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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富人居住的地方我去过一些，比如港岛的“半山豪宅”、九龙的“嘉道理道”，但是顶尖金字塔的富豪一般都喜欢“深水湾”、“浅水湾”、“大浪湾”，那些地方的豪宅到目前为止可就还没捞着机会被人请去“作客”。
2005年4月，网络媒体图文并茂地“曝光”了香港的“十大豪宅”，排名第一的是“港岛大浪湾道10号”，当时市场估价7个亿……最后一名：“浅水湾道16号”，市值也在1。5亿港币以上。而“太平山顶”，那不仅是香港的一片旅游胜地，有“凌霄阁”、有著名的“杜莎夫人蜡像馆”，如果天气晴朗，游人站在“观景台”上仔细地往下张望，香港，包括整个维多利亚港湾的迷人日景或夜景就会尽收眼底，但是内地人未必都知道，这块风光无限好的山顶地带也是富人建造顶级“豪宅”的最热之地。
2005年11月1日，香港许多报纸都登出了这样的报道《白加道美景洋房——与特首为邻》，文中提到的“白家道”就在山顶，长期以来一直是商贾、领事、权贵们争相竞富与竞派儿的地方，即将招租的“白家道”2号总共拥有11座豪宅，最大的屋顶高度恰恰与香港地标式建筑——“中银大厦”同处一条水平线。
当天晚上，我老公下班回家，我说“今天的报纸我看到了，你说的那件事还真是真的”。我和先生议论的“那件事”就是“白家道”2号即将出租，因为11座豪宅的房东不是别人，正是我先生供职的那间公司，两天前他就跟我悄悄透露过这个消息，那口气简直骄傲的不行不行：“你猜我们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一平米700块！那11套房子面积一般都在400到470不等，谁要是住一个月，房租起码要30万，还不算每月的管理费！”
老天爷，这样的房子老百姓想都别想。
就是香港的中产阶层听了也得且嘬一阵牙花子！
可是“这么高的房租有人愿意租吗？有人住得起吗”？记得当时我非常怀疑。
我先生听完一撇嘴：“哼，你还担心没人租？租不起？告诉你吧，现在早被租完了，一套也没剩，30万！这下我们公司可要创下香港豪宅月租的‘天价’！”
2005年11月之前，香港新任特首曾荫权还没有搬到礼宾府（特首官邸，当时尚在装修），还就在“白家道”15号原来他任政务司司长的宅子里居住，而同一条道上的3号住的是美国领事馆的总领事，再往前回忆：1999年有人买下“白家道”12号两层英式大宅，花了1。2个亿；2000年有人买下22号，花了1。46亿；而2005年“白家道”2号11座豪宅，房主仅进行装修，基本投资就已经花出去了1亿多。
香港富人真富，住的房子莫非要追赶旧日帝王的王府？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香港富人富，即使个个都住“王府”，那里面的设施再羡煞凡人，于我，最多的意义也就是一次次地“望洋兴叹”；而来到香港，自从我知道了香港有穷人，那么穷人居住的条件怎么样，穷人的房子都在哪里？这一片平民的世界倒是更吸引我，更让我牵肠挂肚地想去寻找。
没有研究过香港的穷人，过去我完全不清楚香港有一种“出租公屋”的政府行为，这种行为是政府考虑“真正有需要但又无力负担私人楼宇的家庭”，为他们提供的廉价出租房。截止到2003年年底，全香港大约有210万人还居住在由“香港房屋委员会”以及“香港房屋协会”管理的简易的“公屋”之内。那些成片的“公屋”叫“屋邨”。
2005年上半年，我把香港的东西南北刚刚大致搞了个明白，就开始琢磨着找朋友，请当地人带我去看看“公屋”，可是香港的“富人区”，那是美国的“比弗利山庄”，即使不开放，对游客也有吸引力；但“穷人区”就不一样了，怎么说也是香港的“家丑”，谁会愿意给我做这样的“向导”？
没办法，我只有去求一位好心的大姐，这位大姐为人热情，善解人意，2003年SARS期间因为采访我在陶大花园认识了她。听了我的请求，大姐先是一愣：你没事到香港去看穷人干嘛呀？然后就很快露出同情，知道我不是个“嫉人有、笑人无”的轻薄之辈，是作为一个内地的记者想了解一下真实的香港，就同意答应带我去。这样有一天她陪着我先来到了九龙“牛头角下邨”二区，这个小区有7栋“公屋”，1967年建造，是标准的一片“屋邨”。
我走进“屋邨”，发现一座座“公屋”从外表上看很像封闭的大厂房，只是比厂房更高，一般都有小二十层。再进“公屋”，感觉就是北京的“筒子楼”了，只是走廊更长、更宽，干干净净，两侧不知道为什么连一扇窗户也没有。好心的大姐为了能让我进到“公屋”的住家里去看一看，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帮我找到了一位她认识的老人，这位老人从“公屋”建成到今天一直都住在16层的一套“中号”房间内，而“公屋”因为由政府统一建造，一般只分大、中、小三种号型：大号的有20平方米出头；中号的16。5平方米；小号的只有10平方米左右。据老人回忆，当年香港的人口疾速膨胀，好多人都缺房子住，像他家那样，妻子，三对儿女，两代人已是“8口之家”，才有资格向政府申请租用“中号”的房间，租金大约是每个月480元。
“中号？一家8口？就住在16。5平方米的房子里？那怎么住？床都放不下”！我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吃惊。
老人说：“啊，搭上下铺呗，那就不错了。当年好多人排队还要等很长的时间！”
我随老人进了屋，他的家基本上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屋里绝对没有双人床，只有一排靠墙摞起来的双层床，更没有沙发，一个吃饭的小饭桌，两把已经很旧了的小椅子，儿童化气息十足，黑黄黑黄的墙壁上还挂着他们一家人当年的“全家福”，儿女围在父母身边有一大堆。老人很乐观，虽然看得出他们家过去的日子很苦，但是他到如今也没有抱怨，只是见我进了屋连个正经的坐的地方都没有，一个劲儿地说不好意思。我急忙感谢：“不用坐，不用坐，能让我进来看看就很好了”，他也就不客气，又把我带到阳台，自豪地说：“看，这个阳台只有不到3平方米，是我自己改造的，左边是厕所，当然，里面一个人转身都费劲；右边是厨房，当年我们一家人，洗菜、做饭、晾衣服可就都挤在这么一小块儿窄窄的空间……”
离开“牛头角下邨”，那天我感慨唏嘘，问大姐：“这地方是不是就是香港人住的最差的房子了？”大姐摇摇头，说不是，“公屋”应该还是比较好的，除了“公屋”，你没听说过香港还有“铁皮房”、甚至“笼屋”？要是你还想看，我就再带你去。说着就拉我钻进了一辆出租车，再下车，我们已经来到了深水埗的南昌区。大姐说：“行了，这下你可到了香港最穷的地方，就是这一片：长沙湾、鸭寮街、桂林街、基隆街，自己看吧，看看香港的穷人到底住的什么样儿！”说完又补充：“不过你要是还想进楼，我们可得再找人，不然不受欢迎。香港穷人别看住的寒酸，但人人都有隐私权，也有尊严。”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后来找到了南昌区居民商户联会的一位年轻小伙子，由他带路，走进的第一座大厦是基隆街×××号5字楼A座。那座大厦也是火柴盒形状的高楼，与整条街上的楼房面貌都差不多，外表斑驳，楼顶上乱七八糟、犬牙交错，整个地区看上去都很陈旧。这些楼，小伙子告诉我，就不是您刚才看到的政府“公屋”了，很多都属于私人开发的商品房。过去几十年，香港人只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但是现在这些房子基本上都被房主用来出租，里面每一家的面积比“公屋”略大，但也就三四十平方米吧，可就是这样，房主为了开源节流，还是有人把家里再分隔成几个更小的房间，这样的房间名称很形象，叫“床房”，“床房”顾名思义啦，房间的大小也就真的只能放下一张床。
“床房”？那人除了睡觉以外在哪活动？
边走边说，我们已经来到了5字楼A座。
这座楼果然不是出自政府之手，楼道比“公屋”要窄得多，不像楼道，倒像梯子，两个成年人在楼里若想并排上下根本不可能，虽然功能更被强化，但第一次见到，总是让人觉得很滑稽。
我们三个人就高高低低地排着队往上爬，到了第三层，我说，行了，别走了，反正楼梯的样子我已经知道，下面能不能帮我敲开一户人家的门，让我进去看看“床房”？
小伙子就照我的话去做，有一户人家开门了，显然是租客，不是房主。我进到里面，见到了“床房”，而且“床房”果然名不虚传，一间房子只见床面，不见地面。我问：“像这样的一套‘床房’一般月租要多少钱？”后面紧跟着就笑自己：眼前这种微型的“小家”哪还经得起用“套”来形容？小伙子也笑，然后说：“800，您刚才进楼时没看到外面挂着的小广告？”我说：“什么？一个月800？就这样的‘床房’还要800？”小伙子看到我吃惊的样子一定认为我太夸张了，在香港要租一套住房，一个月怎么也得好几千！接着就在随后的解释中掺进去了一些评论和感慨：“‘床房’至少还是正经的房子，只是小。你们内地人其实很不懂我们香港，香港社会直到今天，好多人的生活，起码住房吧，还是很差。”
我们离开A座，小伙子问我：您累不累？要是不累，还想不想再到天台上去看看“铁皮房”？我说当然想看，尽管当时我人已经很累，同时更担心身旁的大姐，人家那么大岁数了，让她再跟着我爬那一层层一人宽的黑楼道？然而大姐立刻在我身旁出声：“嗨，爬楼算什么？香港人不是天天在爬，现在住在‘铁皮房’里面的还都是些香港的老人呢，他们住在天台，不爬楼怎么回家？”听了大姐的话，我差点掉泪，说不清心里有几分感谢，还是突然卷进来了几分难过。于是呼哧带喘地我们又爬上了一座大厦的楼顶。
“楼顶”在香港的说法里就是“天台”。
过去有些地产商，售楼时如果买家肯多花一些钱，就会将大厦最高一层的房子连同“天台”一同出售，这样买了“天台”的人往往就会在上面用木头、水泥板或厚铁皮自己再盖简易房，这样的房子合法不合法我不知道，后来都被称为“铁皮房”，而且不是存在了一天两天，即使不合法，我想出现在香港，老天爷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怪刚才刚到深水埗，我抬头看见一座座大厦的楼顶怎么都是乱七八糟、犬牙交错的，原来那上面都是住家。
2005年我在深水埗南昌区的第一次“访贫问苦”，见到了“床房”，也见到了“铁皮房”。虽然天台的“铁皮房”并不是我曾经在画册上看到的旧香港那种一排排依山而建的“铁皮屋邨”，但是这类“铁皮房”条件也很差——高矮不同，形状各异，相同的只是夏天里面一律潮湿、闷热，冬天潮湿依旧，里面却一律冰冷——长期住在里面的老年人如果犯了腰腿疼痛，可想而知，那时光该有多么难挨。
香港历来被人称作“动感之都”、“活力之都”，这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商业区有数不尽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是深水埗，很多“铁皮房”至今却依然还有人居住。这些人他们虽然身在香港，不少人也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证，但是“家”却只能在“天台”。尽管条件好一点的可以把空调、电视机都装进“铁皮房”，但是第一次见识的我，真的钻到里面，人进去了，一脚在天，一脚在地，身子好像要被自己拆成两半……
“巴士阿叔”与“碧姐的故事”
香港不乏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再多也是小众，大众还是平民，这个事实毋庸置疑。
我在深水埗见到了“铁皮房”，心情已经很沉重，而除了“铁皮房”，其实更早我还听说过“笼屋”，有人也答应带我去看，因为再不去，这种“住家方式”慢慢地可能就要在香港绝迹。所以“笼屋”对我一直构成着更大的悬念，只不过还没等我找到它，一位快乐的香港人的一句话：“人要豁达，住‘铁皮房’怎么了？即使不得不住‘笼屋’，也有自己的快乐，走到大街上也会讲文明”，一下子就把我的思路给扳了道岔——
的确，穷与富，在物质的天平上完全可以秤出斤兩，但是在精神的天平上就分不出身份的贵贱轻重。
2004年我初到香港，记得在大街上走动，人群中不绝于耳地总有一种“唔该”、“唔该”的声音，开始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