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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小说和政治纪实作品。1996年黄集伟主持的“孤岛访谈录”特邀陆建华来“孤岛”做客，没想到陆建华带了一本斯培尔写的《第三帝国内幕》。这是一本陆建华反复阅读、烂熟于心的著作。他在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被深深震动，一年后再次读到了它，感触更深。
斯培尔是一名德国战犯，在此前他是一个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在建筑设计方面很有才能。而且一开始，他对希特勒的一些极端的政策和措施绝对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包括他后来所发动的法西斯战争，最后使得这个有严密的逻辑思维，有才能、有魄力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希特勒战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后来，他成了军工部长，成了纳粹德国战争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也就是说，没有他的话，德国这架战争机器就开不了那么长时间。斯培尔本人对希特勒有一个从不理解、疏远，到最后对他很崇敬、很崇拜的过程。最后，他成了希特勒的走卒，被判了刑。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陆建华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斯培尔的个人命运，还有推动他命运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用陆建华自己的话说，“我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在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框架下，一个人的命运是怎样改变的？ 他的思想是怎样改变的？他的性格是怎样改变的？就斯培尔而论，他对 社会的贡献，原本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而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一个结局。我想，所谓大的社会变化，时代的特征，个人是不能决定的。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的性格，个人才能的发挥，究竟有没有自主可言？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也是陆建华推崇的作品，其理由同样是对命运的关注——大变动时期那一家人中的每一个人的命运是怎样变化的——他们在变化中是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们是怎样找到这样的位置的？最后，他们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陆建华的父母认为儿子有“经商的天分”，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商人或企业家，然而陆建华上大学时却进了中文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热爱文学的陆建华最后也没有成为一个专业作家或文艺评论家，而成了一名有所建树的社会学家。然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称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大学的校长。
这是陆建华外出调研时突然生出的一个想法，令人匪夷所思。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陆建华是一个对知识极崇拜又一直强迫自己做创造性工作的人。他曾这样说过：“不管社会怎么变化，不管环境给了你一个怎样的既定的框架，一个人都应该保证自己的独创性。就算是为了‘生存’‘独创性’也可以是一种手段。所以，在我自己10多年的科研经历中，我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创新。”于是大学校长似乎是最适合他的了，“它意味着要把知识、智慧传给下一代，那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大概是一个达不到的目标了……”
陆建华并没有成为一个大学校长，但社科院的研究工作使得他同样感到了职业的乐趣。因为那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职业。
创造性带来的是挑战性，有智力的挑战，也有社会新旧观点的挑战。陆建华深深地感受到了这样的挑战。且不说1993年他的《中国“左”祸》出版后他所承受的挑战，其后他的一些文章也遭到质疑目光的包围。然而幸运的是，在一个巨大变动的时期，人们对价值标准的理解出现了多元化，理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这样，任何对于一个人的指责，都不会无条件地被人们所认同。
在陆建华看来，不管还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我们社会多样化的趋势就是在这么走。多样化就包括，有些东西现在可能还没有事实去证明，可它是一种创新，是一种新的东西。大家的宽容程度现在越来越高。即使是有些东西人家认为你提的不对，也不会怀疑你在政治上有什么，或者你的品格上有什么。他认为在一种特定的环境里，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行为或者思想调整到既不悖于自己的理念，同时又非常智慧的那个境界。
很难说陆建华就已把自己调整得很好。但不管怎样，他却是一个善于超越困境的人。在读书研究之余，陆建华最喜欢的就是音乐。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上海音乐学院要挑钢琴演奏员，陆建华因手指修长而入围，但他的乐感平平而未被录取。就是这次经历使他对音乐充满了深深的感情，尤其喜欢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陆建华第一次听《梁祝》是在中学时代，他被那幽怨深情的曲调所深深震撼。那完全是一种天籁之音，纯洁、空灵，使人在冥冥中迅速摆脱世间的凡俗。陆建华从小到大一直追求这样一种和谐的纯洁。他在《梁祝》的音乐中找到了。当他彳亍于学林、疲于应酬或遭遇非议，他都会在《梁祝》的音乐中寻找到慰藉。就像他自己说的，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音乐像一座桥梁，它可以帮助我们接近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接近的东西，也可以帮助我们平息心中的骚动。
我们可以设想，当陆建华一边听着《梁祝》，一边捧读着《第三帝国内幕》，那是一种什么滋味。然而对陆建华来说，这两种非常极端的东西是完全可以糅合到一起的。
挂职于重庆市政府机关，实践带来感慨良多
陆建华1992年获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社会学研究。1995年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后，他担任中心的副主任，副研究员，主攻社会发展研究。
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经费独立、非赢利性的科研与教学组织。该政策中心面向国内外政界和学界，在政治学与政策研究领域承担研究课题、开展研讨、组织实施调研并出版研究成果。
该中心成立两年时，陆建华参加了社科院组织的39人博士团到重庆直辖市挂职，直接参与重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陆建华就任重庆渝北区副区长。
重庆直辖市于1997年6月18日挂牌，成为中国的第4个直辖市。但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情况却比较特殊。它的全市人口3000万，是北京、上海的两倍多，其所辖43个县市区有近一半是国家或省级贫困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3％，下岗工人人数42万。当时重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足500美元，仅为北京的1/3，上海的1/4。在这样一个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超大城市担任副区长对陆建华来说的确是一个考验。
尽管陆建华是社会学博士，还被称为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尽管他从容而频繁地在各媒体亮相，学术成果骄人，但直接参与地方管理却是头一回。这使他一开始就不像个政府官员。
外界传说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初上任时有几件尴尬事：当秘书把文件送给他签字时，他愣不知把字签在哪儿；区里市里开大会， 他很从容地往主席台上走，可他不知其中挺有讲究的。当他走得快了一点，便就有人拉他一把，示意他别走在区长的前面；坐在主席台上的滋味对他来说是很难受的，有时得装模作样，轮到讲话时，照着印好的稿子，一念就是3个小时，此时他会在心里想，“要是能让我读本书多好啊”。
陆建华在渝北区副区长的位置上没坐多久，被市里任命为重庆中青年专家考察团的副团长，赴黔江地区考察地区经济发展思路。
黔江地处大山之内，有5个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人口达1000万，当地民谣“山好水好人也好，只见哥哥不见嫂”表达了黔江的生存状况。如此贫困的黔江自然是重庆市政府重点扶持的地区之一。
陆建华是带着一种极大的责任感到黔江的。从重庆到黔江要走16个小时的山路。陆建华来到黔江的一个县医院时遇到了一个颅骨骨折的病人。
他看到这家医院的墙是黑乎乎的，蜘蛛网全屋都是，地面上的废弃物和痰迹随处可见，连护理员都没有。医院从马路上找了两个农民来为病人端屎端尿喂开水。
陆建华皱起了眉头。可当地人告诉他，这是全县最好的医院了。
最好的医院却因医疗条件所限，不能为那名颅骨骨折病人动手术。怎么办？转到重庆吧？可转到重庆需要在路上颠簸16个小时，病人哪里受得了？
面对此情此景，陆建华提议说，咱们调直升机吧！有人告诉他，想都别想！调直升机得通过上级审批。
陆建华在无奈的现实面前第一次感到才智无存，束手无策，全没有了在北京时的潇洒和机智。
他为自己感到沮丧：“我们这种人指手划脚惯了。但是要真出 主意，就要好好琢磨了，不然人家没法操作。到黔江，我们从概念上推导，你们这里交通太不方便，有东西运不出来，那么好吧，先修机场。人家说，我们规划了，可这个项目老是批不下来。不是靠近长江吗？我们又建议用水上飞机，一算，水上飞机从日本进口，一架约1000万元，投资太大，不现实。那就修铁路吧，人家说，专家早就来过了，说修通这条铁路得20年。得，你说我们能干什么，我们提的建议人家怎么操作？他们固然需要新观念、新信息，但更需要具体的东西，需要更多的资金和项目。”
“与黔江人的交往，与我以前交往的人完全不一样，与我以前调查的社会学对象也不同。在这里，强烈的求富求发展的愿望与人们视野上的限制和技术上能力的限制反差太大。”
在黔江两个星期后，陆建华回到了重庆，主笔写下了《关于加快黔江地区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当地政府官员称这是一篇具有“原子裂变”意义的思路，给黔江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强的催化作用。
陆建华在重庆的一年收获很多，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给重庆做了一些能看得见的实事，比如把一个经济大国的领事馆给拉到了重 庆、给开县引进了一个日本的援助项目、说服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希望集团进入重庆等，更表现在他做的那些“破冰”式的、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工作，他参与重庆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再就业工程，并帮助他们主持策划了“江北新城相国寺地区2200亩封闭式再就业工程开发项目建议书”；参与组建重庆产业设计院和重庆产业投资集团的部分计划筹备工作；帮助重庆市社科院编纂了第一本《社会经济蓝皮书》；策划实施了第一次重庆市市民环境意识调查。他还就 解放思想、加快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机构改革等问题，在重庆的党政机关学校和其他单位作了20多场报告，热烈动人的场面令重庆人记忆犹新。
第五辑陆建华 （2）
对“法大还是党大”等问题的深刻解析
陆建华与媒体有很好的缘分，他曾做过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主持人、北京电视二台“读书”节目的主持人，现在又被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聘为评论员，而在香港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节目中，陆建华的厚重的学术功力、直率的性格和从容的姿态，颇得港岛各阶层人士的好感，人们认为他是大陆理论研究最具新意的“政情评论员”。
在解答凤凰卫视主持人董嘉耀提出有关依法治国的问题时，他坦言道，大陆有的人，特别是一些比较教条和经验主义的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法大还是党大？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不应该这么提。依法治国的概念告诉我们，执政党也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执政。但在很多相关的制度或者法规出现与现有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下，到底怎么决定？他认为作为一级组织的决策也必须符合现有的法律，但这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关于党的组织改造问题，他认为到了非常急迫的地步，现在执政方式如果不改，很多执政的目标和宗旨是实现不了的。
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人员，他一边在书斋中构建学术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一边参与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当中，从实践中提炼社会学的研究课题。他似乎对各种生存方式都怀有好奇心，有人问他忙什么，他说，你看见一只没头的苍蝇，它整天飞来飞去，很忙，“可我想，就算是一只苍蝇，也要看它是不是有很好的恒定感——就是说，它应该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他心里有数，所有的忙忙碌碌，“从另一个角度说，都是在丰富自己的人生，包括丰富自己的研究经历”。
他不但关注重大政情问题，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