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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新华骂杨同光的时候，最喜欢用的词就是窝囊废，可当初为了把这个“窝囊废”抢到手，她在矿上闹出了很大的风波：她天天去找杨同光，但杨同光并不承认自己在跟她谈恋爱，当有人给杨同光介绍女朋友的时候，她竟然躺到杨同光床上去，赖着不起来！大家以为两人生米已做成了熟饭，也就不再多事了，只是骂赵新华不要脸。她不怕骂，以这种方式让杨同光终于接受了她，她感到自豪。那正是难得的理想主义时期，把文凭看得高于一切，杨同光读的大学是最好的，赵新华就为这个自豪。可结婚后，她才觉得过日子与读好大学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杨同光除了比别人更穷，实在无什么特别之处。后来出了那件事（数学家邀请杨同光去上海被他拒绝），她的自豪感就彻底湮灭了。数学家的那封信，并没寄到子弟校，而是寄到总公司，总公司又转到板凳山矿机关，落到了赵新华手里。赵新华看了信，激动得耳根都在抖。她并非不知道杨同光当年的历史，也清楚杨同光拒绝留校的理由，可她想，那时候的杨同光与她有什么关系？那时候的杨同光她根本就不认识，而这时候的杨同光就不同了，既是她丈夫，也是他们儿子的父亲，因此就应该为他们母子未来的命运负责。她兴奋得难以自持，当即就给机关许多人说了这消息，她的那些姐妹全都跑来酸溜溜地祝贺她，说新华要从一个黑不溜秋的矿山妹变成风花雪月的上海婆了。她心里产生了狂乱的梦想，当真把自己看成了上海婆。谁知结果竟是那样！从那以后，赵新华就常常骂他是窝囊废……
妻子一骂，杨同光就真是一副窝囊废的样子，拖着手，歪着脑袋站在那里，由于头发太柔软，便死死地贴住头皮，看上去头发就是他的头皮，又薄又黄，有些地方还白沙沙的。
赵新华说你总要放声屁呀！
他说明天，明天我给邱董事长打个电话。
明天是星期天呢，你知道他家里的电话吗？
杨同光老实承认，说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你除了当老黄牛，还能管什么用呢！
杨同光坐下来，小声说，我看知道了也不一定管用啊。当初高院长的女儿，不也是你主动去拉来的吗，结果缓几天付医药费的面子也不给……
赵新华气急败坏的，大声说，哼……你能看多远？你有多能耐？你大妈断了腿，还是我找我爹妈借钱医治呢，要不是我爹妈，你大妈早就被赶出医院了，痛都痛死了！
这倒是实话。当时大妈摔下去的时候，浑身的神经都痛，职工医院的医生来扶她起来时，头发梢都碰不得。现在，只要一天不用药，她骨折的地方就红肿，就疼痛不堪。
杨同光沉默一会儿说，大妈今天就没用药了？
用药？钱没一分，谁发善心给她用药？我去给人家拍手板，人家嫌吵人！
杨同光慢慢走到门边，换鞋。
大妈一整天没用药，晚上肯定睡不着觉，身边不能没有个人。
直到他把鞋子换好，赵新华才暴起一声：不要去了，我回来的时候，大妈都已经睡了！今天我找我爸又送了三千过来，靠你，那老太婆就只有等死！爸爸说，这是他最后三千块钱了，他在井下挖了四十年煤，本说挣点血汗钱养老的……我看你拿啥还他！
接着又说，爸在井下得来的矽肺一直没好，虽说可以报一点账，但用药是有限定的，真正起效的药，根本报不了账。——我看你拿啥还他！
杨同光弯着腰，抬起灰色的额头，说谢谢你新华……你爸爸的钱我会还的，你放心。
赵新华说，我就是放不了心！又说，你不知道邱董事长的电话，就不知道问啊？明天你找马校长的秘书问问，问到了就给他打过去。
杨同光没回答，把鞋带系好，开门出去了。
背后的屋子里，又发出几声脆响。是赵新华把那个摔扁的瓷盅再次扔到地上去了。
医院里很安静，大厅和病房的走廊上，都看不到一个人。没有了人的搅扰，医院里那股特有的药味就越发的浓烈，浓得一块一块的，能用刀割下来。这药味倒给人一种难以言传的宁静感。大妈病房的门虚掩着，杨同光轻轻推开，就看见了傍门边的大妈。大妈的腿上还系着两块砖，但她矮小的身子却尽量往下缩，头都睡到床中心来了，这样，那两块砖就一平一扁地搁到了地上，根本没起到牵引的作用。杨同光看着床中心那一堆芦苇似的白发，在心里喊了声妈。他只能在心里把大妈叫妈，有好多次他都提出改口，但大妈不同意，大妈说你把我叫了妈，你就会慢慢忘记自己的妈，大妈说你的妈呀，是个好人！我跟你妈虽然是妯娌，却像亲姊妹一样。大妈每每说到这里，就泪流满面地诅咒那场可恶的泥石流。杨同光的父母都死在四十年前的那场泥石流中。
杨同光悄悄叫了几声妈，就踮着脚走到大妈床边，小心翼翼地坐下了。
他的屁股刚一挨床，大妈立即条件反射似的，身子往上一耸，让那两块砖重新吊起来。
由于用力过猛，大妈满脸的皱纹缩成一饼，嘴却大大地龇着。里面已不见一颗牙齿。
杨同光明白了，那两块砖一定让大妈难受，但她不敢在赵新华面前把砖放在地上，因为那是花钱的，放到地上就等于白花钱了。
大妈，杨同光揉了揉鼻子，细声说，你要是受不了，就像刚才那样睡吧。
大妈睁开了眼睛，说娃娃是你呀。又很不好意思地说，还是吊着吧，那是花钱的呀。大妈的眼里丝毫没有睡眠的影子。
杨同光说大妈你是装睡？
大妈的脸舒展开了，说我也不是装，我是看新华累得可怜，就……装着睡了，好让她回家去把脚打直了过个夜。又说，新华就是脾气大了些，可她人真是没说的，你要对她好哦。
杨同光说我知道。
知道就好，大妈说。然后她突然悲戚起来，说娃娃呢，是我把你误了的……
杨同光知道她又要提那件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事情。这些年，只要赵新华不在，大妈就要说起那件事情。当时，上海那位数学家来信邀请杨同光的时候，杨同光实在太想离开矿山重返上海，他分明知道大妈的身体比他刚毕业时更差，天气一变，她的腰就痛得像扁担在砍，但他还是回到后山的家里，征求大妈的意见。大妈反应的剧烈，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她本是平心静气地在剁洋芋，听了他的话，立即将铡刀一扔，扶住自己的腰，痛得哎哟连天，大汗淋漓！她说你走吧，你走！我反正都是快死的人，你管我做啥呢！他什么都明白了，大妈是不让他走。他把老师那封信在贴心的地方揣了半个月才回复，信笺上留下了斑斑泪痕。
这件事赵新华并不知道。她只明白杨同
光拒绝去上海是因为大妈，并不知道杨同光还去征求过大妈的意见。杨同光多次告诫大妈：你不要在新华面前提这件事，否则，她会恨你的……
大妈又说，娃娃呢，是我把你误了的！大妈悲伤的调子，穿胸透骨。
杨同光拦住她说，那不怪你，那是我自愿的！你不要再说那事好不好？
大妈知道杨同光说的是假话，甚至是气话，心里越发的疼痛和愧悔。作为母亲，她分明感觉到，这些年来，虽然同光受着上上下下的尊敬，可是他过得一点也不快乐。
她掬了几下瘪瘪的腮帮，好，我不说了……我在医院躺这么久了，你哪来那么多钱给我治病？到底花出去了多少钱？听她说——大妈指了指一个像拉锯一样打着鼾的病友——吊这两块砖砣砣一天都是好几十呢！
这证明，赵新华还从来没在大妈面前抱怨过钱的事。
杨同光说你自己安心休养，钱的事你别管。
我咋能不管？都把钱花在我这个老不中用的身上了，你儿子读书咋办？
杨同光说我叫你别管你就别管。
大妈不再言声。人老了，许多事情，真叫你管你也管不了。她的眼神沉得很深，沉到了过去的岁月里。那时候，她还是山里一个年轻妇人，矮小羸弱的身躯后面，拖着四个孩子。杨同光的堂哥堂姐，年龄相差都只有一岁，最小的那个只比杨同光大两岁，四个孩子就像四只雏鸟，成天对着大妈嗷嗷待哺，大妈是怎样熬过来的，杨同光并不十分清楚，他只记得，当他晚上饿得睡不着觉的时候，常常听见大妈房间里传出微弱的声音，像呻唤，又像叹息。这声音让他害怕，加上饿，就哭。他一哭，另外三个也跟着哭。他们同样饿得睡不着。整个村落里只有他们的哭声，连狗也不叫。这时候，大妈总是无可奈何地怒骂着，慢慢起床，接着听到她揭开泡菜坛子的声音，接着闻到了一股质地饱满的酸辣气息。大妈摸出一片泡青菜，走到他们床前，一绺一绺地撕，撕成四份，再喂进他们嘴里。大妈说，快吃，吃了睡！泡青菜也是粮食，吃了那么一绺，果然就不饿了，几个人就安静了。大妈回到隔壁的屋子里去，立即传过来她咂手指的声音。她的手指上沾着盐水，她在舔那盐水。
后来，杨同光大些了，饿得再狠晚上也不哭。他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父母死了，他现在唯一的依靠就是大妈，要是大妈不喜欢他，就会把他扔掉，让山上的野狗掏空。有段日子，杨同光觉得大妈真是想扔掉他的，因为她总是莫名其妙地一把拽住杨同光的手，泪水说来就来，她一边流泪一边摇头，摇得风快。这么摇上好一阵，她才把手松开，按着自己的胸口，哑声哑气地说，娃，捡柴去。大妈又给他派活了，证明不会扔他，杨同光才从恐惧的泥沼里爬出来，拿着小弯刀上山。不管干什么活，他都力图于得最好，后来读书，也要读到最好。他以这种方式让大妈宽心，为自己留住一个家。他的堂哥堂姐都是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而他却一直念到了大学，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他的成绩太出色了，大妈说，这么好的成绩不读，可惜！她的理由就这么简单，而她却为这简单的理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上中学后，堂哥堂姐明显对他读书有了意见，堂姐甚至撕了他的书本来做鞋样，但大妈就怕他“可惜”，呵斥自己的儿女，照样送杨同光上学。大妈白天种地，晚上去矿上做选煤工攒书学费。所谓选煤工，就是站在离井口不远的地方，将传输带或矿车从井下送出的煤做第一道筛选，捡出其中的矸石；矿上缺人手，加上这活又单调又艰苦，就让矿工家属和附近的农民去做。大妈一站就是大半夜，一双手磨得稀烂，流出的血把手上的煤灰冲出一道道黑色的沟壑，大冬天里，回来也把腿伸进凉水里消肿；而且她每次回来都不是打空手，她带着一个篓子去，将矸石背回家，用锤子敲打，把其中含着的一丝丝儿煤剔出来，积攒到一定数量了，就背到十五里外的乡场上去卖掉。到他念高中时，堂哥堂姐都到了婚嫁的年龄，而家里的全部精力，还放在杨同光身上呢。当大堂哥的未婚妻因为大妈家的穷困退了亲，三兄妹对大妈终于产生了恨，说杨同光才是你生的，我们三个都是你从矸石山捡回来的！杨同光刚上大学，他们全都去了新疆，出去就没回来过，信也很少有。这几年，干脆就没有一封信。他们说反正杨同光才是你的亲儿子，你也为他付出了那么多，就让杨同光为你养老送终吧……
此时，杨同光坐在大妈的病床边，把手伸进被盖，握住大妈干枯僵硬的五指。他知道，大妈多么盼望他远走高飞，当时之所以那么决绝地不同意他去上海，是因为她太孤独了，她害怕杨同光一走，就没有一个儿女再认她了。同时杨同光也清楚，他欠大妈最多的，就是恶化了她和自己儿女的关系。这是他永远也无法弥补的。大妈虽然嘴上不说，可她心里的疼痛，时时处处都能触摸到。只要她空下来，就常常望着她想象的方向发呆；那个想象的方向就是她儿女们讨生活的地方。每当杨同光拿回一封信，她的眼睛都希望从杨同光的神情中剜出她渴望的内容，杨同光把信放下，并没给她说什么，她一有机会，就偷偷去摩挲那封信。有好多次，杨同光都想对她撒谎，说那是堂哥堂姐写来的，但他知道，尽管大妈不识一个字，心里却是敞亮的，他不能这样欺骗她。
大妈又闭上了眼睛，轻重不一地呼吸着病房里暖烘烘的空气。
她一定又在舔食自己心灵上那块溃烂的伤口。
时光慢慢流走，大妈的手指松软下来，睡了过去。
杨同光站起身，揭开大妈脚头的被盖，他发现，大妈的左腿已经缩短了至少一寸。
空气越来越辛辣。新州市就是这样，越往早晨走，空气反而越变越辣。辛辣味还没凝聚到最坚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