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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学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自由化经济，鼓励人们发挥奇思妙想，成败由自己负责，政府主要收税。过多管理的结果可能会扼杀一大批有活力的企业和人才，甚至扼杀一个国家创新的活力。
第三辑 海 闻 （3）
批判社会经济以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的便利为导向
2002年，张维迎在《中国企业报》撰文狠狠抨击政府垄断的弊端。这是自2001年海闻、王岐山等知名人士发起反垄断呼吁后，中国知名人士又一次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政府垄断是我国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种积重难返的深层次问题。它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部门垄断，一些政府产业部门，利用其垄断地位，控制价格，因而不合理地收费。另一种是各地方政府行政性分割市场，推行地方保护和地方性垄断，不仅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而且行政性地把统一的市场切割开，破坏应有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政府垄断比较突出的是电信、电力、民航、保险、金融、医药、石油等行业。
2001年的3月，海闻和张维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就对行业垄断提出严厉批评。海闻在批评电力和供水部门的垄断时，还具体提出反对用卡买电，引起技术部门和老百姓的震动。
从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各大城市用卡买电得到了广泛推广，几乎没有什么人提出过异议，供电部门甚至把这项措施称作“行业技术进步的样本”。但海闻认为，用卡买电是一个技术进步用到错误的地方的典型事例。
海闻在美国呆过10年，美国公寓里也装有电表，每个电表上都有一个闸。如果没有问题，这个闸就开着，电源源不断地来。如果断电，只要打个电话给电力公司，电就源源不断地来了。而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如果你往电卡里输1000度电，你也得经常去看电表，不看的话你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度电。海闻举例说，比如我在家工作，电脑正打了一半，突然没电了怎么办？晚上去哪儿买电？而且他认为，强迫用户买设备，把更新设备的钱都摊在用户头上也是没道理的，让用户整天去看电表，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这样做的。
他说，社会就要分工，不能让当教授的、做记者的、做生意的整天要去担心自己的电，我愿意出钱专门雇人一个月来查一次电，这个费用很低。发个账单的成本不是很高，同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中国目前对这种就业机会是不应该卡掉的。因而在海闻看来，用卡买电这个技术设计得非常糟糕，根本不应该推行；把打电话的技术用到供电上面绝对是个错误，越推广以后的麻烦越大。
海闻是经济学家，在他看来，技术不能单从技术人员的角度来考虑，技术必须为市场服务。垄断情况下，技术不能为市场服务的时候政府就要干预，政府就要有一些其他途径来限制垄断。这个问题WTO也解决不了。比如银行态度不好，外资来了对它有压力；而有些领域则没法竞争，如电和水就是典型的自然垄断。所以他认为，应该呼吁政府来干预，呼吁电力部门为消费者着想。他算了一笔账，从全国的资源损失来讲，现在多少人为了电要花很多的时间，就算每家每星期花10分钟去看电表，可以算出全国一共有多少时间用在这上面，且不讲提心吊胆的心理负担了。
海闻提议：现在每家每户都有电表，这实际上相当于每家每户有个闸。电卡的功能应该改为，把它插进电表就会走字，每个月按时收钱就是了。你不交钱我就把这个卡拔掉，你自己断电别人不断电。你可以用这个办法来惩罚不交钱的人，但是不能用这个办法来惩罚所有交钱的人。
关于拖欠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法是：每个用户开始用电的时候交一个月的电费作为预付款，交多少可以根据各地的情况按平均数收。每个月通知他交电费。缴费一直正常的，等到他离开的时候或者不再用电的时候把钱退还。如果通知后一个月不交电费的，你把他的电断了。这时候你的实际损失不会很大。然后也可以建立一个罚款制度，如果他拖欠一个月以上不交，给他断电。如果他还要继续用，恢复供电时加收滞纳金。
生产者提供产品时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消费者。中国的很多技术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应用一项技术往往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怎样使消费者感到方便，而是怎样能够保证生产者的利益。
2003年8月，海闻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霸王条款”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于消费领域，首先是因为生产者和经营者处于垄断地位，消费者别无选择；其次是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不知道自己可以选择什么。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打破垄断，引进市场竞争。对于那些不能够引进市场竞争、自然垄断的行业，政府就必须站在消费者立场上对其进行管制，这样才能使消费者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同时由于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是有组织的，而消费者虽然人数众多，但很难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去对抗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消费者始终是弱者，政府必须对生产者和经营者显失公平的行为进行制约。只有给侵权者以较重的惩罚或者使其支付数额巨大的赔偿，才能对垄断企业形成威慑，否则不但对侵权者不起作用，也不利于鼓励和提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
2003年8月，媒体传出消息，我国的《反垄断法》已在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的酝酿和起草之中，成熟后将付诸实施，从而彻底解决政府垄断的弊端。
中国制定反垄断法有几个深层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由计 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的法律需求，即必须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目前的垄断现象极其严重，垄断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垄断从数量上和影响上可以说不亚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垄断。中国也存在像美国微软这样的垄断问题，而且那仅仅是中国垄断现象的冰山一角。然而，中国遇到的问题和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是非常不一样的，中国的垄断现象有其自身的成因和内在机理。第三个原因是中国自身处于一个大规模的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同时受到世界第五次大规模收购重组浪潮的影响。另外中国“反垄断法”在维护公正市场秩序、保护有效竞争、保障消费者利益等方面还发挥着市场经济基本法的作用。
力倡顶住人民币升值压力，保证亚洲金融安全
2003年9月3日，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前来中国探口风的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在北京举行了一个专门的早餐会，受邀者除了美国使馆官员、美中商会代表、部分美国在华企业代表外，还特别邀请了海闻等6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尽管这是美国政府高官出访的一个惯例，然而这次的早餐会却特别引人注目。西方媒体称，斯诺的中国之行扑朔迷离，但他把有留美经历的海闻等经济专家请上早餐会，意味着中美之间的这场论战，将不得不从政府之间的沟通转向能对政府施加影响的中国智囊式的经济学者身上。
2003年下半年呈激化倾向的“人民币升值”问题其实从1996年就渐露端倪。但那时美国的贸易顺差并不突出，美国仅仅有要人民币升值的一些呼声。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面前，人民币顶住各方面压力，没有贬值，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升值。以后，美国一直没有机会顾及到这个问题。2002年以来，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贬值，而人民币因跟美元挂钩也跟着贬值，从而造成欧盟和日本对华出口的不利。对于美国来说，本指望美元贬值能帮助改善他们的贸易状况，结果人民币也跟着美元贬值，仍然无助于改善美国跟中国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于是美国在日本、欧盟提出人民币升值的同时也向中国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出于政治的需要，美国的大选临近，政府通过人民币问题使国内的目光向外转移。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在斯诺访问中国之际达到了一个高潮。
63岁的斯诺被认为是美国官员中的温和派。他是2002年底美国总统布什调整经济班子人选时，被提名接替原财长保罗·奥尼尔而担任美国新财长的。奥尼尔由于执行布什的经济政策不力，被迫辞去财政部长职务。
斯诺曾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福特政府内担任运输部部长助理及副部长，后担任美国东部最大铁路公司——切西（CSX）公司董事长长达14年之久，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的国情比较熟悉。布什曾称赞斯诺“是个很出色的商界领袖，是个经济政策专家，又曾是学者和公务员”。由此，斯诺成为布什政府内重要的经济顾问，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提倡者。
斯诺在到达北京之前，在日本停留了一天，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举行了会谈。盐川被看作是一位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的货币政策颇有微词的批评人士。就在斯诺抵日的前两天，他还老调重弹，表示将奉劝中国允许人民币汇率依照市场规律自由浮动。分析人士一眼洞穿盐川这是明目张胆地以邻为壑。1年前，盐川不遗余力地制造舆论试图把人民币抬上去，结果却使日元飙升了12％，直至现在日本仍在饱尝日元升值的苦水。
盐川不会忘记这任财长的这个“大手笔”：日元从2002年1月的130日元兑换1美元，涨到了2003年8月的120日元兑换1美元后，日本央行加大了干涉外汇市场的力度，购进美元，以压低日元。结果遭到“信奉”市场经济的美国出面批评，日本银行被迫收敛，日元立即就在10月突破110元大关。据资料显示，从2003年1月到9月，日本政府为了阻止日元升值，已经动用了1兆日元（约7000亿人民币）干涉外汇市场。日本花那么多的日元去购买美元，最终不得不用那些美元购买美国债券或股票，等于无偿地在为美国经济做贡献。
与盐川的强硬相比，斯诺一向以其温和的国际经济外交政策而著称。舆论猜测，日本也许将和美国联手就汇率政策向中国施压。但是，道琼斯通讯社报道说，斯诺在这次会谈中的讲话似乎基本维持在巧妙的外交层面，他避免触及两个亚洲经济巨人的汇率政策这一敏感问题。
斯诺在北京两天的行程中，他先后与中国副总理黄菊、央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财政部长金人庆等进行了会谈。9月3日，温家宝总理会见斯诺时表示，中国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媒体称，当斯诺结束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会谈走出中南海紫光阁的时候，他满面的笑容也许说明，这位新任美国财长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并非一无所获。
但今年63岁的斯诺财长似乎更愿意倾听中国经济智囊的声音，于是他特邀了海闻、余永定等中国专家出席他的早餐会。
在早餐会上，海闻告诉斯诺，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直接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比逼迫人民币升值的选择更为明智。
海闻心中有这样一些数据：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逐步加大，尤其是在出口方面，2002年对美出口额占我国出口的22％，美国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出口国，而在中国的进口方面，2002年的数据是，美国排名第六。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不断扩大。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对美国方面的顺差是280亿美元，2002年稍有缓和，为165亿美元，但2003年前7个月，又达到287亿美元。
因此海闻问斯诺：如果人民币升值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然存在，美国还能怎么办？
斯诺对这位中国学者的讲话很感兴趣，频频点头，他说，我们没有要求中国政府将人民币升值，只是希望人民币汇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预过多，否则不可能有比较独立的货币政策。
但是海闻认为，其实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各有利弊，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汇率制度是无可非议的。但人民币汇率稳定有特定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正处在经济转型和工业化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本身就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汇率浮动，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问题不大，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就有很多变数。汇率变动对中国，对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投资是不利的。
至于独立的货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