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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初到香港，记得在大街上走动，人群中不绝于耳地总有一种“唔该”、“唔该”的声音，开始我不懂得香港人这是在干什么？后来明白了“唔该”就是北京话里的“劳驾”，或者类似英文的excuse me，富人、穷人都会说。有好几次我亲眼见到人群过马路，谁不小心碰了谁的肩或踩了谁的脚，双方的表情都非常怪异，不是互相瞪眼、互相对骂，而是相反，立刻都会互道“sorry”，根本见不到有人为了这等小事冒火吵架，这种普遍的“街头文明”曾经让我感慨万端——
然而，2006年香港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如果没赶上网络时代，很可能就像秋天树上随便落下的一片枯叶，谁都不会在意，但是因为赶上了网络时代，麻烦就来了，就整出了一场风波——“巴士阿叔”，而且很快传遍香港，又很快落得“地球人都知道”了的一种尴尬境地。
我不是在第一时间内听到香港出了“巴士阿叔”，但是一听说就赶快上网，这一上可“瞎眯”了——香港的文明，文明的香港，原来在我印象中这个牢固的概念被动摇，动摇得内心好难过。当然作为一个内地人，我和纯粹的香港人在这件事上的反映肯定不会完全相同，说实话“看笑话儿”的心理还是有少少，但是“难过”为主，因为原有的信念顷刻之间遭到了颠覆——
2006年4月27日，深夜11时55分，事情的发生地点是在一辆由香港佐敦开往元朗的68X巴士车上，一名男青年不满前排座椅上的一位男中年，也就是后来被人称作“巴士阿叔”的那个人，正在用手机打电话，因为声音巨大，满车人都受不了，尽管这位男青年起先自己也刚刚用完手机，但还是对男中年忍无可忍，就轻轻拍了拍“巴士阿叔”的肩膀，示意他小声点，谁知道不“拍”，原本整个天下平安无事，一“拍”，故事就出来了，“巴士阿叔”火山爆发，转身就跪在座椅上开始大骂，先是说香港人有压力，“我有压力，你有压力”，之后连×你老母那样的港版“国骂”都一次次地往外狂喷，言辞清楚，污秽不堪。被骂的男青年最后招惹不起，不想与其一般见识了，就连连道歉，意思是：“得了吧，我投降，请您老人家赶快紧闭尊口！”但是为时已晚，“巴士阿叔”的满腔怒火已经压不住，激动地一再说“没解决”，“没解决”。这件事情正好被同车的另一位乘客用手机录下，之后以vedio clip（视频短片）的方式贴到网上，还是时下全球最时髦、最火爆的You Tube网，于是香港最下层、最丑陋的一面迅速传开，那段片长5分59秒的真实录像点击率一路飚升，首月之内仅香港的点击次数就已经突破了500万次——香港这座文明城市立刻斯文扫地，一位“巴士阿叔”仿佛把全体香港人的脸都丢得精光！
2006年6月3日，距离“巴士阿叔”事件已经俩月有余，我到会展中心旧翼的1号演讲厅采访该年度“香港学生科学比赛”，12支选手的第三支队伍创造发明了一种保护环境、消灭蟑螂的新方法，学生们在台上演示他们的方法，分别把自己装扮成“发明家”和“蟑螂”以求生动。我听到“发明家”在台上故意问：“现在，在我们生活里面，蟑螂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蟑螂”就摊开双手大叫：“没解决！没解决！”搞得台下400名多学生，还有家长和评委席上的专家都会意地大笑。为什么？自从“巴士阿叔”在公车上反复地讲出“没解决”，“没解决”、“我有压力，你有压力”，这两句话以后就成为经典，人们只要有机会就用来互相调侃。开始的时候，大家说着玩玩儿也就作罢，但是香港人稍微一冷静，脸上就挂不住，这样网上的帖子各种意见便潮水般涌来，有人举证说除了“巴士阿叔”，香港不文明的人和事其实还有不少，比如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脱掉鞋子，脚臭难当；有人在公共场所抽烟，管理员人员上前劝阻，吸烟者不仅不听，还故意用烟喷人，报告了警察吧，警察竟说：“食烟好小事”。在一片议论声中，有的香港人开始揣摩“巴士阿叔”为什么火气如此之大？他的“我有压力，你有压力”是不是也反映了香港社会的一些情绪？
You Tube这张网，本来就是以“你自己广播”（ broadcast yourself）为特色，而“巴士阿叔”曝光以后，很多有尊严的香港人更站出来指出：“巴士阿叔”一个人，只属于个别现象，根本不能代表香港整体的文明水平。在这件事上“网络霸权”表现出极大的残酷性。有些人不懂或根本不顾“上网也需讲操守”，一些本身不太刺激的东西，被擅长“恶搞”的“网络暴民”发掘出来， 故意哗众取宠或出于某种商业目的，这些人和“巴士阿叔”的不文明行为相比更阴险，更不道德。于是质疑：“你认为那些在‘巴士阿叔’事件上‘加盐加醋’的人，有信息文明吗？”“将偷拍到别人的vedio clip任意地放到网上，是侵犯他人权利，还是路见不平？”“网络审判是否公平？”“政府是否应该立法管制网上散播消息？”等等。这些“质疑”后来我越看越发现香港人对“巴士阿叔”的真实心态：其中认为香港的公共道德问题“没解决”的固然有不少，但是因为此事心情压抑而产生了叛逆自卫的人好像更多——
2006年6月6号，那一天本是百年不遇的一个“666大顺”的好日子，我照例一上班就打开电脑，本想找点“乐子”让自己这一天都高兴。但是打开网页，第一条入眼的文章还是“巴士阿叔”，作者议论的题目《“巴士阿叔”的现象分析：冷眼看全城热话》，文中讲到：“……网络讨论互动性虽高，但却没有‘理性’这元素……本来对社会不公平的事做出讨论和抒发意见，是个人的言论自由，但当由个人升级到社群，讨论变成声讨批斗，出现‘起底’式裁判，身败名裂永不翻身，其所带来的伤害和惩罚是否已超过了当事人所犯的过失？”
香港人为什么看到“巴士阿叔”从“脸红”到“压抑”，很快就开始转向“理性”？“巴士阿叔”的人和事只有在香港一个社会存在吗？其他地方就没有？全世界的人都跑到网上来看香港的笑话，他们自己身边就没有，甚至保证自己就不是“巴士阿叔”？
一个外地人走进过去他不熟悉的社会，所见所闻，不应该只让他感到单方面的存在，这不公平，时间长了也不可能。
或许我真应该感激“巴士阿叔”，要不是它，我可能还不懂得人对世界的认识需要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和他人的颠覆中接近真实。香港这个社会不是忽然就在我的认识里发生了矛盾，它本身就是矛盾的，这才更体现社会的常态。两年来我在香港，看到和遇到的很多人与事，包括“炸药包”与“爱心大晒”；“白加道”与“铁皮房”；现在又出了“巴士阿叔”，我的判断不断分裂，重组后又再次被分裂——不能肯定什么和不能否定什么，都让我很痛苦。
还记得前文我曾经提到过的那位好心大姐吗，她也是香港人，也是香港最普通的一个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内地人，全世界到处都在议论“巴士阿叔”，我却又想到了她，想到这位大姐的故事怎么就没有被人去“偷拍”？没有被人去关注？如果有，如果“碧姐的故事”也在今天出现在互联网上，那么“地球人都知道”的传播效果肯定会给香港人挣回好大的面子——
2006年1月2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推出了一档专门报道香港的固定节目《直通香港》，其中有一个子栏目叫“香江人物”。栏目还没有开播，台里就要求我们香港记者站的记者协助采访。第一天，“香江人物”播出了我在香港曾经访问过的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但是节目播出后编辑打来长途对我说：“长江老师，以后咱的‘香江人物’可不是只能上像李嘉诚先生这样的香港大亨或领袖、名人，普通市民也可以亮亮相。”我听了高兴极了，那时候就想起“好心大姐”，她的全名我都不用提，因为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尤其2003年SARS期间，她不要命了地为街坊邻居做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因此在她住过的香港淘大花园，不管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妈，还是擦不尽稀鼻涕的三尺小童，大家一见面，人人都亲切地唤她“碧姐”。
“碧姐的故事”后来还真的在“香江人物”里面播出，看过的人都很受感动，而我因为曾经多次得到过“碧姐”的帮助并通过她看到了香港普通市民在灾难面前曾经表现出的怎样的团结和坚毅，所以“碧姐”早就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2003年SARS在香港淘大花园疯狂肆虐，当时“碧姐”其实已经搬离“淘大”，但是她的肩头还担着一份香港观塘区议员助理的工作（并非官职，收入也很低微），办公室还在“淘大”。记得当时我采访“碧姐”，她流着泪告诉我：“一个多月前的那段日子，当时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香港的电视每天都要报我们淘大花园今天死了几个人，明天又死了几个……”正是因为她心太软，看不了邻里谁家今天没了母亲、明天没了孩子，有的人家老少三代谁都没有逃过厄运，有的妇女怀着孩子，小BABY尚未出世，就跟着妈妈一起“走了”，所以那时候别人都远离“淘大”，唯恐躲避死神不及，她却每天回来，给大家发口罩、消毒水，协助政府组织隔离，义务地帮助人们从早到晚处理没完没了的麻烦事。
我曾经问过“碧姐”：“那时候您还回淘大，就不怕传上SARS？要是万一传上了，后果可就……”
“碧姐”说：“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知道害怕也顾不上，就想着可别再死人，可别再死人……”
看不见的SARS病毒四处夺命，情形最严重的时候，淘大花园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40多人，医院里还有更多的感染者。“碧姐”向我描述：当时谁家有人被送进了医院，好多家属都不敢前去探望，有的亲人去了，也只是把汤水补品远远地放在门外……
但是我知道，就是在那种局面下，“碧姐”每天都往医院跑。
开始她只是惦记着自己熟悉的人，在家里煲好了汤，给朋友送去。以后病房里不认识的病人左一个右一个地说：“明天能不能也给我送一碗。”“碧姐”就有求必应，统统答应，为什么？她脑袋里总是在想：“今天这些感染了SARS的人说想喝汤，还能喝，明天说不定病情恶化，想喝也喝不成了。”就为了这个念头，“碧姐”就天天煲、天天送，最多的时候，她告诉我曾经买过25只盛汤的保温桶……
“碧姐的故事”贴到网上一定会把世界震翻，让世人对香港刮目相看！
不仅在SARS时期，长年以来，这位普通的香港人行走在社区，协助议员处理居民投诉，帮助邻里解决人们会遇到的诸如房屋维修、照顾老人、子女升学、婆媳纠纷等等各种实际困难，除此以外，“义工”还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能够给社会多一点关心、多一点温暖，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是“碧姐”最心甘情愿的付出。1998年，从那一年开始，“碧姐”带领着她身边的香港众姐妹，先后到广东、贵州进行扶贫助学，让一千多位孤儿、单亲学生重新拾起了课本，而她本人这么多年来自己掏钱“养大”的穷孩子已经有6个……
2005年“禽流感”再次闹得香港上下不安，我再次采访“碧姐”，问她怕不怕天灾再来？“碧姐”说“不怕”，我知道她一定会这么说，因为在她的生命信条中有这样的一条：“人类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灾难，只要懂得团结、友爱，就能相互鼓励着个个变得坚强”——2003年SARS的威胁还没有完全退去，我在淘大花园难得地访问到了三户不幸的家庭，其中一户女儿曾经受到了感染，但是挺过来了；一户太太走了，留下了一个8个月的腹中男婴；还有一户人家，当时家里四口人，丈夫、保姆先后进了医院，儿子还小，只有几岁，但是这位妻子，当时我和她交谈，发现她的脸上根本就没有眼泪，就是她告诉我：“人到了最困难的时候，眼泪最没用。那个时候你只要去做事，能做什么就马上去做什么，这一条最能帮到自己，也有机会帮到别人……”
香港百余年来，数不清遇到过多少花样翻新的灾难与困难，各个时代肯定都有“碧姐”，各个时代我想也都少不了“巴士阿叔”。我对自己说：看来，要想把香港“整明白”还真不是很容易——两年来我在这个社会已经走了不少路，走来走去，对，行来行去，最后都仿佛注定要回到起点：香港依旧我行我素，依旧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