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词帐拔颐堑模液秃喝衷颊庞烂掷垂液烫福胨饰矢底芩玖睿懿荒芏晕颐歉涸穑墙俗艿木ùΤぃ质侵型尘直逼礁涸鹑酥弧Ｎ颐遣坏靡严蛉思仪笾谛姆浅１础�
“绝对没有问题，傅先生会对你们负责的。”张永铭兄为人非常诚实，和我们私交很不差，我们很信任他。当时傅总司令主持华北剿匪事宜，中央非常借重他，一言九鼎，保障我们两个人的安全，轻而易举。张永铭兄这样一说，我们也就放心了。
五花大绑进入狱牢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毛局长来到北平，和北平站完全隔绝，行动诡秘，不住什锦花园，也不住弓弦胡同，而要住在南池子吴家元的家里。吴家元系张宗昌的兔子，了解北洋政府内幕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一位堂堂政府大员不住过去戴先生住过的房子，而要住兔子窝，真给政府丢脸。这一着，也许是潘其武给他安排的，潘其武的舅舅曾毓隽是吴家元太太的甚么亲戚。临时办公处不用什锦花园，也不用弓弦胡同，而由孙耕南借到灯市口资源委员会的一幢房子。可能是督察王蒲臣、稽查处长倪超凡、剿总第二处长史泓和李希成等布置的。六月三十日夜，接到毛局长的通知，七月一日下午八点钟在灯市口开会，商讨某一问题，并要我约马汉三兄来参加。
杜亚坪兄从东北回来，我请他在寓所吃晚饭，吃饭前随便聊天，他对东北的情况很悲观，他又说：“干我们这一行工作，不会有好下场，不被敌人杀死，也会被自家人宰割。所以，我打定主意，不再干了。”
吃完饭，送亚坪兄回北京饭店，路过灯市口，我先下车，到指定的开会地点。这是毛局长的临时办公处，但是没有通知我，我没有来过，今天是第一次来，冷冷静静，气氛很不对。我进了会客室不到五分钟，汉三兄来了，他今天上午才交卸了民政局局长的职务。他一进门，稽查处督察长佟荣功带着七八个人跟进来，一言不发，如狼似虎地把我们两人五花大绑绑起来。他们敢于这样做，无疑的是奉了毛局长的命令。这样作法、这样态度，比捉汉奸、捉土匪，有过之而无
不及。现在这样对付曾为国家、曾为抗战，冒险犯难，出生入死，工作了十多年的同志，毛局长的良心也够狠、够黑了。戴先生殉职不到两年，他说的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就变成这个样子，能不令人寒心，能不为革命一哭吗？
被绑起以后，没有停留多久，分别塞进两部轿车，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的监牢。这所监牢是日本人和汉奸们用来拘押爱国青年的，国大代表王志超、周良辅、樊祖邦就在这儿关过很久。抗战胜利后，成了保密局的监牢，汉三兄主持北
平的肃奸工作，用来拘押汉奸齐燮元、殷汝耕、江亢虎、周作人、川岛芳子等。现在他也进来了，我也跟进，循环报应，这样迅速。
这所监牢本由周端甫兄主持，大概因为他是山西人，怕他和我有关系，对我们客气，才让毛惕园来临时主持。我们到了炮局，不到两分钟，毛惕园满面笑容出来迎接我们。我们没有和他说一句话，革命革到如此地步，还有甚么话可说？毛惕园命令他的手下，解开捆绑我们的绳子，然后把我们分别送进两间牢房。实践了刘秋芳没有当选立法委员，要毛先生干掉马汉三的宣言。我要主持正义、明辨是非，也遭到同一的结果。
牢房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看守陪伴我，坐牢还要看守来陪伴，绝对不是怕我寂寞，大概是因为我太重要了，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景震泰率领陕坝班学生组成的交警十三总队，驻防西郊，负责警戒剿匪总部，怕他们来劫牢，救我出去。第二、也许是怕我因气愤而自杀吧？有人日夜盯着，就绝对没有自杀的机会了。
半夜，我听到铁器打击声，感觉到很神秘、很奇怪。一会儿，打开牢门，让我出去，在过道里，给我钉上脚镣。我才明白，刚才的声音是给汉三兄钉镣的声音。精神很疲倦，好像朦胧睡着了，又听到钉镣的声音，是不是刘玉珠兄也进来了，他们老早就想收拾他。
看守长是北平特警班的学生段建洲，这一夜他进进出出，好象很为我难过似的。第二天周端甫兄来到牢房，相对无语。我自从绑进牢房，已经四大皆空，除了气愤，不再想别的。我看到端甫兄很难过的样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无能为力。他也是过来人，知道坐牢的滋味，他曾任华北督导团的科长，因为李广和私自通敌，跑到敌区，却把他关到西安，无缘无故，坐了半年牢。
七月五六日吧？建洲拿着纸笔，走进牢房，要我给家里写几句话。心想，大概今天晚上要处决了，要我写遗嘱。自从十九岁加入国民党，革了二十多年命，没有死，现在是死的时候了。给妻写几句话，告诉她，我对得起国家，俯仰无愧。唯一难过的，就是对不起她。多少年来，她跟我担惊受怕，现在把家庭的重担压在她的肩上，子女都末成年，我不能再尽教养的责任了。希望她振作精神，勿以我为念。写这封遗书，内心非常惨痛，但是没有眼泪，可能已经干了。手表和钢笔进牢房时已被拿去，嘱建洲一并交给我妻，以留纪念。
乘坐飞机解往南京
自从入牢，到写遗书，六天以来，没有吃东西，并不是绝食，而是气愤地吃不下去。陪我住在牢房里的看守，一再劝我，多少吃一点，不吃支持不下去，他哪里知道，我难以下咽。他说曾听司机说过，我家生活艰苦，比不上任何一家，好象对我坐牢，有些不平。我没有同他说甚么，懒得开口，说甚么也是枉然。晚上送进饭来，既已让我写过遗书，今天晚上大概就要埋葬我了，那么今天的晚餐，可能是最后的一餐。耶稣对于最后晚餐都不忽视，我能对这人生的最后一餐放弃吗？勉强吃了几口，也是六日来第一次进食。
全部希望寄托在张永铭兄身上，谁想得到他的承诺竟成泡影。而杜亚坪兄说的话，却立刻实现了，是不是他听到甚么风声，特意提醒我？人生总有一死，不过迟早不同而已。心境坦然，只等候最后一刻来临。
思潮一幕接着一幕，已往的一切呈现眼前，都像昨天的事情。死有重于泰山，要死得壮烈，死得有价值。像我这样死，死得不明不白、死得这样窝囊，辱及父母祖宗，愈想愈愤恨。一直等到天亮，没有把我拖出去活埋，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动静。
七月九日上午，突然要我收拾东西，似有行动。走出牢房，重见天日，虽是暂时的光明，也是难能可贵的。到达广场。有几部汽车停在那里，汉三兄和刘玉珠兄也出现了，这才知道要上飞机。我们各被装上一辆汽车，我穿着短统袜子，建洲看见，怕脚镣打伤皮肤，赶紧跑回去，拿来一双长统袜子，打开车门，给我套在脚上。这一切都是令人十分感慨的。
汽车不出西直门，绕了一个大圈子，经东单到西单，一直往西，出城后，沿着城边北行。这样神秘，大概是怕人知道我们要走，去飞机场，故意这样。到达飞机场，看见一边站着的少数人群中，只有航检所长董其彬兄，再看不见其他同志。在上飞机以前，才把脚镣砸开。
飞机起飞后，绕北平城上空一周，从机窗望下去，游行的队伍像一条长蛇，在长安街蠕蠕移动。那是学生们在共产党操纵之下，又在闹事。国事如此，我们却在煮豆燃豆箕，屠杀自己的战斗员，真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在飞机上，刘玉珠兄坐在我的旁边，他知道我没有钱，悄悄地塞给我一把钞票。李希成亲自押解，在飞机上监视我们，同汉三兄和玉珠兄没有说甚么。路过济南，飞机停留一会儿，济南飞机场颇有些寂寞感。起飞后，直飞南京。
下飞机后，送到宁海路的监牢里。宁海路的监牢是汪精卫伪组织关我们同志的监牢，刘戈青就在这里关过。三十五年我由北平到南京，是搭乘运送重要汉奸的专机。下机后，机上的人都陪着汉奸们先到这里。现在是第二次光临这个特殊的地方了。我被关在楼上，汉三兄和玉珠兄关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关我的这间牢房已经关着六十个人，只有三张床，一张空着，原来是专为我预备的。一张床是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占用，久闻其名，虽是初次见面，他确有大将风度，其他的人白天挤在一张床上，夜里打地铺睡觉。难友中有一无锡人，除了身材比戴先生矮一些，面貌和动作像极了，另外一位河南人马兴骏，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好人。我对别人坐牢的原因，不愿过问，记忆很少，只记得大多数是冤枉的。我同鲍文樾每餐另外加两碗菜，数量不多，但比同牢的难友，好得太多了，必须分给大家一些，所以，我们就不丰富了。
牢门上有小孔，是走廊上值班的看守不时偷瞧牢房里一切动静用的。看牢的既然可以从外往里瞧，坐牢的自然也会从里往外瞧。因为看牢的占用的时间极少，空着的时间我，所以难友以此为极大的消遣。从里面瞧外面，所见度非常窄狭，但难友们乐此不倦。有时被看守瞧见，会臭骂一顿。坐牢的挨骂，好像是天经地义，骂尽管骂，偷瞧照旧偷瞧。有一天，他们喊我去瞧，得到意外的发现。瞧见楼兆元兄从另一间牢房出来上厕所，原来他也进来了。又一次瞧见严家诰兄，他为甚么也进来了？
牢房的容量永远不变，但住客出去的少，进来的多，有时多到十一二人，晚上打地铺，比沙丁鱼都要挤。牢房的天地虽小，因住客复杂，可知千奇百怪的事情，无异大千世界。有一天进来一位莫名其妙的人，原来他找人找错门牌，找到这所没有挂招牌，和普通住家户一样的黑监牢。他一敲门，就把他请进来，关着不放。
有一位许昌附近土财主，他是地主，自己买枪，成立保卫团，和保密局发生关系，成为保密局的地方武力。保密局派去联络的人向他借两百元现洋，他没有照借，于是报告他通匪，由徐州最高军事机关抓起来，送到保密局。他心里很不服气，一再向同牢房的难友诉苦。他故意装肚痛、装呕吐、闹个不休，看牢的硬说他抽鸦片，是发瘾了。济南失守，省主席王耀武被俘，吴化文叛变，把他的南京办事处处长关起来。这位仁兄才真抽鸦片，瘾发得眼泪鼻涕，死去活来。可是看牢的和管牢的都不说他抽鸦片，他常常要求去见管牢的，每请必准，瘾发时，要求出去，出去牢房几十分钟，回来烟瘾不发了。
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有几十人关进来，我们牢房里分配了三位，都是二十刚刚出头。有一位很英俊，带着脚镣，脚镣太短，迈不开步子，走路必须跳着走，同牢的人都为他难过。这是一种惩罚吗？管牢的叫张炎，他具备了古今中外管牢的一切残暴手段。
坐牢九年谈话一次
保密局属于国防部，我是陆军少将，就是真的犯了国法，也应当按照军法审判，经过军法会审。我等着法律给我公道，会审的那天来临，我好有个说话讲理的机会。大概是到南京两三星期，看守打开牢房，要我下楼去，原来是军法处长李希成要谈话。所谓谈话，也就是审讯，但不是会审。读了一个多钟头，李希成问我三大罪状：
一、我太太做生意——太原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吴毅安由南京回太原，我妻送他到飞机场。前门外西河沿新新医院范绳武的太太康淑媛，托吴处长给她娘家带了两筒照相馆用的印像纸，毅安兄上了飞机，大概怕到了太原后有麻烦，在飞机上嚷嚷，被海关人员听见，把印像纸从飞机上拿下来扣留，要上税。我妻回到城里，托张公度兄派人交了税，把纸取回来，交了康淑媛。
李希成问话时，从卷宗里取出一张我妻具名的报告，是岳梓宇弟的字迹，说明印像纸是康淑媛托吴处长带的，顶上有张公度兄签的海关取回的经过，这张东西一定是李希成要他们这样办的，以此作为我的罪证。李希成为什么知道这件事，一定是司机说的。我因事到南京，副站长孔觉民把这个司机升为事务员，我回北平后，觉得欠妥，仍旧让他开车，他心里恨我，那一天送毅安兄到飞机场，就是他开车去的。
“我在保密局工作，我的家人就不能做生意吗？我妻做生意，就是我犯罪吗？我每月拿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