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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丰富自己的人生，包括丰富自己的研究经历”。
他不但关注重大政情问题，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他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比如价格听证问题、身心健康问题、农民就业、劳动保障问题等。在他看来，这些都应是中国社会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对陆建华来说很具启发意义，即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些经济学家，而其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则归功于社会学家。在他看来，正是社会学家在不断地研究社会关系结构和运行机制中的种种问题、矛盾和冲突，并及时、完整地将其展示在公众面前，才使社会问题的解决成为公共政策议题。作为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陆建华正是为此而呕心沥血。
2002年，陆建华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记者告诉他说一个地方16岁的女孩子在生产线上被活活累死。记者当时就暗示他，是不是应该启发这些弱势群体保护自己。一向平和，不露声色的陆建华突然声色俱厉地说：“不对！这个只是理论上的推论，现在是政府应该出面保护这些弱势群体。16岁是刚刚在合法劳动年龄之下，这个企业主应该判刑！”
他以独特视角观察人才问题，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新世纪需要“超级人才”。他理解的“超级人才”是指具备突出的专业技能，有基本的人生情趣，有世界眼光，有一个健全而稳定的基本价值观。他观察到，在目前的中国，能做到前面其中一方面的人才不少，而面面俱到的人太少。在他看来，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精英教育”应该尽早丢弃。从以往的人才观念看，国家只强调人有怎样特殊和突出的技能，因此从小便“集中精力”，舍弃一切兴趣爱好来求学，结果发现理工科出来的学生有点“愣”。清华现在搞很多文科，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艺术甚至美学的修养。这说明社会上意识到人最基本的需求是不能丢的。陆建华说过，你可能朝某方面“偏一偏”，突出一点，你成功了，但你不是“超级人才”。现在成功人士很多，但他们的遗憾也很多，因此整个社会应尽快普及新的人才观念，不仅使青年一代在技能方面有所发展，人格方面也要有所完善，使他们成为一个能以己之长贡献社会，又懂得真正生活的完善的人。
他还提醒那些智商很高的“人才”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商，“不做聪明的穷光蛋”。在他眼里，中国城市居民大部分只有粗浅的财商，只懂得着眼于眼前利益，打着小计划小算盘，还没有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中国民间财富的积累速度，在海外看来，是很快的，如果中国人的财商更高些，那么，这种积累会更快、更合理，而代价也会更低。作为目前正在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的公民，一定要具备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情商、很高的财商。光有高智商和高情商，“那只是聪明的穷光蛋”。
“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后果，吁请政策制定慎之又慎
陆建华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界“四大金刚”之一，对于这个说法他从不作评说。但他心里知道，如果说自己真如“金刚”一般，那么他希望整个社会学界“金刚”越多越好。他曾用“有理、有效、有勇气”向别人陈述自己的治学和做人态度。他认为，作为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在学理的层面上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的、综合的分析，进而提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效”的建设性意见，在基本的理论框架内“有勇气”进行创新。这段话可视为他对社会学家责任心的理解。
陆建华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中国社会的前景》，研究了中国社会在改变进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并开宗明义地发出政策创新的呼吁，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
在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因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但在结果上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而且这种社会代价被有意无意地认为是必然的，如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三资”企业中劳动权益的保护导致短期内投资环境的恶化，腐败现象弥补了市场体制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各种规范空缺、助长了权钱交易的实现等。
陆建华发现，中国社会问题的产生及演变的过程，总有十分强大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在起作用，而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和严重化，总是与某些政策导向有关系。但是人们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认为经济问题最后还是靠经济来解决。陆建华称这是一种典型的理想思维模式。因为那些社会问题并不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是在经济社会变动过程中出现的，是由于社会结构关系与社会运行机制出现不和谐才会导致的。而陆建华看到，相关领域的政策选择在结果上既没有预防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没有有效地控制住这些现象及其变种的蔓延。
陆建华想到他在重庆任职时看到的一个现象。有一天夜晚，他陪同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游览重庆的夜景。他们来到了豪华气派的解放碑广场，高大的建筑、彩色的地砖、眩目的霓虹灯，一切都是那么的考究。离广场不远处是一个新开的啤酒城，美女如云，人头攒动，一片喧闹。然而就在广场的边上，一群拿着木棍绳子的“棒棒军”满脸愁容，用一种迷惘的眼神打量着行人，期待生意。这种对比强烈的画面一直印在陆建华的脑海里。他当时对同行的朋友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到了吧，这就是重庆，反差极大。咱们走出不到50米，这儿的房子已经是破破烂烂了，这儿的人所关心的问题和里面的人一定不同。你可以修一个现代化的超豪华的解放碑广场，然后说21世纪看重庆！追求轰动效应很容易，可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国家即便可以宣布实现现代化，但不等于所有的地方都实现了现代化。我所在的区也是一样，迫切需要发展。小平南巡之后，我们区顶着压力修了一条路，现在没人说这条路不好。人们急切地希望通过大开放大开发来提气，规划都很壮观很恢宏。但光有路不够，关键是路后面有没有可以支撑它继续发展的体系和结构。重庆也是这样，修一个解放碑广场，真是很气派，但是整个经济没有活力，这个东西就是虚的，发展水平上不去，老百姓的心气就没有了。”
也是在重庆，陆建华去看过一个县，有一个2000万元的项目，可因为产品与市场不对路，项目刚建好就宣布废弃了。后来一个港商看中了那块地，就把机器当废品似的拆掉卖掉，一点价值也没有。2000万元就这么打水漂了，谁也没有负这笔钱的责任。当时陆建华想，如果一个企业家对市场预测不准，他的代价是他的企业资产；而政府官员做错了，他个人又会付出什么代价呢？
这就是政府制度制定过程中的缺陷，是经济变革过程中公共政策运作所呈现的不和谐。
陆建华在“央视论坛”节目中对吉林省高薪聘用政府雇员的做法很是推崇：“以雇员的身份进到了政府里面，会对其他3000个公务员造成多大的冲击力。这些公务员对自己的职权、职能和自己的职业身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身边有掌握了高技术、高知识的这种人才，拿着这样的高薪工作，就会激活这片水，就让大家知道事实上关于人才的特长、兴趣和岗位的任用，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但他感到城市化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政府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政策来应对，那是很危险的。陆建华有一篇文章《城市化的果实：是苦是甜？》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他说，城市化，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其含义。大家想得最多的就是，城市不断扩大，在地域上不断扩大，在人口规模上不断扩大。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更内在的问题是，这种扩大会在两个重要方面与我们的农村发生关系，这首先伴生出来的是许多物理上的变化，而物理上的变化总是会牵带出经济社会文化后果的。城市化的关键是，这种牵带是不是顺其自然，是不是平滑，是不是如意。
城市要发展就要占据原来属于农村的土地；如今珠江三角洲 地区的城镇之间漂亮而齐整的公路，就是城市伸向农村的手。农地被铺上了水泥，这本身说不上是进步还是倒退，但城市向农村的侵袭，带给农村的是什么？那就有讲究了。目前情况看，许多城市在土地上的扩张，或是依照市场的力量或是依照行政的力量，牵带出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传统的农业被现代加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取代。
城市扩大的另一个物理变化是人口的增加。他掌握的资料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均以找工作为主要目的，而城市本身在职业岗位的总量和结构上均有很大的问题，弄得进城农民每每难以如愿。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断在挤出一些人，农民要想涌入进去，谈何容易。
陆建华曾经说过：“务必不要忘记，我们的国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国民。”他看到，在一些主要的沿海城市，从农民进城到找到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来越长。在无业情况下呆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产生焦虑，产生无望之感。接下来的问题就带有很大的冲突了。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几年下来，被捕获的犯罪者中，来自农村的占据了60％以上。这好像应了19世纪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的说法：城市成了罪犯的“制造机器”。这只是严重后果之一。交通拥挤、环境卫生水平下降等，也在逐步加重一些城市的头疼病。更加难办的是，城市中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在认知上、行为上和感情上显现出巨大的隔膜。农民要是不进城，这样的隔膜还无从有机会显露出来。这样的文化后果，被几乎所有的城市人和农村人意识到了，但是，还没有什么招数来消解它。
陆建华在对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考察后认识到，与其说某一项政策选择客观上造成了社会问题的出现或严重化，不如说某一项政策因为缺乏基本的配套政策或面临着作用力相反的政策而制造了或激化了社会问题。这是政策体系的失败。他预警，被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中国社会，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政策创新以及同步的制度创新，那么新的发展机会将会消逝。
第五辑 陆建华 （3）
为什么中国反腐败成效不够显著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工作着重是制度研究和社会发展分析。陆建华从重庆回京后，便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研究，并担任《中国社会蓝皮书》副主编。进入他视野的社会学研究问题包括失业、贫困、犯罪、腐败、环境污染、教育、收入分配、劳资关系、妇女问题等。
陆建华一直认为腐败总是与相关的制度缺陷和政策失误有关。虽然改革开放会给腐败分子带来一些机会，但那不是开放的必然结果。“十六大”结束后，他在人民网“强国论坛”解读江泽民“十六大”报告时说，现在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典型的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也有腐败，但不属于社会转型的现象。因为，他们的体制和制度基本上都健全，腐败分子只是在那些体制和制度允许的很小的空间中寻找机会。在中国，我们的体制和制度还没有健全起来，腐败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些腐败分子总在不断地寻找这样的空间。
在陆建华看来，反腐败政策的原则背景与技术措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没有停止过反腐败，政策上也是有连贯性的，然而反腐败的决心和能力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处理好。就是决心很大，但因用力不到位，其效果不甚令人满意。
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沿着两个思路走：一是关于行政权力的监督思路，一是市场机制的确立思路。沿着这两个思路也设立了与之相应的技术手段。如在行政权力的监督思路方面，我国1978年恢复了检察院，后又组建了党的检察机构、国家监察机构，成立了举报中心和反贪局，反腐败模式也从刚刚开始时的集中突击打击、惩处、教育向日常工作型转换，使之更具理性。陆建华认为，虽然一些反腐败制度建设在中国社会不同程度地展开，但无论是与其他社会中类似制度建设的实践效果相比，还是就制度本身潜在的效力看，均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这其中的技术障碍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