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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费斯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感觉到他与白宫和五角大楼不同寻常的渊源关系：在里根政府任内，他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并任国防部负责谈判政策的副部长；后来又任过国防部长特别顾问，政治观点属强硬派；他还担任华盛顿“福特和扎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自称精通“国防和航天领域的技术转让、合资和外国投资”。据称，这个偏执色彩很浓的政治人物，为人处事却相当有水平，得到了美国历届政府的赏识和器重。
在熊光楷到达五角大楼后，费斯还意味深长地向中国代表团介绍了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防部长助理劳利斯。熊光楷一行不仅被美国人直接迎进五角大楼，还将前往白宫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举行会谈，这似乎表明美国对熊光楷一行的礼遇是经过周密安排的，以凸显美国对解放军的善意，也期待熊光楷将军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在一种相对和谐的环境中逐渐软化。
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少校在接受《21世纪环球报道》采访时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这次的会谈比以往的都要好。”事实上就在熊光楷副总参谋长起程前，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海空军事安全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于12月4日至6日在中国的青岛举行。会议期间，美方工作小组拜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参谋长少将，并参观了海军“青岛”号导弹驱逐舰。
戴维斯对这次熊光楷访美情形的总体判断是恰如其分的，但了解内情的人也知道美国军方其实对中国军方包括熊光楷将军是存有疑虑的。12月9日的工作午餐期间，熊光楷向美方提出了中方的交流计划，但美方以“仍在研究”为由，不愿做出回应。究其原因是美方认为中美双方在军事上缺少“互惠和透明”。
美国一直对中国有这样一个“抱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官员来我们五角大楼参观多次，与主要的决策者会谈，但我们美国从来没有任何一名官员有机会走入中国的“五角大楼”。戴维斯曾说：“我们带他们去看我们的基地，看我们的前线作战部队，让他们会见我们的军事将领、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但我们的官员去中国时，他们每次都被带到同一个基地，我们不能见到真正的军事将领和决策者，我们只是见到外事官员和情报官员。我们到中国去，见到的不是我们的同级官员。”
戴维斯这样诠释了美国因“抱怨”所产生的应对之策：“正因为我们不了解中国的意图，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就意味着实际的威胁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小。所以，如果中国想让美国认为他们不是一个威胁，最好是让我们了解他们的意图。我想对美国也是同样如此，如果中国更多地了解了美国的意图，肯定会了解到什么是我们的威胁。”
在美国看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对其造成威胁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这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另一个是这个国家的意图。戴维斯说：“我们认为，威胁等于军事能力加意图。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是很容易的，如我们可以了解到彼此有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多少导弹，但意图很难衡量，因为这涉及到人的因素。了解意图，就需要双方的直接接触，大家在一起交谈，了解彼此的想法。说句实在话，我们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了如指掌，但我们对中国的意图不甚了解。”
大概因为这个原因，趁熊光楷访问五角大楼之机，《华盛顿时报》又把那则谣言翻了出来，并大加炒作。然而五角大楼并没有完全被媒体言论所左右，对熊光楷访美充分给予肯定。美国防部副部长费斯对外界说：“这些军事交往能让我们对中国的想法、政策及能力有更深入的了解，这至少能让我们制定的政策和他们制定的政策，都能建立在更准确的信息之上。”
第一辑 熊光楷 （2）
爱读书，勤思考
对美国人来说，熊光楷是对美国军情最有发言权的人，没有什么不在这个从事军情分析40多年的中国谋略家的掌控之中——像这样一个在中国军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将军，对中国军事政策方针的影响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熊光楷对外界来说确是个神奇的人物，但也是一个普通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中国军人和教授”。
熊光楷1939年生于江西南昌，195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年，21岁的他进入国防部从事军事情报工作。1982年他在解放军军事学院深造，曾任中国驻前民主德国大使馆武官处翻译、中国驻前联邦德国大使馆副武官；49岁时升任解放军总参某部部长。
熊光楷多年来养成了爱读书、勤思考的习惯，他的书架上放满了各国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理论著作，他对各国政治家的政治见解和军事家的军事理论了如指掌。为了及时了解各国的最新军事信息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他每天都要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报刊和学术文章，并对之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
熊光楷的妻子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精通英语、德语、日语等语言，曾在航空工业部国际事务局工作。外界对她的评价是：“聪明、有礼而又机警”。熊光楷在前民主德国任武官时，她在中国驻前民主德国大使馆工作；随熊光楷一起回国后，她在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任工程师。由于出色的外文水平，当熊光楷面对堆积如山的文章来不及翻译时，她便成了丈夫的得力助手。
熊光楷丰富的对外军事交流经验是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研磨而成的，无论是任驻前民主德国大使馆武官处翻译、驻前联邦德国大使馆副武官期间，还是回到总参谋部，他都能以一种战略家的眼光分析形势，促进对外军事交流。他还经常以解放军发言人的身份接待官方和非官方的外国客人。他很重视社交礼仪，思维敏锐，很健谈，充满自信，即使是最苛刻的美国官员在见过熊光楷后也称赞他是一个“灵活的人”“非常专业，精力充沛，说话不拖泥带水，而且总希望能控制场面”。
熊光楷在参与军方对外交流的同时，能从有效的信息中进行理性的战略的思考，针对性强，形成富于个性的军事观，以提供中央军委最高层决策参考。1987年6月，熊光楷在《国防现代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和平时期世界主要强权的国防发展战略及政策》的文章，社会反响强烈，中央军委更予以高度重视。此文以可靠翔实的材料，用一种战略的眼光，对当时世界上最强权国家的国防用心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极具前瞻意义，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世界军情形势报告，中央有关部门把它视为当时总参谋部交出的一份极佳答卷。
1988年熊光楷出任总参某部部长后，更是注重这种及时的、有效的、信息量大的世界军情分析报告，保证每个月都有分量很重的咨文报送中央军委，以便军委高层及时掌握信息。
熊光楷工作的高效率和独到的战略眼光深得中央军委的好评，这一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又被授予中将军衔。
第一辑熊光楷 （3）
教授式的全能谋略家
1992年11月，熊光楷出任总参谋长助理，1996年1月任副总参谋长，2000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熊光楷虽然官居要职，身份神秘，但为人随和，比较平民化。香港记者曾为他发表过一个特写：
2003年3月两会期间，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与其他部门的6位部长在大会堂休息厅留影，当记者们围上采访，许永跃警惕性很高：“我是列席人员，没什么可说的！”接着记者们又问起了接班问题，部长们齐声说：“好不容易休息，给我们一个宽松的休息环境吧！”这时，大会堂北门出现了一位衣着普通的列席人员，但他走到哪里都有警卫人员向他敬礼，原来他正是大名鼎鼎的国家军事情报最高负责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他与许部长一样，态度亲切随和，不介意记者拍照，只微笑挥挥手说：“我是列席代表，不方便讲话。”
说起身份，熊光楷最喜欢他的身份是教授，因为他是国防大学和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似乎很偏爱这样的身份。他在解释自己身份的时候，常会拿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来做比照。鲍威尔在出任国务卿之前曾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四星上将。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主编朱克曼知道熊光楷与鲍威尔在出任国务卿前身份的某种对应关系，便送给熊光楷一本鲍威尔写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朱克曼在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将军，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一位政治家；他愿意把这本书也送给一位将军，他的内心深处却是一位教授”。
熊光楷说，朱克曼的话说到他心窝里去了。
尽管熊光楷更喜欢自己的教授身份，但外界还是把他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事谋略家。且不说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样一个高层谋略家的身份，就是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的职衔也完全是谋略家的角色。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成立于1979年，外界称它是“中国军方智库”，其成员由众多老外交家和退役将军组成。大概是因为学会成员大多是中国军官，又是熊光楷全权掌控的缘故，国外一直怀疑它是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个机构。西方社会学家A·杜克·班纳特在他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结构与步骤》一书中说：“北京国际战略学会目前的主要职责就是发展与那些研究外国战略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专家的联系。”
其实，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是中国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20多年来为中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同时还是中国外交、军事领域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现已同世界上50多个国家的百余个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有很多外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军事科研人员访问该会。2001年4月17日，应唐家璇外长邀请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长萨塔尔来到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发表了演讲；2002年2月27日，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应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邀请，在北京举行了题为“试论新时期日中关系的重要性”的演讲；同年4月，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应学会之邀访华，就“9·11”事件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反恐斗争等问题与熊光楷等进行座谈。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每年都举行一届年会，总结全年的工作，提出研究议题。2002年12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年会上，有100多名长期工作在外交战线与军队的老外交家、老将军及国际战略、经济、科技问题专家、学者出席。熊光楷会长容光焕发，以他独特的思维，多角度地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从“正确认识战略机遇与忧患意识的关系”“正确认识反恐与反霸的关系”和“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与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关系”等3个方面论述了如何用“十六大”精神加深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认识，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赞扬。
作为中国军队的高层官员，一个谋略家，熊光楷在主持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同时，更多地以解放军副总长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
2000年1月 22 日，熊光楷赴美进行中美两国国防部第3次防务磋商，使自1999年因驻南使馆被炸而中断的中美两国定期军事磋商得以恢复。中美第3次到第5次防务磋商都是熊光楷亲自率队。他还多次率团赴澳大利亚参加中澳防务磋商。2002年5月22日熊光楷访问英国，与英军副参谋长巴格尔空军上将举行了中英两国首次防务磋商，并在会晤了英国国防大臣胡恩和英国陆军参谋长沃克后，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作了题为《中国的新安全观和国防政策》的演讲。
熊光楷既是谋略家，也是教授，他在大学的许多演讲理性而生动，好评如潮。他喜欢吟诗唱歌，充满灵性。
具有朝核问题与中东、南亚安全问题 发言权的重锤人物
2003年熊光楷有两出重头戏。一是他于2月8日参加了第39届慕尼黑国际安全政策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全球反恐形势及前景展望》的发言，阐述了中国以新安全观为基础所确立的反恐基本政策，强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是中国政府制定反恐政策、开展国际反恐合作的指导原则，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二是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