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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王权集中的顶峰
1661年3月马扎然去世，他在遗嘱中向已23岁的路易十四传授黎塞留的教诲：独揽大权，国王要统治一切。由于当年王室在“福隆德运动”中被迫外逃的惨况给路易十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这位年轻的国王早就有意凭借君权神授观念强化绝对君主制。马扎然刚一去世，路易十四即向大臣们宣布：“此后，我就是我自己的首相。”在他亲政的54年中，路易十四从未委任过首相。所有朝中诸事，不分大小，概由他乾纲独断。对此，他一再宣称，亲自理政乃是“国王的职业”。路易十四最著名的治国名言就是“朕即国家”。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官僚机构，都不过是其旨意付诸实施的工具。无疑，路易十四使法国绝对君主制度达到了极盛。
自诩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并被廷臣们谀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为大权独揽，粗暴地剥夺了巴黎高等法院、全国三级会议等机构对王权的制衡作用。1665年路易十四亲自下令巴黎高等法院停止讨论国王颁布的敕令；3年后，他又命令掌玺大臣毁掉福隆德运动期间巴黎高等法院的3本议事记录。凡是不顺从的法官，路易十四一概予以免职或流放。根据他的意志，全国三级会议在他在位期间停止召开。为了加强对外省的统治，路易十四迅速恢复了在福隆德运动期间被取消的向各省派遣巡视稽查的司法、治安、财产监督官的制度。这些钦差大臣将通常由显贵或元帅担任的各省地方长官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路易十四还极力加强对教会的控制和利用。在他亲政期间，形成已有几个世纪的天主教“高卢主义”发展到了顶峰，1682年路易十四召集法国的高级教士会议，并通过《四条款宣言》重申王权独立于教权，教皇不得做出任何侵害法国教会自由和权利的事情。
为了体现王权的威严，使宫廷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路易十四斥巨资在巴黎西南郊建造凡尔赛宫，建立了极其严格的宫廷礼仪制度，并因此而设立了一系列荣誉职位。由于荣膺这些职位就能够接近国王，并可由此得到丰厚的俸禄和赏赐，于是，谒见国王，进入宫廷成为贵族们朝思暮想的政治目标和生活追求。宫廷的魅力在于装饰的豪华、在于衣着的华丽、在于宴饮的奢侈、在于男人的名望、女人的美丽，贵族们被金钱、名望与权势所吸引，如磁石吸铁般被吸往宫廷，很快便丧失了对抗王权的能力。而路易宫廷的礼仪与娱乐，使法国式的礼节、仪态与欣赏的标准，逐渐传遍各国中上层阶级，成为欧洲传统的一部分。
如果说路易十四国内政策的要旨是极度强化王权，那么，他的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使他和他的法国在国际上受人尊敬。为了扩大法兰西的疆域和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路易十四在其亲政的54年中，竟有31年让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如此评论这位国王在欧洲的征服及其后果：“欧洲各国目睹法国这个强国向四面八方大事扩张，在和平时期征服的土地比路易十四以前的十个国王通过战争征服的土地还多，于是又惊恐起来。德意志帝国、荷兰，甚至对法国国王不满的瑞典，缔结了一项联合条约。英国人咄咄逼人。西班牙人渴求战争。奥伦治亲王千方百计促使这场战争爆发。但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强国敢于率先发难。”伏尔泰所说的这项联合条约，就是1686年7月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荷兰和瑞典结成针对法国的奥格斯堡联盟，1688年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在“光荣革命”中登上英国王位，于是英国也加入这一联盟。同年，联盟开始与法国交战，在战争进行近10年之后，路易十四眼看取胜无望，更何况法国已难以与几乎整个欧洲继续对抗，遂罢战求和。于1697年签订《里斯维克和约》，法国退出在尼姆维根条约以后占据的所有领土，不过斯特拉斯堡仍由法国保留。奥格斯堡联盟战争的结局使路易十四在国际舞台大失颜面，它同时也是路易十四时代盛极而衰的征兆。然而路易十四仍以执欧洲牛耳的霸主自居，并在18世纪之初又挑起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场持续了13年的战争使法国元气大伤，最终结果是路易十四的孙子继续拥有西班牙王位，但法西两国不得合并，更得不偿失的是，本属法国的大片海外殖民地因这次战争落入英国之手，奥地利也因这次战争而获得西属尼德兰、卢森堡、米兰、那不勒斯和撒丁岛等地。法国在欧洲世界的竞争力由此相形见绌。虽然路易十四统治前期，法国经济曾出现繁荣局面，国库也一度充实。但路易十四无休止的征战，不仅使国库空虚，而且还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其统治后期，人民完全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之举对法国经济、政治、宗教以及民族心态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极其深刻持久的。当时或后来与法国角逐争霸的一些欧洲国家其实都受益于大量接纳从法国逃出的、富有技术资金的新教工商业者。
可以说1661年以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王权的扩张在路易十四时代达到了顶峰。
三级会议：能否成为限制王权的工具？
菲利浦四世在1302年首开召开三级会议的先河。此后，国王常常借等级代表会议来提高自己的权威，扩大王权的社会基础。那么三级会议能否像英国议会一样成为限制王权的工具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法国存在近5个世纪之久的三级会议与英国的议会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其一，三级会议是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不是立法机构，而是咨询机构。三级会议也并不像英国议会那样是由王室会议演化而成，而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外在的组织。会议是应国王的要求而召开的，目的是听取国王的决定，使这些决定具有普遍意义；它只能顺从国王，不能自己作出限制王权的决定。虽然国王有时为了征收新税，以对行政和司法做些改良为交换条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很难改变国王的决定，一旦会议违背国王的意志，国王便可以随时将其解散。因此，它不具有英国等级议会的征税决定权与立法权，也没有制定过英国那种限制王权的“自由大宪章”和“牛津条例”之类的文件。
其二，三级会议不是常设机构，无固定的会期。通常是在国家局势出现困难或财政发生危机时，国王为寻求支援和征收新税而召开。会议的召集与闭会，开会的时间与地点，代表的数目与选举方式，全由国王决定。一旦危机消除，财政好转，王权得到加强，三级会议便长期停开，如1506年~1588年的82年中及1614年~1789年的175年中，就没有召开过。
其三，三级会议没有形成英国式的上下两院。虽然它也像英国那样由教士、贵族和市民代表组成，但始终未形成英国自13世纪起就有的贵族院和平民院。法国的僧侣和贵族未组成上议院，第三等级也不是下议院。两个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分开集会，但不是作为两院分别进行讨论，而是出于封建等级与特权观念。确切说，三级会议是由三个不同的会议构成的，僧侣、贵族、第三等级都有自己的会场、办公室、主席、秘书和发言人，各自开会，分别审查代表资格，彼此没有联系。
其四，三个等级的地位与权力极不平等。占全国人口95％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只有两个特权等级的一半，代表的产生也不一样，所有僧侣和贵族聚集在司法区首府，各自召开等级选举会议，直接选出代表。第三等级代表的选举则分阶段进行：首先由第三等级选民在各乡村和城市的教堂区选出一些代表，然后这些代表再从中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最后在司法区首府组成第三等级选举会议，选举出席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表决按等级，一个等级一票，第三等级总是处于2∶1的不利地位。
其五，三级会议不具有英国革命前那种议会的性质，甚至也没有使用议会这个名称。法文“三级会议”是社会各等级之意；法文“议会”一词，在大革命前是指封建时代的高等法院，设于巴黎及外省一些大城市，主要行使司法职能。巴黎高等法院虽有进谏权，可对国王的敕令、法令提出异议，对征收新税有注册权，但自投石党运动失败之后，这项权利已丧失。
其六，法国历代国王都是敌视三级会议的。特别是波旁王朝建立以后，三级会议几乎被取消。首先，国王认为三级会议这种制度是同绝对君主专制的原则相抵触的。国王的权力来自上帝，他只对上帝负责。其次，国王认为三级会议对王权构成威胁，因此总是力图取消它。即使被迫召开，也要利用三级会议在组织上的各种缺陷，在三个等级之间制造纠纷，阻止它们采取行动，使之不能取得任何有损于王权的结果。
可以说，自三级会议诞生之日起，法国就走上了一条与英国不同的政治路径，18世纪末法国的政治动荡局面在这里已经埋下了一条草蛇灰线式的伏笔。
四、启蒙运动的兴起与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以后，波旁王朝又继续在法国不间断地统治了70余年。在这段岁月中，凡尔赛照旧是舞会不断，一两万大小贵族照旧围在宫廷四周，国王的起居生活照旧是供人瞻仰的盛大仪典，但就在这一如往昔的虚光幻影中，历经了三四百年的绝对君主制大厦却在顷刻之间轰然坍塌，有着千余年悠久文明史的法兰西大地却突然间成为喊杀声震天、断头台遍地的战场与刑场。这其中的缘由，非常值得我们总结与深思。
启蒙运动：书斋里的革命火种
路易十四的法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占据优势地位，不仅在于其军队的强大与武力的显赫，更重要的是法国为欧洲树立了一种文明的标准。伏尔泰将其列为世界历史上四个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典范时代之一，而且是四者中最伟大崇高的一个。而按照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龚古尔兄弟的说法：“（那个法兰西）是如此之以其声誉为荣；如此之充满了优雅和一种稀世的美妙——那个18世纪文质彬彬的法兰西——以至于它变成了一个社交的世界；影响了全欧洲；成为一切民族的一所礼仪学校；成为社会风尚的准则；直到1789年。”在路易十四时代之后，法国能够继续走在欧洲和世界各国的前列，也与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时进行一系列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有着很大关系。讲到这一点，人们往往会想到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确实这两个事件不仅使法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无可置疑的变化，而且还为法国后来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制度的基础。
如果说大革命是一场使法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政治革命的话，那么在此前发生的启蒙运动则是一场触及法国人灵魂深处的思想革命。可以说历史很少有别的运动像启蒙运动那样对人的思想和他的行动发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而当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场运动）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 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那么何谓“理性”？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理性”一条中指出；理性除了其他含义外；有两种含义是与宗教信仰相对而言的；即一是指“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一是指“人类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一系列真理”。启蒙学者所谓的理性就是在这两种含义上使用的。在他们看来；理性是一种“自然的光亮”；他们的使命就是要用这种理性之光去启迪人类；去照亮中世纪宗教神学布下的黑暗和愚昧。康德发表于1784年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所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也就是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启蒙运动是大革命的火种，而且启蒙思想家们也确实早已预见到这场革命的来临。例如卢梭于1762年在《爱弥儿》一书中写道：“我们正接近危机状态和革命时代，那时候谁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伏尔泰于1764年致肖夫兰的信中说：“种种迹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