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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一个统一国家（中国）的高度认同。无论一个时期内国家如何分裂、民族如何对立，最终的结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产生出新的更大范围统一的中国。
李际均的演讲获得美国同行的热烈鼓掌。
李际均又说：中华民族还是一个注重防御的民族，万里长城就是这种防御思想的物化标志，而不是国界的标志。因此，中国现行的防御性的军事战略不仅符合现在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战略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谁敌视中国谁就会为自己制造12亿个敌人，并将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合作比敌对好，协商比冲突好，互惠比制裁好，尊重比歧视好，信任比猜疑好。对于我们军人来说，用酒杯瞄准比用枪炮瞄准好”！
在演讲结束时，这位行将退休的63岁的中国将军向世人宣布：“我的军事生涯以与美军打仗开始，以访美结束。”
听到李际均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台下全体起立，对之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1950年，李际均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时才16岁，在行军的途中，他总是边走边打瞌睡，好像还是走在上学的路上，直到被隆隆炮声惊醒。
残酷的战争场面很快使李际均成熟起来，成为当时部队中文化最高的勇士。他所在的部队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的极限，获得“万岁军”的赞誉。那段记忆使他永生难忘。他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军事遗产，特别是其战略遗产，不仅书写了战争艺术的历史辉煌，而且永远启迪着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
首先，李际均认识到，在国家的生存智慧中，忧患意识和战争艺术是必须具备的。他说，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怕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战略家必须具有超前的判断力、果断作出科学抉择的魄力，以及面对强敌敢于应战的勇气和善于应战的智谋。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的重心是在南线，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而在北线以友邦为邻，几乎没有设防。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国陆海空军的威胁之下，甚至中国首都也在美国重型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尽管当时国力薄弱，百废待兴，战争创伤亟待恢复，但敌人打上门来，是沉默容忍，还是奋起抗击？是坚持向南进击解放台湾，还是挥师北上出兵朝鲜？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以战略家的气魄，果断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
李际均提醒大家设想，当时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再与南线的台湾蒋介石集团、侵越法军势力遥相呼应，那中国就会面临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其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从打出国威军威、确立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自尊，从创造有利的国际地缘安全环境，以利国家长远建设和增强国防的角度看，不论怎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都不过分。
其次，李际均总结出一条战争哲学，即：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
朝鲜战争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当时他看到在朝鲜半岛狭小的战场上，双方投入兵力最高达300多万人。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兵器。而我军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情况下，却把军事指挥艺术发挥到极致。在战争爆发前，中国再三向美国发出警告，可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却不相信中国真的会出兵抵抗，麦克阿瑟甚至断言侵朝战争“是赢定了”。毛泽东抓住麦克阿瑟狂妄自大，又没有指挥大兵团在广大地域作战的经验，判断美军将在仁川登陆，便果断决定从中国南方调兵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参战部队。李际均称如果当时没有“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就没有后来的胜利。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相反的是，麦克阿瑟仅凭想像和直觉，在“圣诞节攻势”中，亲自把美军赶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包围圈而遭到惨败。在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人曾经发出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叫嚣。对此毛泽东表现了大战略家的从容。他指出：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真想在朝鲜投原子弹，也没有义务通知对方。美国的核讹诈破产。
亲历朝鲜战场的李际均对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战略艺术记忆犹新。比如：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敌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战役，当时有两个主张，一个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另一些人主张乘胜追击。如果按后者主张去打，第二次战役不会取得那样大的胜利。又如1950年底，我军突破“三八线”后，已出现物资供应的困难和军队疲劳的征兆，为防南进过远，为敌所乘，毛泽东和彭德怀立即部署就地转入积极防御作战。此举为后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再如1953年夏季停战签字前夕，敌人仍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心再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击战役，以打促停，结果收复大片土地，歼敌10多万，从而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实现朝鲜停战。
李际均深有感触，战争不仅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两种哲学、两种战争智慧，以及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同时他也意识到，人与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胜强，人的能动因素越起决定作用；越是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因素对胜负的影响越大。这一点在后来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都得到充分证明。
李际均说，抗美援朝战争不但使他经受了锻炼，而且也使他感悟了很多的道理。
1951年夏天，部队在朝鲜战场完成连续5次战役作战任务后，从“三八线”以南回撤到成川地区休整。有一天宿营在半坍塌的防空洞里，他发现一本被人丢弃的、撕掉了封面的小说，里面有些书页已经缺损，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原来是苏联反映卫国战争的小说《恐惧与无畏》。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刚上战场的年轻战士怎样在战争中成熟起来的故事。朝鲜战争结束后，他带着这本书返回祖国，至今仍珍藏着。
50多年过去了，他从这本书中，也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悟出：在生活的道路上，或许要经历从恐惧到无畏的三次升华，才算是完整的人生。
当一个人初上战场时，在枪林弹雨中，不论阶级立场多么坚定，那颗未经战阵的心总是不由自主地剧烈跳动。随着战争经历和血与火考验的增多，一个战士成为英勇无畏的人。他称这是人生从恐惧到无畏的第一次升华。而从恐惧到无畏的第二次升华，“恐惧”已经不是生存本能的反映，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即从最困难的方面准备，向最好的方面努力。从个人来说，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从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是“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从恐惧到无畏的第三次升华是到了人生的冬季，能积极而坦然地对待生命的凋谢。
如今李际均完成了三次升华，使得他对抗美援朝“遗产”的剖析更为深刻和新颖。
李际均有关抗美援朝的“遗产论”引起中外军事家的关注，许多国外的军事科研单位在转载他的文章时都加了“编者按”，认为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克劳塞维茨”，对军事理论有“非常深刻”的把握，其作品不得不读。
第五辑 李际均 （3）
孙子兵法“柔武”战略应得到发扬
2002年8月，李际均的《论战略》作为“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的一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书中首次提出了“战略思维论”，引起全球军事界的关注。
在这部专著中，李际均以战略思维的规律和特点作为研究对象，把战略文化、战略遗产纳入研究范围，通过纵横比较，研究古今中外的战略文化和战略遗产，揭示战略思维形成、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外战略思维的差异，为研究战略指导及其规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填补了我军战略学中“大战略”的空白。
李际均称，他的研究，“不是出于兴趣和为了获得一种发现的快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怀着强国的夙愿，参与我们饱经忧患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沉思”。
李际均认为，战略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总代表。国家利益是战略的最高准则，任何战略思想与战略方案的提出都是为特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从来没有超越国家利益之外的战略。而战略问题的最高层次是战略思维，这是一种伟大而又危险的思 维；创造文明或毁灭文明、正义与邪恶、社会进步或倒退，都取决于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
新军事革命带来战略思维的变革，随着以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美国实际上主导着这场新军事革命，它的优势在历次战争中得到体现。这使得中国普通的老百姓都在思考：中国的军事无论是技术装备还是作战能力与美国到底有多大的距离？
作为中国当代主流战略家的卓越代表，李际均认为，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新军事革命无疑是一种发展，但它不能决定一切。从特定的意义上说，新军事革命也是一柄双刃剑，是飞去来器，它不会使最发达的国家更安全，却可能使世界更加安全。
超级大国从海湾战争和轰炸南联盟的军事行动中受到激励，强化了以武力图谋霸业的观念。他拿科索沃战争作例子。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以航空兵和导弹对科索沃实施了“外科手术”，使美军几乎是“零伤亡”而取得胜利。他质问道：“在科索沃战争中，如果北约不袭击南联盟的非军事目标、不破坏人民的生存条件，北约能取得胜利吗？如果死伤的绝大多数是普通居民、被摧毁的许多是民用设施，这场战争能算是人道的和合法的吗？”
李际均意识到，从历史上来说，军事革命能使战争手段与规模升级，但对胜负却没有根本影响，甚至往往走向军事革命之设计者的愿望的反面。而信息战虽使其领先者在军事领域创造了新的优势，但它同时也为别人提供了不用飞机导弹就可进行越洋攻击的新思路和手段，为不对称作战的样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是，他提醒人们注意，必须充分认识这场挑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认真研究和准备对付高技术战争。对现在的中国而言，我们就必须在加快国防科研步伐、努力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兵器的同时，努力创造一些符合“等效威慑”和 “不对称作战”要求的新的作战方式和手段，而绝不能硬性模仿对方的编制体制和作战方式，仅在对方占优势的领域作“狭路相逢”之硬拼。
他还认为，面对新的军事革命，我们的战略思维的基本原则也必须有相应的变革。如果说20世纪的战争和战略是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那么面对新技术战争的出现，21世纪的战争和战略应当接受《孙子兵法》的基本思想。
产生于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思想的高度成就，它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得到广泛的认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在《孙子兵法》的思想中得到启发，获得尽量避免流血而又达成战略目的的智慧，建立“非零和对抗”的安全观。
李际均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的会长，一直对《孙子兵法》怀有深深的敬意。他认为《孙子兵法》对研究当代国际军事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如20世纪的战略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一样，21世纪的战略应当受《孙子兵法》的“慎战”“全胜”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启发，建立一种“非零和对抗”的安全观。中国的“柔武”思想，是对单纯“尚武”的超越。大国之间应当良性互动，合作而不挤压，竞争而不对抗。在国际社会交往中，应当承认并尊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通过对话、协商和谅解，谋求战略利益的共同点，以达到双赢的局面。对高技术战争的反制理论与实践，是这场军事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建立这种不对称作战理论方面，《孙子兵法》的谋略原则和军事辩证法思想仍有启迪作用。
“战略思维论”还告诉我们，在各种强度的冲突中，为了有限目的而实施有限的战争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消耗，而尽可能地将战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