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扫凡尔赛条约带来的耻辱。甚至法国发现其外交环境还不如大战爆发前的1912年或1913年。它失去了俄国这一盟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谴责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意大利是法国战时的盟友，墨索里尼上台后便加入了要求修改现状国家的阵营。英国遵照一贯方针，玩弄平衡游戏，它似乎更担心法国独霸欧洲，而不是德国有可能东山再起。法国唯一可信赖的盟友在东欧，可这些国家更像是法国的战略负担。法国于是成了一个希望维持现状的大国，然而维持现状需要本钱。而法国已没有了这种本钱。就国际体系而言，要遏制德国就必须有一个同盟。而法国在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制度下拼凑不出这个同盟。最重要的是，影响法国行动的国际因素已不再对法国有利，事实上是这些因素已变得十分不利。法国人因为战争的消耗和伤亡精疲力竭，退伍军人协会喊出了“决不再战”的口号。而法国政府直到希特勒上台为止，一直在两项政策之间摇来摆去。一项政策以普安卡雷为代表。他主张压制德国，把安全问题置于战胜国裁军议题之上。这项政策遇到两大障碍：其一是得不到其他国家响应；其二是德国以大萧条为借口，巧妙地抵制法国的要求。另一项政策的推行者是白里安。他主张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实现与德国的和解。尽早撤出法国占领的德国领土，迅速把萨尔地区还给德国。然而这项绥靖政策一时还得不到公众的支持。白里安的战略是以和解求得地位虚弱的法国的安全。而他的一些盟友，如参议员赖伐尔，甚至愿意把欧洲的霸主地位让给德国，如果这是避免又一场战争的代价的话。希特勒崛起后，德国公开追求复仇并废除1918年后建立的欧洲秩序。而法国害怕打仗，更没有了路易十四或拿破仑用战剑描绘欧洲地图的勇气。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自1933年起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转折点是1936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而1940年“奇异的溃败”更是敲响了第三共和国的丧钟。1940年7月维希法国成立，一直为法国自豪的法兰西空间被纳粹德国或直接占领或间接统治，明确地宣告了法国已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更谈不上是一个能在欧洲举足轻重，并在整个世界具有影响的大国。
尽管二战之后法国的“大国梦”依然在延续，尽管法国在其漫长的兴衰历程中不乏在短暂的衰落后即迅速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先例，但法国已经不会再拥有同样的幸运了。这并非是由于法国已不具备东山再起的愿望与能力，而是因为在战后世界的一流大国已是法国所不可能成为的“超级大国”。事实上，虽然戴高乐等领导人为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使出了浑身解数，而法国战后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出现的“辉煌的30年”，亦使法国的综合国力较之以往大大增强，但对于一个战后法国来说，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大国始终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
七、启示
要理解法国的崛起，也许大国的统一、权力的集中以及政治思想制度的创新是其中的关键。但法国留给人们的印象实在是过于纷繁深厚、斑驳庞杂了，这或许是因为法国历史与欧洲和世界的命运犬牙交错而在局部的表层和内涵造成的混淆。在历史学家看来，理解法国需要超乎其外，入乎其中。所谓超乎其外，就是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中曾引用夏尔？贝居伊的话：“观察法国，就要置身法国之外。”或者如布罗代尔自己所说：“从蒙巴纳斯塔楼和巴黎圣母院的高处鸟瞰巴黎，并不是为了发现地平线，而是为了展望城市的全貌。”所谓入乎其中，就是要找寻法兰西的特性，布罗代尔称之为“试图搜索和追踪……这些来自法国历史深层的涌泉，进而判断它们怎样像江河汇入大海一样汇合到现时中来。”作者竭尽全力去探寻了，但是也正如布罗代尔所说，这是一系列的质询，你刚回答完其中的一个问题，新的提问就接踵而至，而且永无止境。
第六章 夹缝中的德意志
德国是当今颇具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也是欧洲的核心国家之一。它地处欧洲中部，东邻波兰、捷克，西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为伴，南接奥地利和瑞士，北与丹麦接壤，一直是联接东西欧之间，以及斯堪的那维亚与地中海地区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历史上，德国曾产生过众多享誉世界的哲学泰斗、文学名宿、艺术奇才和科学巨匠，给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数次发动战争，企图称雄欧洲，争霸世界，给欧洲和世界造成了重大的灾难。恰如诗人歌德所说：“一想到德意志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从德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它走过的是一条分裂、统一、崛起——冒险、失败——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曲折前进的道路，既经历了中世纪的强盛、近代的骄傲、今天的重新崛起，也遭受过分裂带来的衰弱、饱受过战败后备受欺侮的痛苦。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但愿我们能从德国历史发展的思考中有所获益。
一、这块土地上的1789个独立政权
德意志的名字是与“日耳曼”联系在一起的。古代日耳曼人大致分布在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北海和波罗的海以南的广大地区。公元5世纪末期，日耳曼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废墟上建立了一系列国家，其中以法兰克王国最为强盛。到了国王查理曼统治时期（768年~814年），法兰克王国达到了鼎盛，形成东自易北河和多瑙河，南至比利牛斯山和意大利，西起大西洋，北至北海的庞大的查理曼帝国。公元843年，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将法兰克王国划分为三部分，每人分得了其中的一份，这便构成了后来德、法、意三国的雏形。919年，三部分中的东法兰克王国改称为“德意志王国”（Regnum Teutonicun），由此开启了德意志各部落曲折而漫长的融合过程，这可以被视为是德意志历史的开端。
德意志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模糊的悲剧色彩，因为它的肌体上似乎始终潜藏着强大的分裂因素。由于德意志地处欧洲的中央地带，素有“中央王国”之称，其东西两面都没有天然的屏障，又与多个强国为邻，安全环境极为恶劣。这不仅造成了德意志领土易于遭受外敌入侵的局面，而且也使德意志民族形成了追求对外扩张的战略传统。因此，对于德国的历代统治者来说，避免遭受来自四面的围攻，保卫德意志的领土安全都是极为严峻的战略任务。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弗朗茨？施纳贝尔所说：“在欧洲所有的民族当中，德意志人由于他们居住空间上的地理条件，使他们成为了一个负担最为沉重的民族，特别是地理上的负担，造就了他们历史上的一种特别有负担的传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意志人同欧洲东西部国家之间的严重冲突和历史恩怨，使德意志问题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欧洲问题”，而欧洲国家特别是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往往站在反对德意志统一的立场上，目的是将德国永远作为周边各国冲突的缓冲地带和利益角逐的筹码。由于历史上战争不断，既造就了德意志民族果敢、坚韧和善战的特点，也使德意志的边界和领土几乎始终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德意志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聚居的地区，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等都生活在这里，再加上北欧的波美拉尼亚人、阿尔卑斯山北的巴伐利亚人、“肃漠”的普鲁士人和“热情”的莱茵兰人以及西里西亚人等等。这些民族尽管长期相处，但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仍然对德意志各地区的政治理念、社会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制约德意志内部迅速融合为一个整体的主要障碍。
当然，无论是地缘政治因素，还是多民族的特性，都只是导致德意志长期分裂面貌的部分而非全部原因，而要回答造成这片国土上曾经产生多达1789个独立政权的具体原因，还必须到德意志遥远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意大利政策的恶果
公元919年开始的萨克森王朝的统治（919年~1024年），创立了德意志的王权。这在德意志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国王亨利一世时期（815年~936年），无论对内对外，都在尽力巩固和扩展王室的权力。他力图把各地封建领主都置于国王的控制之下，巩固王国的疆域范围，还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强大武装力量，用来保证国家政策的执行。经过几代国王的努力，到11世纪上半叶，帝国内部的封建无政府状态有所消除，各地封建领主的权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德意志王权达到一个极盛时期。德意志王室为加强中央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无论对于民族还是国家都具有进步的意义。
亨利一世的儿子奥托一世（936年~973年）虽然继续了父亲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但他却把政策的侧重点放在了南方，即放在了意大利上。意大利在10世纪时尽管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但却是欧洲经济最繁荣和最富有的地方。奥托一世对意大利采取掠夺性的扩张政策，就是为了猎取财物，增长权势和威望。遗憾的是，这种极为短视的战略决策造成了王朝后继者们过分强调向意大利扩张的倾向，对德意志的统一之路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到霍亨斯陶芬王朝（1138年~1254年）的弗里德里希一世（1152年~1190年）在位期间，更是把统治意大利当成了建立并巩固中央政权的基本国策。当时的意大利经济发达，城市富有，因此占有它不仅能使国库充盈，给国家维持雇佣军队提供足够的资金，从而可以避免受到封建主们的“兵援”挟制，而且还能在教权与皇权的激烈争夺中，有效地打击教皇的权势。
但弗里德里希一世的意大利政策却产生了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造成了德意志王权彻底衰落和国家分崩离析的危险。由于德皇过分看重意大利的作用，把国家战略的关注重点过多地投入到许多与德意志民族利益不尽相符的事情上，结果导致对德意志内部事务无暇顾及，忽视了民族利益和内政的巩固等关键问题，从而对德国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同时，为了使这种掠夺性的政策在国内得到足够的支持，弗里德里希一世不得不向德意志大封建主们做出种种让步，这无疑给大封建主们放手追逐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断扩大独立性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封建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再度延续并产生破坏作用，最终摧毁了国家的内部团结，延误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
皇权与教权之争
公元962年，教皇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萨克森王朝的第二任国王奥托一世加冕，并授予他“罗马皇帝”的称号，这被看作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在“神圣罗马帝国”初期，统治者采取扶植教会压制世俗封建主的政策，将管理国家的大权，从一心想扩大世袭领地的世俗领主手中转移到没有血统关系的教会主教们手中。教会由于大得其利而支持和服从皇帝，世俗大封建主势力则受到抑制。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也酿成了苦果。虽然教会在平衡世俗封建主的势力方面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有利于世俗王权的加强，但是，在世俗王权与教会神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拥有双重身份的领地主教（教会诸侯）就必须做出抉择。由于拥有严密的教会组织支持，因此一旦这些领地主教站在教皇一边，其危害性往往比世俗封建主更大。
国王奥托一世是有意去争取皇位的。他不仅使德意志王国罩上了罗马帝国的神圣光环，而且明确了教皇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皇帝宣誓保卫教皇，教皇宣誓效忠皇帝。这种共同协议成为教皇选举的通则之一：每个希望担任教皇者，都必须保证忠于德意志国王；一旦他被确认为教皇，就必须为德意志国王称帝进行加冕。此时的德意志皇帝已不再是罗马意义上的皇帝，而是西方最高的封建领主，上帝的封臣。这种加强德意志王权的努力，一直被其后的王朝所延续。到11世纪上半叶，皇权对教会的影响不断增长，教会的独立权受到了严格的约束，德意志皇帝甚至打算把教皇变成帝国的最高主教。倘若皇室能够继续强大并对教会施以影响，这种格局就能够得以维持，帝国的统一也许就可以得到保障。
可惜的是，这种局面并未真正出现。随着形势的发展，教廷势力也做出了调整，试图打破经济上依附于世俗统治的传统格局。从10世纪开始，在天主教会内部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