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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再次发现陷人的泥淖，并且在泥淖中看到小王的那只斗笠时，我居然没有停下脚步，为此我挺佩服自己，因为我做到了对护理员的最高要求——一切以伤员的健康为目的。如果我现在把这件事告诉老高，让他知道他的老婆，还有他未出生的儿子一起陷入泥淖中牺牲了，他即使不会立刻死掉，也会失去那双仍在不断迈动的双腿。
我注意到小王的斗笠上放着一双小巧的新草鞋。这一定是近旁的战士穿不下她的鞋，便将这双新鞋放回到斗笠上。我很喜欢小王的这双草鞋，鞋上结着一对粉红色的绒球。我希望后边的大队红军中有女兵能穿得下这双鞋，他们与我们相隔两天的路程。于是我接着走，没有回头。
宿营的时候，我们没能追上大军，只有我们三个人。天不很黑，却是深深的蓝，有星星，没有月亮。当我扛着老高的胳膊走到硬地的时候，乖娃已经找来了不多的一小堆柴草，正在将子弹塞入枪口中拔下弹头，接着他又用火镰打着火药，引燃柴草，点起篝火，然后烧水。他干这一切都很熟练，如果不是力气太小，他应该是一个极好的护理员。我检查了乖娃的伤腿，发现肿得很厉害。他倒是满不在乎，许是不知道明天他可能会疼得走不了路。接下来我们照例是洗伤口、洗脚、洗绷带、喝盐水，这是护理员每天必须要做好的工作，马虎不得。
我又拿出青稞来，老马不吃，我便多给了乖娃一粒。现在我的烟荷包里还剩下整整一百粒青稞和一粒黑盐。乖娃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将青稞放在罐头盒里炒，弄得满世界都是麦香，炒好后便一粒一粒地放在口中嚼得咯咯响，然后又烧水。吃饱喝足之后，他开始给老高唱歌。我想他一定是腿疼得站不住了，便倚在我身边唱，头枕在我的腿上。我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万一，我是说万一明天必须得由我来给老高表演节目，我该怎么办？
我知道，我天生不会唱歌。离开江西之后，别的同志都是一路唱歌走过来的，只有我一首歌也不会唱。小王告诉我，我们既然没有药给战士，我们就必须用唱歌和表演来减轻战士们的痛苦。但是我仍然学不会，便拼命地干活，不休息，希望多做些工作，好给其他护理员腾出时间表演。只是，一路上伤员越来越多，护理员却越来越少，每个人自己的工作和表演都很难完成，但他们仍然腾出手来帮我表演。为此我心中很难受，觉得对不起战友们。
在毛尔盖的时候，大军休整了一段时间。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学会表演，哪怕能够说上一段鼓励伤员的话也好，但是，我太笨，胆子太小，到了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我仍然什么也没有学会，于是我很苦恼。有一名伤员发现了我的苦恼，便主动教我讲一段小笑话，是很小的一段，只有几句话。那是一个非常可笑的笑话，第一次听完便笑得我满地打滚。那人告诉我，伤员们最想听的就是笑话，只要你能让他们笑，哪怕身上再受些伤也不在话下。
第二次走草地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一次表演的机会。给我当观众的是一位腹部中弹的营长，也和老高一样，紫黑的面皮上浮着一层难看的青灰色。当时营长被从担架上抬下来，放在一块略高些的草墩上，枕着一小卷毛毡，闭着眼睛。大军从我们身侧大步地向南走，我背向着大军喂营长青稞面的糊糊，他吃不下，我便决定给他讲那个能够让人笑得肚子疼的笑话。我讲得很慢，很认真，生怕丢掉一个字。他也听得很认真，身子一动不动，脸上的神情很专注，闭着眼。我讲完了，他也听完了，然后，他翻个身便牺牲了。事后我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这里边的道理：护理员的文艺表演就像是药，唱歌跳舞药性温和，可以给伤员消炎止痛，但笑话不行，笑话的药性太烈，是虎狼药，不适合于重伤员。所以我认为，是我的笑话把营长给杀死的。
转过天来，天亮后许久我才决定动身。乖娃的脚髁肿起了一只馒头似的大包，青紫色，于是他让我们先走，他要再休息一会儿，说是等脚上好些他就出发，一个人走路方便，很快就能赶上我们。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乖娃这是怕拖累我，我一个人毕竟不能同时带走两个伤员。为此我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带着老高先出发。因为，乖娃是我的战友，而老高却是我的任务，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没有选择，我必须得完成任务。
临分手，乖娃想让我教他放一枪。这是他的梦想，他做梦都想开枪参加战斗，但是我没同意，把枪中的子弹卸了下来。我们只剩下3颗子弹了，如果追不上大军，后边的路上点篝火全得靠它。我把子弹装进自己的衣袋中，从烟荷包里取出最后一粒黑盐，小心地放在乖娃满是馋涎的舌头上，没有给他留下一粒青稞。
天还是蓝得虚假，夹雪的暴雨照例准时到来，泥淖中依旧摆放着稀稀落落的军帽，每顶帽子上都放着一双破草鞋，帽子下边是一名牺牲的红军战士。我扛着老高的胳膊向北走，越走越远，每走一步，都会离草地的边缘近一些，离乖娃远几分。今晚宿营的时候很可能只剩下我和老高，没有乖娃帮我，就只能由我一个人来给他表演。于是我便担心他会像营长一样，被那个能笑死人的笑话杀死。
从前几天开始我便发现，大军经过的地方，除去摆在泥淖中的军帽与草鞋，沿途没有陷入泥淖却牺牲的战士越来越多。他们散落在草地上，给掉队的战友指示大军前进的方向。我没有到这些战友们身上去翻找粮食，他们必定没有粮食。我只是后悔没有让乖娃放那一枪，让他完成自己最后的心愿，因为这些牺牲的战士身上多半都有子弹。
离天黑还很远我便决定宿营了。如果乖娃还能走，天黑之前他一定会追上我们。老高歪倒在地上，紧闭双眼。我仔细地给他洗伤口，洗脚，洗绷带，喝热水，然后我也学着乖娃的聪明，将青稞放入罐头盒里炒，弄出满世界的麦香。
麦粒塞到老高嘴里，他的嘴动了几下，我却没能听到焦脆的麦粒被牙齿咬碎的咯咯声。我扒开老高的嘴，闻到一股腐臭的气味，发现他的牙龈已经变黑腐烂。于是，我伸进手指去找到了那几颗麦粒，并顺便替他拔掉了两颗已经脱落的牙。
我将麦粒再次放入罐头盒中，加满水慢慢地煮。我盼望着那几粒青稞能坚强些，慢一点被煮烂，最好是等到乖娃追上我们的时候再煮烂。这样一来，就可以由乖娃来表演，我只干活便成了。然而，等到天已经黑透了，我也没能看到乖娃细小的身影，于是，我下定决心自己表演。小王说得对，如果不能激发起伤员心中的斗志，他们很快就会牺牲，哪怕受的伤并不重。我不能让老高牺牲，他是我的任务，所以我必须得表演。
金黄色的火光照亮了老高的半张脸，他的眼睑偶尔会动一下，没有睡，一定是在等待着我的表演。我扣紧军装上的每一粒纽扣，用刺刀将已经烂成碎布条的袖子裁得整整齐齐。我再看看脚，脚洗得干干净净；摸摸脸，脸上也很干净。我身上唯一不整齐的地方，是头上缠着的绷带。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老高的绷带每天都得洗，但草地里却没有地方晾晒，我只能把头洗干净，再将绷带缠在我的脑袋上，让绷带和我的头发一起晾干。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但很好使。
我最后向来路望了一眼，没有乖娃的影子，也没有其他掉队的伤员赶来帮我。大队红军中，我们两个一定是落在了最后，而且离下一队红军还有两天的距离，至少两天。我开始讲那个笑话，声音很大，吓了自己一跳。我讲得小心翼翼，一字一句不走样，连口音也变成了教我笑话的那名湖南战士的口音。这个笑话的最后一句最可笑，我几乎是喊出来的，如果乖娃这个时候正在赶夜路，走得近了，他一定能够听到他哥哥的声音。
笑话讲完了，老高也像营长一样翻了个身。金黄色的火光照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他笑了，露出缺齿的牙。
最高奖赏
从上午开始我就趴在这条石缝中，头前是老马，脚后是小刘和另外两名战友。不算桥边与隘口中牺牲的一百多名红军战士，五次攻击过后，就只上来我们五个人。
这腊子口是个浑蛋透顶的地方，周围几百里只有这一条路。隘口的右边是光秃秃的石山，得有一百丈高，只飞鸟才能上去，人不行；隘口的左边倒是长满了密不透风的杂树，但这山壁是倒悬的，能爬上去的只有松鼠；隘口中间是一条溪水，很深，水流也急，站不住人。这个隘口的最窄处只有一丈多宽，却有十几丈长，右边石壁的半腰上，敌军布置了一百多人，专往这里丢手榴弹。此时地上已经积起了成堆未爆炸的手榴弹，而爆炸了的得有上千颗。
要攻上山顶，我们就得在过了隘口之后，再跨过小溪。小溪上边是两根树干并排搭成的小桥，过桥之后再向上爬三十几丈狭窄的小路，就能到达山顶。山顶上敌军建了四座碉堡和许多机枪掩体，交叉射击的子弹如同顶头风中的暴雨一样密集。
我现在待的地方，就在过了小桥之后的小路底下。上边的敌军每隔一阵子就朝我们丢一批手榴弹，但砸在牺牲者的身上不会弹起来，便没有滚过来伤到我们，只是会把血和碎肉溅到我们身上。他们的机枪子弹也只能打到我身边三四寸的地方，虽然已经打出了一条深沟，但我们很安全。然而，要想让大队红军隐蔽在这里却不可能，因为这条石缝只能够勉强塞得下我们五个人。
透过老马草鞋底上的窟窿，我捅了捅他的脚，大声问：手榴弹的“榴”字，木字旁的另一边是什么？老马说是留下的“留”。我问他怎么写，他却怎么也说不明白，我便只好在口中蘸湿铅笔头，写了个流水的“流”。等攻上腊子口再让他写给我看吧，我想。
在一年前离开家乡的时候，我还是个文盲，但到了今天我已经能读写432个字，可以读懂墙上的标语了。老马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比我强得多，能够读写一千个字，于是便成了我们的文化教员。大队红军从江西出发后，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那个好主意，把生字写在一小块白布上，让每一个战士都要学会自己这块布上的10个字，然后再把布缝在后背上，把这10个字教给后边的战士，而他自己则要向前边的战士学习另外10个字，等到大家都学会了前边的字，再顺序交换白布学新字。
因为这一路上很忙，仗打得太多，我们只能利用行军的时候学习，但敌人的飞机又总是来轰炸我们行军的队伍，所以，一块白布上的字我们要学上十来天才能学会。最让人气恼的是我的运气不好，到今天为止，我的小本本上已经积攒下一百多个生字不认得，这都是因为背着这些字的战友们已经牺牲了。
我拼命学写字倒不是为了成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容易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没什么可羡慕的。我学写字是因为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把这一路上的经历写下来，然后托人带给我老婆。大队红军出发时，我老婆挺着大肚子来送我，叮嘱我一定要托人带信给她。队伍越走越远，我见到了几辈子人都不曾见过的新鲜事，也经历了无数的凶险，这让我很兴奋，也很满足，于是便想将这一切都讲给儿子听。虽然我不能看到儿子出生，但我一定要让儿子知道在他出生时我做了些什么，这样一来，等到我们的“主义”胜利了，或是我牺牲在路上不能亲自讲给他听时，他便可以看我写下来的东西，知道他老爹是个什么样的人，都干了些什么，让他因为有这样一个老爹而自豪，同时也能够像他老爹今天这样有见识。现在，我已经把经历的所有一切都记在了脑子里，只等学够了字，便把它们完完整整，细细致致地写下来，而且是用钢笔写在白纸的日记本上。
我着实羡慕那些有资格用钢笔写字的人，而且我也曾经有机会得到一支真正的钢笔，但这个机会却被我们团政委硬生生地给剥夺了。那是今年春天过泸定桥的时候，敌人把桥面上的木板拆掉了，只剩下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要攻下这座桥就必须得派人攀着铁索爬过去。钻山爬树是我的拿手好戏，虽然下边是万丈深渊，但对我无关紧要，于是我便主动要求第一批过桥。不想团政委只选出二十二个人，把我给剩下了。结果，一场仗打下来，只有四个人掉到山涧里牺牲了，剩下的十八个人全都爬了过去，打散了对面一个营的敌军，然后还立功受奖。我对立功没兴趣，可受奖就不同了，那十八个人得到的是红军的最高奖赏——每人一支来自上海的钢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