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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表了数百万字的研究 报告。”这话是说给才子成堆的《中国青年报》员工们听的，有替潘岳压阵脚的良苦用意。但是，当时的《中国青年报》的很多人的确对年轻的潘岳不服气。
很快，《中国青年报》的编辑记者们就见识到这位年轻副总编的才能。面对“八九风波”后一片混乱的局面，潘岳以一个平民精英的作风，想尽一切办法将人心稳定下来，不仅打消了人们“秋后算账”的顾虑，而且在3年里全面扭转局面，重新确立了《中国青年报》新的办报思路。他关键时刻敢于维护编辑记者利益的仗义行为，更是得到了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欢迎。
潘岳敢于负责、古道热肠的风格并不是从《中国青年报》开始的。据一位老国资人讲，潘岳在国资局被撤销、连自己尚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他首先做的，便是为自己部下的前途奔忙。至今，仍有许多老国资人对此感慨不已，其中甚至包括那些看不惯他雷厉风行，甚至暗中骂他“霸道”的人。同样，在国务院体改办被撤销时，潘岳也是为部下之急所急，把对自己的考虑放到最后一位。
仗义之人多霸道。尤其是像潘岳这样年少得志的才俊，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干事业，为了追求，看到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反对。这样耿直的性情，在支持者看来是仗义，在反对者看来就是霸道了。
不容回避的是，潘岳的追求和努力，相当一部分被迫半途而废，而他的思想又受到太多的争议，他的赤诚不被人理解。故知情人提起潘岳，又有“悲壮”之说。除此之外，他的人生境遇，还有更多个人的不幸福。潘岳很爱自己的母亲，母亲的过早去世对他的打击极大，对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大的潘岳来说，不能尽孝永远是一个心理暗结。在潘岳事业如日中天时，家庭却不幸破裂，这对于刚刚进入中年的潘岳来说，犹如当头一棒。
在他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引起巨大争议，自己的前途也因此晦暗不明时，慈爱的、给他鼓励的父亲又去世。潘田的去世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有文章预言，潘岳面对个人的前途困境、妻子离异，又临丧父之痛，这个性情型汉子恐怕从此要一蹶不振。
但潘岳的事业心还是战胜了悲哀，他的事业永远是生命中第一位的。2003年10月25日的再度一鸣惊人，《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的巨大反响，说明他还是顶住了压力，走出了阴影。正如媒体所说，潘岳还是那个潘岳。
《中文导报》2001年3月1日的文章《潘岳让“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的前面》里如此描述潘岳：“喜欢读书、交友，善于思考，既能正视社会主义制度弊端，又有鼓吹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热诚，是‘敢想敢干’型的猛将；有人说他是粗线型，也有人认为他为人率直，尤其他在高干子弟中亦十分活跃。”
伴随着多年来的争论，有人说潘岳可能因为他的性格而“失宠”。樊百华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说：“开明派的重要自不待言， ……这里只想给潘岳一点忠告——当说可说则说，不可说索性缄口。即使今后开明派已没有机会采用我的建议，我还是想在这里说出来。”
第一辑 潘 岳（2）
潘岳是惟一一位重新走完了红军长征路的年轻的中共高级干部。2001年9月1日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森林”栏目关于为什么要走红军长征路的问题时，潘岳动情地说：“我偏爱历史，同时也喜欢读党史。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80周年了，有着伟大、光辉的历程，但我认为最感动我的是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条件最差，敌我力量最悬殊，环境最艰苦，可相反，斗志最昂扬，感情最纯洁，理想最坚定。当时拼到最后就剩下了几万人，自然条件非常险恶，但就这样还是走下来了，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不掉队，是什么精神促使他们走到底的？我觉得，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是奉献、无我、战胜一切、超越一切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在遵义旧址上，一些老同志对我说，那时候，他们连第二天会不会被消灭、能不能生存、能不能站住脚都不知道，而领导人在一起谈的居然都是国际形势。跑到陕北后，第一件事居然是开党的民主生活会，开展讨论，进行自我批评。那时候人困马乏，只剩下8000人了，大家关心的却仍是这样的宏观大问题。还有像抢夺泸定桥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报名当敢死队员，在那个年代，你要是死了人们都无从知道你是谁。这一切靠的是什么？就是靠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果不去亲身体验走过，根本无法体会。”潘岳把走红军路时的一些感受用笔写下来，如《攀越雪山》《生命之桥》和《蜀南竹海行》，都被誉为散文中不可多见的佳品，这些文章被收录进《潘岳诗文集》，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后，让读者见识了潘岳“锦心绣口”的一面。
腹有诗书气自华，潘岳风流倜傥的才情，在高层中是人人尽知的。作家海岩这样评价潘岳和他的诗文：“潘岳第一次令我动容的，其实是他的散文。一篇《攀越雪山》，写得何其好啊！顿觉幼稚之说原是大大冤案。《托起草原》也很精彩，《蜀南竹海行》亦颇传神，潘岳的散文几乎篇篇都好，因为这些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政治诗文已然久违，一朝得闻顿觉满耳轰鸣，振聋发聩，瞬间可令狭窄的胸襟变得博大，短浅的目光变得高远。历史荣辱、国家成败、文明兴衰，也都重新变得引人注目！让人思想万千了。”
对于久历官场而仍保持写作热情的潘岳，海岩感慨道：“时光的‘锻炼’使许多人退隐为仙风道骨的‘山人’，堕落为只问五谷的‘俗人’，但是潘岳，依然像我们年轻时都曾渴望的那样，执着于做一名被社会和民众所需要的‘儒者’。这是我在潘岳的散文中分明看到的情怀。沿着这样的心迹线索重读他的诗，成见中的“幼稚”已荡然不见，只见到一腔热血，一以贯之。我承认，像潘岳这种壮怀激烈、精忠报国的心态，这种共产党人传统的自信和骄傲，这种对民族对历史的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我们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常有了。我们不常有，可我们都希望那些从政的人常有，都希望那些官员们还能保持潘岳诗文所弘扬的那片热血之心、赤诚之心，忘我救世，立志不朽！”
有人评论道：“潘岳诗文的价值还在于塑造了一位当代青年从 政者的真实形象，他具有丰富和袒露的灵魂、复杂和坎坷的遭际，这个意义并不亚于作品本身的意蕴。作者以……一种敢哭、敢笑、敢怒、敢歌的方式，以表达一位年轻从政者的鲜明个性、想像力和炽热的情感，这是尤为令人感动的。潘岳认为：做人比做官重要，只要你还死撑着那副凌凌风骨，你就会去写诗、去爱诗，甚至，从政者少一点‘韬光养晦’，多动点儿感情、多讲点儿真话、多修点儿情操、多想点儿诗文，至为重要。如他所言，诗文也确实可以用来改造一点儿社会风气，他所提倡的就是一种新的有时代感的文化精神。”
而南怀瑾在《潘岳诗文集》的序言中说他“中年气盛，锐气如风雷”，更为传神地道出了一个官员和一个书生形象叠加后的鲜明性格。看了这篇诗文集，就不难理解作者的抱负，更不难理解他何以屡次大胆放言，言他人不敢言，想他人不敢想的原因了。
潘岳正如自己所说：“……香格里拉雪山，是中国人自己的雪山，不可不攀越！”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不能回避。
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2002年上半年，潘岳一份题为《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政改报告”悄悄在中央高层中传阅。由于这篇理论报告作为内部文件直接供中央最高领导作为决策参考，因而有人称之为中国共产党自1989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改奏折”。
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是执政党了，这在一般人眼里不是个问题。可时过50多年，“执政党”一词为何重又流行开来，频繁见诸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以及像潘岳这样的理论家的话语中？这是个理论问题。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年马克思在论述历史发展进程时得出了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人们把这种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在此前，在欧洲理论界盛极一时的以制度建设为主要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被马克思无情抛弃。历史学家认为，其实这两种社会主义对后世都有着不同的意义。革命阶段、夺取社会主义政权阶段应当更多地应用马克思的理论，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应更多地应用制度设计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对革命党更有意义，而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对执政党更有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本身考虑的就是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建设问题。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已意识到，但其转变一直遭遇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使这种转变化为泡影。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寻找这种转变的契机，并有意识地在执政方针上体现这种新思维。
真正把执政党建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来的是邓小平。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并在后来十几年里，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结历史经验，从方方面面对这一世纪性的难题作出了初步的回答。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之下，我国其实已经基本完成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的任务。虽然转换得以实现，但所缺的是在理论上还未对这种转换进行论述和说明。作为理论家，潘岳多少年来一直沿着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轨迹进行长期思考，《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正是在从理论上对这种转换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论述和说明。
尽管右翼势力不断对潘岳施放冷箭，讥之为“中共孤臣”，但这丝毫不影响潘岳的探索和中国的前进脚步。“三个代表”的提出和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无不说明，像潘岳一类的中国年轻干部，正以自己的热情，努力探索着民族强盛的道路。
在宗教与“鸦片”之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1年12月，潘岳在《深圳特区报》《华夏时报》等几家报纸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文章直面当下中国的道德危机，直指缺乏信仰对中国的危害，认为“宗教鸦片论”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提出“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更是如此”。
潘岳指出，马克思的原意对宗教的鸦片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列宁在解释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令宗教被视为毒品。他认为，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后，“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代价”。文章指出，宗教具有精神补偿作用，具有心理功能、道德功能、文化功能，同时还兼具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比如，无神论和科学无法克服民众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却能够做到。同时强调，中国的政治体系与宗教必能建立科学合理的关系。新型政教关系一旦明确，将极有益于中共完成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新型的执政意识与领导方式来管理宗教。
潘岳的文章公开发表之时，正值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议上立足于新形势下中国宗教问题和世界宗教问题，深刻阐述了宗教的根本长期性、广泛群众性，并首次提出了宗教的特殊复杂性。他在会议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江总书记的讲话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对宗教的理解是与时俱进的，充满新意的。
仿佛是呼应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召开，潘岳的文章在深圳和北京两地同时推出，因而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批评者认为，潘岳鼓吹“宗教救国”，甚至有人斥之为“为西方原教旨基督教入侵中国大造舆论”，而支持者惊讶于潘岳能以与中国官方的传统说法相衔接的语言，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