觉得和我的想法不太一样，谢谢您。
柏杨：我想我只是讲历史事实，因为时代和环境的转变、教育的导向，现时代可能不再会这样。而且我相信你的诚心，也相信你做得到。
听众B：我想您的诠释，也许跟我的不太一样。
柏杨：我要强调一点，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西洋的专制政治，在深度和广度上，差异很大。西洋历史我还没有开始念（笑声），不过我觉得有所不同。比较起来，中国专制是极端的，西洋宫廷里只跪一条腿，只有对上帝才跪两条腿，对人恐怕很少跪两条腿。中国不但跪两条腿，而且还要磕头，而且还要磕响头（笑声）。清王朝末年有句话说：多磕头，少说话。所以我想中国专制的内涵、专制的程度，恐怕跟西洋不一样。我看过法国路易十四一幅油画，路易十四很伟大地坐在当中，大臣坐在旁边，皇后也坐在旁边，这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