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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进行过程中打开了席勒的棺材。因为保存棺材的墓室非常潮湿，席勒的遗体损坏严重。不过，经医生与解剖学家们的艰苦劳动，终于将席勒的遗骨基本还原。
魏玛大公曾想将托护了席勒天才大脑的头盖骨保存在大公图书馆，但这个想法遭到了席勒家人，包括冷家姊妹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巴伐利亚国王也力劝魏玛大公，所以头盖骨最后还是与其它遗骨保存在一起。
与席勒同时重病的歌德却痊愈了，并比小他１０岁的席勒整整多活了２４年。他当时曾计划写一首长诗《席勒葬礼》，但没写成。直到席勒去世２２年后，他才写成了这首诗。１８２７年９月１６日，席勒骨殖被移入魏玛大公家族的地下陵墓，移骨期间歌德曾将席勒的头盖骨放在自己的案头单独相对数日，并写下长诗《席勒头盖骨观照》。
两年后，歌德追随席勒而去。他与席勒共同停柩于魏玛大公家族的地下陵墓。这两个铁哥们儿，至今依然并肩傲立天堂，指点宇宙，激扬文字，当初在地上追随他们的妻子亦不能侧身其间。歌德的妻子伍碧丝下葬在魏玛的雅可布墓园，而席勒的妻子冷莎露与他们的儿子恩斯特（Ｅｒｎｓｔ）一起葬于波恩莱茵河畔的老墓园（Ａｌｔｅｒ Ｆｒｉｅｄｈｏｆ）。
世界文学史公认，席勒的文学成就略比歌德少了几个百分点，所以无论在什么文学史上，他都被视为“歌德之后德国文学最伟大的作家”。但是，席勒至少有两个地方胜过歌德：他的老婆比歌德多百分之百。他的孩子比歌德多百分之四百。
席勒死前十分担心自己的妻儿受苦，而结果证明他的担心是没有理由的。魏玛大公夫人答应负责失怙孩子们的学业，并且慷慨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达贝格则每年为遗孀和孩子们提供不薄的年金。
席勒其实早该明白，从他遇见冷家姊妹开始，“席勒”这两个字就是她们最好的人寿保险。
我们的世界充满偶然。格林兄弟（Ｇｅｂｒｕｅｄｅｒ Ｇｒｉｍｍ）说：“偶然就是游离于我们理智和愿望之外的不可预知的事件”（Ｚｕｆａｌｌ ｉｓｔ ｄａｓ ｕｎｂｅｒｅｃｈｅｎｂａｒｅ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 ｄａｓ ｓｉｃｈ ｕｎｓｅｒｅｒ Ｖｅｒｎｕｎｆｔ ｕｎｄ Ａｂｓｉｃｈｔ ｅｎｔｚｉｅｈｔ，语见《明镜》周刊２００４年第３３期１０６页）。
席勒去世１５７周年后的５月９日这一天凌晨，我偶然出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四川成都，罗家碾。
那时我不懂德语。
几天之前，我刚满４３岁。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７日七稿于北京卧藏居）
人间惟有杜司勋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杜司勋，即杜牧，晚唐诗人之翘楚。李商隐有一首七绝，这样写他：
高楼风雨感斯文，
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
人间惟有杜司勋。
（《杜司勋》）
唐代诗歌，经过了初唐的勃兴，盛唐的辉煌，中唐的赓续，到了晚期，已呈神疲力薄之势。若无杜牧、李商隐那令人眼目一新的格局，恐怕是很难画上圆满句号的。晚唐的这两位诗人，都很短命，可怜得很。
杜牧，公元８０３年生，８５２年死，活了４９岁；李商隐更惨一点，公元８１２年生，８５８年死，活了４６岁。他们都处于郁闷困顿中，愁病而逝。中国文人的命途多舛，生不逢时，这可算一对典型。
可在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里，他们却能给诗歌，给文学史，留下来长久不衰的精彩，实在是了不起的。在中国，凡读过点古文，念过点旧诗的知识分子，几乎不假思索，即能脱口而出这两人的诗句。为什么他们的作品，能够拥有千秋万代、持续相继的读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从他们心底流出来的诗，永远洋溢着鲜活的新意。惟其新，诗人也就伴随着读者长存下来。
作诗也许不难，创新为文学的生命，却是一件相当不易的事。鲁迅曾经感叹，他的旧体诗所以未能多作的原因，就在于前人已经把诗写尽了。一个“尽”字，道出创新者难以为继的苦衷。创新，遂成了文人的致命伤，困惑着一代又一代想写出点好东西，想写出点新东西的作家和诗人。
自唐以降，一千多年，诗人何啻千万，所写的诗、词、歌、赋，数以亿计，还有什么没想到的？还有什么没写到的？还有什么未开垦的处女地，留给文学的后来者耕耘呢？鲁迅尽量不写，这就是智者的抉择了，与其露丑，不若藏拙。而不幸的是，时下很有一些自命风雅的同行，附庸风雅的官员，弄上两首顺口溜，打油诗，快板书，混充五言七律，绝句汉俳，这纯粹是有了把子年纪以后，还要穿开裆裤上街，露出不雅的臀部，存心不怕丢人的洋相百出了。
这就是中国人多，中国文人跟着也多的后遗症了。林子大，便什么鸟儿都会有了。一般来说，树林虽大，鸟儿颇多，大致也就以下这四类。自古以来，凡耍笔杆的，都逃不脱这样的区分：
一，把文学当成生命的；
二，把文学看成饭碗的；
三，拿文学当玩艺儿的；
四，专门以折磨文人为己任的。
第一类人，通常活得很苦，尤其想创新者，更苦；第二类人，大半活得很爽，只要拿起敲门砖，几乎都有成为阿里巴巴的可能，自然，脸皮要有一定的厚度，手臂要有一定的长度；第三类人，不管别人如何，总是能够自得其乐；而第四类人，别人开心他不开心，别人不开心他倒开心了，一副“天丧予”的面孔，最好是躲得远些为佳。
这就是既相生相克，也相辅相成的文学生物链。
但最奇怪，无论以上第二类文人搞的功利文学，第三类文人搞的挠痒文学，第四类文人搞的整人文学，统统都要标榜自己为百分百的正宗文学。惟恐人家不认账，不买账，便借助于权力，借助于金钱，偏要挤进文学史，偏要大家向他鞠躬如仪。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讽刺过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径了。
近年来，我竭力龟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免得碰见这班人时，点头不是，不点头也不是的尴尬。
当然，各式各样的文人，自然也就有形形色色的文学，本是文坛的客观存在，大可不必讳言。拍马文学未必低，清高文学未必高，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得了鱼，就不要再指望熊掌，你吃到熊掌，就不要再染指鱼。但文人是种很欲望的动物，鱼也想得，熊掌也想得者，大有人在。于是，就不停地写，拼命地写。但别忘了，声名的诱惑，功利的追求，从政的驱使，经营的用力，一个劲地投身于这种非文学的活动之中，就难免要有才智退化、想象干涸、情思衰竭、感觉迟钝的可能。提起笔来，也就只有蹈袭陈规、依样葫芦、驾轻就熟、因循守旧这条路可走。
于是，出现了当下文坛上的近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象：
一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
二是写小说的人，也快要比读小说的人多；
三是写评论的人，估计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比写作品的人多。
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看到我的同行们，如此不在意文学的创新之道，如此不介意文学的生产过剩，如此津津有味地，乐此不疲地，像旧时磨坊里那些蒙着眼罩的牲口，一圈一圈绕着磨道，以一年千部左右长篇小说，数千篇中篇小说，数万篇短篇小说，以及恒河沙数的诗歌生产速度，为读者制造着“标准粉”式的精神食粮，不免有些杞人忧天起来。
我想，一个真正把文学当成生命的人，应该不会满足于这样的文学生产方法。
从古至今的文人，稍有点出息的，不愿落入窠臼，不愿重蹈前辙，不愿嚼别人嚼过的馍，不愿尾随他人走同一条路，是文人的本能，是文人的天性，也是文人的命根子啊！
由此，你不能不对唐代诗人这种创新的执着，“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语）的一根筋的精神赞叹不已。他们总是希望创造出“今古未尝经道”（杜牧语）、“远去笔墨畦径间”（杜牧语）的新格局；总是努力开拓出“惟陈言之务去”（韩愈语）、“作不经人道语”之“一家言”（李贺语）的新境界。唐诗之所以为唐诗，就建立在这种不断更新的宏大气象上。
于是，我在想，唐诗由初唐的王杨卢骆，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到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韩愈、李贺，进入公元九世纪中叶，当时的文学界，肯定也会有鲁迅写作时，这种受到被前人写尽，而不得不袖手的踟蹰，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犹如到果园去采摘，你兴冲冲地来了，可发现那些捷足先登者，已将最完好的，最甜美的，最具有市场价值的果实，席卷而去，只剩下残枝败叶，一片狼藉。际此地步，老兄，你将何以堪？这种无所适从，无从下手，无法收拾的局面，也是那个时期的杜牧、李商隐、许浑、张祜等晚唐诗人，所面临的现状。
唐诗有两个“李杜”，一为公元六世纪的李白与杜甫；一为公元九世纪的李商隐和杜牧。对后“李杜”而言，前“李杜”已经达到的高度，其不可企及之势，实在是难以逾越的巅峰。要想与他们比肩，必须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须要写出与他们的不同来，这才能拥有绝对属于自己的世界。你要当跟屁虫，永远也不会有出息。杜牧不会这么讲，但一定会这么想。
我是根据公元８３１年（文宗大和五年）十月中，杜牧为《李贺集》做的序，作出这样的判断。他在文章结尾如此写道，口气之大，令人咋舌：“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他对李贺的褒扬，也是对自己的期许。虽然，他在《献诗启》里说明他的创作原则：“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但他的为人一生，也许很失败，为文一生，却是一位有大志向，有大抱负，决心崛起，不甘雌伏的文人。清人赵翼指出：“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时弊。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全唐诗序》说到杜牧，也认为他：“精思独悟，不屑为苟同者，皆能殚其才力所致，沿寻风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有甚者，宁为幽僻奇谲，杂出于变风变雅之外，而绝不致有蹈袭剽窃之弊，是则唐人深造极诣之能事也。”
所以，李商隐才有发自内心的“人间惟有杜司勋”的极高评价。要知道，文人称赞文人，同行叫好同行，不是虚头巴脑，不是顺水人情，不是当面点头，背后撇嘴，不是阿附谄谀，捧场讨好，而是由衷赞美，真心褒扬，是极少有的，因而也是极难得的。
这就印证南北朝时梁人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说过的金玉良言了：“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两句话，八个字，绝对是想在文学领域中，要干出些名堂来的人的座右铭。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隐如此。你要想头角峥嵘，领时代之风骚，你要想独树一帜，引文学之新潮，那就必须有这种本领，在努力传承的同时，能够不断创新，在博采众长的同时，表现自我。幸好后一“李杜”，天降奇才，二十啷当年纪，果然创造出有别于前人的晚唐神采。
文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有其相通相应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前者，其恢宏开阔的气势，似乎是盛唐如日中天的映照；那么后者，其精致、典雅、秀丽、婉曲，多少也是晚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写真。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时期，大师联袂而至，满天星斗灿烂；一个时期，文人缺席失语，文学暗淡无光；这都是属于造物主的安排，并无必然的规律可寻。
然而，老天对唐诗颇为关照，真让人嫉妒。尽管，公元８１６年（宪宗元和十一年），李贺卒，８１９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８２４年（穆宗长庆四年），韩愈卒，８３１年（文宗太和五年），元稹卒，８４２年（武宗会昌二年），刘禹锡卒，８４３年（会昌三年）贾岛卒，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诗坛凋零，四顾苍茫，文事寂寥，一派凄凉。这时，谁也料想不到，杜牧和李商隐的出现，以枇杷晚翠的绚丽，以鲁殿灵光的晚唱，又重新将唐诗的圣火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