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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思公安在案件侦破中的问题。按照受害人家属的说法，警方至少曾经有3次机会发现犯罪嫌疑人，但是由于警方不立案、不并案侦查、侦查中的疏忽，导致嫌犯在作案一年之后才落网。这个方向被否决的理由是——太表面了。
受害人家属的说法很难确证，《华商晨报》已经用很大的篇幅做了类似的质疑，他们直接向警方求证，但是一一被警方否认，我们如果还做类似的质疑，并不能超过这些日报的报道。
2．受害人家长对孩子管教不严，约束不力，导致这些孩子迷恋游戏和上网，最终给嫌犯可乘之机。这个方向被否决的理由是——太没人性了。
当此父母痛失儿女之时却来质疑人家没有管好孩子，实在是有失人性。看到受害者的家人的悲痛之情，每一个为人父母的人，都能够理解他们此刻的心情。作为一个7岁孩子的父亲，我自己都不敢想象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会怎样。如果这时来质疑父母，不啻往他们伤口上撒盐。事实上，受害女孩马千里才小学二年级，平时很乖，根本就不会上网，也不是在网吧丢失，这样的质疑并不普遍适用。第二天，我亲眼看到有的记者采访马千里的母亲，不断地在“孩子什么时候开始玩游戏”、“你们发现他玩游戏的时候怎么管的”等问题上纠缠，令我十分恼火。
3．警方对网吧的管理不严，导致众多未成年人沉迷网吧，而且对于网吧工作人员审查不严，导致宫润伯有可乘之机。这个方向被否决的理由是——太老套了。
未成年人泡网吧并非佳木斯一地特有，但是偏偏佳木斯发生如此惨案，可见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更何况王胜利根本就不上网，一样遭遇毒手。至于宫润伯何以能够当上网管，事实上，当时还不能确认宫润伯究竟是不是网管。
4．尽管几位受害人失踪之后，家长都向警方报案，但是警方并没有引起重视，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家长要么是外来人口，要么是困难家庭，他们的困难并没有引起行政机关的重视，如果能够有一个机构帮助这些事实上的弱势群体奔走，承担一部分社会救济的功能，也许警方能够早日关注，案件能够早日侦破。这个方向被否决的理由是——太话题性了。这样的报道带有更多政策建议的色彩，缺少新闻要素，无法满足读者对于新闻和故事的需要。
在否决了上述几个方案之后，我们都有点黔驴技穷。郭光东最后建议我说，不如找几个犯罪学专家聊聊，让他们谈谈看从黄勇案到佳木斯杀童案，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如果有的话，这很可能就是我们报道的方向。
第二天上午，我找了中国政法大学犯罪研究所的所长，不过这位犯罪学专家推说对案情不了解，因而无法发表意见。其他几个专家也以同样的理由推脱了。电话还没打完，一位受害者家属打来电话，说就在刚才，一群警察又到了案发现场，在那个院子里挖，不让人进去，可能又发现新的尸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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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马上赶过去。这一天佳木斯正下大雪，气温大约零下10度，但是在案发现场，还是围着很多群众。通向那座院子的路被警察挡住了，我们看不到警察究竟在做什么。我仔细观察一下四周的地形，发现旁边有一座6层居民楼，从楼上俯瞰，应该可以看到那个院子里发生的一切。我们赶紧带着摄像机上了这座楼，从6楼过道窗口看下去，正好看到几个警察站在院子里，2个民工模样的人用铲子和镐在挖土，一个民工则不断地把挖出来的土运到院子外。我们在窗口拍了大约一刻钟，也没有看出来他们挖到了什么。这时候围观的群众已经发现了我们，他们不停对着我们的位置指指点点，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我们一看不妙，决定先撤。回到现场，我们又绕着那座楼房转了一圈，发现隔壁一户人家的院子和宫润伯的院子只隔着一座破墙。于是，我们恳求这位房东，让我们进去看看。房东还算好说话，终于同意我们进去了，爬上墙头，警察和民工就站在我们脚下，他们还在挖，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使看到我们在墙头上观摩，他们也没有反对，只是说“没什么东西，别看了”。这时，我有机会和那位房东闲聊，他说尽管只隔着一个破墙，但是很少看到宫润伯，印象中他很喜欢看书，其他一概不知。
出了院子，我又和现场围观的几个群众聊天。他们告诉我，这个宫润伯经常到路口买馒头，每次买两个，他经常和人下象棋，而且下得不错。还有一个老头说，这个人是哈工大毕业的，这个让我感觉像是在说笑话。
警察挖到中午走了，并没有新的发现，现场也用锁锁了起来。
我决定去找到那个宫润伯工作的网吧，了解一下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人知道那个天麒网吧的确切位置，还是小朋友对那里熟悉，一个胖小子跟我说：天麒网吧有两个，都黄了。我说杀人那个是哪个？胖小子说，前面右拐一直走。按照他的指点，我找到了这家网吧，网吧已经关门了，我在隔壁超市买了一瓶冰冷的矿泉水，超市老板告诉我，那个杀人犯他不是网管，报纸瞎扯，他也就是爱在这玩。又在超市旁边的饭店买了3串羊肉串，1个烙饼，烤羊肉的也说，那个杀人犯他不是网管，他就是爱来玩传奇。这样的信息其实证明，此前媒体关于“宫润伯是网管”的报道并不准确，这也证明归咎于警方对网吧工作人员审查不严并无道理。
离开网吧，我又回到了王胜利家，这次这里又是站满了记者，家属们又在接受重复的采访。看着家属们疲惫的脸庞，听说他们重复已经多次讲述的痛苦经历，我觉得他们又在接受一次新的折磨。
回到宾馆，我又给郭光东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一天的进展，我说，宫润伯就是个精神病人，杀人不需要理由，孩子无法逃脱精神病人的觊觎，社会无法防范精神病人的发作。连环失踪案发生之后，该批评的人我们却不能批评，如果硬要和除此之外的什么社会根源扯上联系，那只能是牵强附会，从这个角度来说，硬做不如放弃。郭光东同意了我的意见。
3月17日的一家媒体发表了《发生在佳木斯棚户区的罪案》一文，他们将文章的重点放在外来移民的困苦状态、生活空间的紧张局促、棚户区流动人口的难以管理、移民或者单亲家庭的脆弱无助上。类似这样的问题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但是少有城市发生类似佳木斯这样的惨案。这样的报道方向适合别的媒体，却不一定适合《南方周末》。
在离开佳木斯之后，我还在回想自己有什么疏漏。也许探究宫润伯何以会成为一个精神病人会有一点意思，但前提是必须首先证明宫润伯并不是先天的精神病人，而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甚至有点优秀的人，他的生活轨迹中存在突变的过程。遗憾的是，当时我并没有更多的办法了解宫润伯的人生经历。
3月16日，我得到一个让我惊讶的消息，宫润伯果然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只是专业不明，那个被我当成笑话的传言并非玩笑，据说宫润伯的经历奇特，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件导致他精神失常，我猜测可能正是当年因为恋爱而被判8年徒刑所造成的刺激。如果真的如此，这个题目倒确实更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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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榆（文化板块，北京）
如果《南方周末》能够真正践行自己的新闻理想，那我就应该把此次的瑞典之行看作是跟百年诺贝尔合作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在斯德哥尔摩临海的地方，有一个CRANDHOTEL旅馆。1840年建立，距今有160多年的历史。
当年康有为流亡欧洲的时候，就下榻在这个饭店。中国人称它是“大旅馆”。CRANDHOTEL是诺贝尔各科获奖者在斯德哥尔摩的下榻之地，在它四层楼的客房是专设的诺贝尔得主套间，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学、文学奖得主都会有规定的房间。在文学奖得主中，住过从1901年法国的普吕多姆到2000年的高行健等所有获奖者，房间里有100年来文学奖得主的肖像和签名。在2004年和2005年的诺奖颁奖时刻，文学奖得主的房间是空着的，耶利内克与哈罗德？品特的缺席使这套客房成了无人居住之所。
隔着海面，能看到对岸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那里是举行诺贝尔奖典礼晚宴的地方。
在斯德哥尔摩的白天穿行在街区，开始感觉到隐隐的困倦，因为在那个时刻，我的身体应该处于睡眠之中。抵御睡意并不困难，因为平时我就不是一个嗜睡贪梦的人。但是抵御睡意的结果是此后再也没有深沉的睡意。所有的时间都变成了工作的时刻。因为想着把事情做好，因为实际上面临的困难的巨大和障碍的繁多，所以我的神经是紧绷着的。
我让自己小心而谨慎。包括出门必须带好钥匙，坐地铁必须熟记返回住处的路线及住处的英文名称，熟记要抵达的地方、要找的人。所有的日程都是安排好的，具体到某一个时刻，某一分钟。接我的朋友说瑞典是典型的欧洲国家，讲求效率和规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计划之中。
我冒着连绵的冬雨在雪地里行走，在计划之中赶到瑞典外交部国际新闻中心报到，朋友安排他的学生——斯德哥尔摩大学一个女生玛丽莲——做我的向导兼翻译，和金发碧眼的女孩子穿行在雨中的斯德哥尔摩城区，我看着街上行走的神情安详的老人、表情单纯快乐的青年男女、天真的儿童，看他们在色彩丰富的建筑物中出入，我对这种安详的城市突然怀有亲近的感觉。
玛丽莲操着半生的汉语，兴致勃勃地讲着她对中国的见闻，但是我想的是必须拿到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的入场票，这样我才能安心做别的事情。
外交部的国际新闻中心在大街旁。走进那座尖顶穹形的大楼，推开新闻中心所在的会议厅，我看到悬挂在墙壁上的金色的诺贝尔的肖像，忙碌的工作人员正在操持关于诺贝尔纪念周的有关活动，会议新闻中心为前来采访诺贝尔的国际记者提供了免费的办公设施：在一张蒙着绿色台布的长桌上摆好了英文和瑞典文两种语言版本的新闻资料和诺贝尔纪念册，并为前来采访的记者免费提供电脑、传真、打印服务，工作人员热忱，尽责，有求必应。
我要做的是和新闻官Leander见面，当面感谢她的邀请。采访诺贝尔奖的各国记者会在半年之前递交采访申请，因为我递交采访申请已晚，瑞典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官员潘薇和瑞典外交部需要努力和斡旋才能使采访成行。我见到Leander，向她表达了谢意。我希望这一次的合作是开始，而不是结束。Leander温雅、耐心，她对中国《南方周末》专程派记者采访诺贝尔奖表示了惊讶和感谢。
拿到新闻稿、诺贝尔纪念周的日程安排。两个小时之后我赶去诺贝尔基金会参加到斯德哥尔摩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身材高大的基金会秘书长站着发布了他要传达给媒体的消息。包括整个诺贝尔纪念周的日程安排、前来出席颁奖典礼的嘉宾名单、装饰颁奖现场的花朵和晚宴的菜肴。
诺贝尔基金会是诺贝尔奖执行机构，负责纪念周的所有活动。在基金会幽静的走廊的尽头，陈列着诺贝尔金色的雕像。在墙壁之上悬挂着一百年来诺贝尔获奖者的照片和他们所获得的金质奖章。我觉得应该有一位摄影师和我一起来工作。这是我在新闻发布会最直接的感受。在这里很多的瞬间都是珍贵的。捕捉和记录他们，对一张负责任的大报来说是应尽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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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来参加报到诺贝尔奖的国际记者相比，我的优势是可以用心观察、聆听。劣势是英文不灵光。我所携带的工作器材是简陋的——从采访机到照相机。等我用行前从记者站借到的数码相机对准基金会秘书长拍摄的时候，我充了一夜电的数码机竟然没电。换了我应付意外而携带的佳能照相机，但是和国外记者的长枪短炮比，我的佳能照相机显然是落伍了。如果说有愤怒，那是我此行惟一的愤怒。我差一点把那个破旧的数码机砸了。
如果《南方周末》能够真正践行自己的新闻理想，那我就应该把此次的瑞典之行看作是跟百年诺贝尔合作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这是我的看法。
我想报纸必须要有远见，就像记者要有卓识一样。建立联系，熟悉和巩固各方的关系，是我给自己的采访之外的任务。在来自欧美的国际媒体记者中，有不少人是常年报道诺贝尔奖的，那些人盘据在斯德哥尔摩，伺机而动，闻风而行，他们成为诺贝尔奖相关消息的传递者。他们以此建立自己所服务的媒体的影响力。我想如果我有抱负和有足够责任心的话，我应该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那时候我在斯德哥尔摩街区的奔走和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