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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算学员的英语说得很好，他们也难于用这种外国语言来表达他们真正的感觉。卡耐基机构鼓励用所在国的语言来教学，例如用大部分的欧洲语言、广东话、南非荷兰语、菲律宾的塔加拉语、冰岛语、希伯来语、印尼语、日本语、马来语、斯瓦希里语和泰语等。
不过，外国的学员有时也会怀疑，象卡耐基这样美国化的课程，是不是能适用于他们的国家。
西班牙卡耐基课程主持人艾杜阿多·克瑞亚多·阿吉瑞作出这样的评语：〃卡耐基课程最特殊的一点是学员在初参加的时候，都十分关心这种课程是不是太'美国化'了。不过在课程进展下去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等到训练完成之后，每一个学员都会认为卡耐基课程很好，这可以从他们的观点中反映出来，而且他们都应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克瑞亚多在西班牙很多城市里开设卡耐基课程，还在一家周刊杂志上写了两页的特别报导，题目是《为人的力量》，把很多卡耐基的原则传达给西班牙全国的读者。
南非的卡耐基课程，使用南非荷兰语和英语。约翰内斯堡的主持泰瑞·奥士楚维克发现，南非的学员有时候利用卡耐基课程来改进他们的英语，虽然这不是卡耐基开班的宗旨，但是却能够给学员更多使用英语的信心。
奥士楚维克也常常在土人居住的地区开办卡耐基课程，他用的是英语。一堂课中，一名学员谈到他和巫医相处的经验，突然之间，他用祖鲁语喊出一句话来，全班也都跟着站起来以传统古老的祖鲁族态度回喊着，然后又安静地回到座位上，象没有事一样继续用心谈话上课。
今天，世界各国负责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大多数都是这些当地国家的人士，不过也有些地方的主持人是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
欧洲杰出主持人之一狄尔·艾尔顿，开办的课程遍及全西德。艾尔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大的，从小就接受憎恨美国人的教育。在十七岁的时候他被征兵到德国陆军里，但是基本军事训练还没有接受，战争就已经结束了，他成为美国军的俘虏，被拘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和美国人没有什么接触，对美国人也没有什么好感。
后来艾尔顿慢慢地了解美国和美国人。他认识到他之所以对美国人没有好感，完全是因为他对〃征服者〃的偏见使然。艾尔顿在１９７３年卡耐基机构国际大会上说：〃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或许心存偏见，但是卡耐基课程帮助我们把别人当做一个个体来看，而不是把他当做另一群人中的一员来看。在卡耐基课程中，我们遇到来自各种不同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人大家聚集一堂大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获得不同的观念。〃
要其他国家的人了解戴尔·卡耐基的著作和其他教材中所列举的美国人的例子，确实有点困难。艾尔顿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他在翻译这些书和教材的时候，有时候得换些例子，让德国人了解这些例子所要表达的意思。
美国人用名字称呼关系并不太亲密的人，这个习惯对德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由于互相称呼名字是全世界卡耐基课程的做法，艾尔顿就在第一堂课中解释用名字相互称呼的原因。他告诉学员，称呼名字可以打破同学相互间沟通的障碍但是他建议如果在街上遇到另一个同学，最好还是不要用名字来打招呼。为了防止德国人对以名字相称呼的较随便的方式产生抗拒，在班上叫学员的时候就不用比较亲密的〃你〃字（ｄｕ），而用较正式的〃您〃字（ｓｉｅ）。他还解释，卡耐基教师传统使用的招呼〃晚安，朋友们〃（在德国文化中，一个人是不可以随便用〃朋友〃这两个字来招呼别人的），并没有损害德国人对朋友的观念，因为在卡耐基课程的教室环境中，所有学员都是朋友，大家在友善的气氛中分享着共同经验。
卡耐基课程在德国很受欢迎。汉堡一家公司由于他们的人员接受卡耐基训练后对公司很有帮助，因此就热忱地为卡耐基课程做宣传，他们的推销员向顾客推介卡耐基的训练，甚至当推销员争取到报名卡耐基课程的人员时，公司还按介绍的人数发奖金给推销员。
在文化与美国显著不同的地方，学员一开始常常会抗拒卡耐基的技巧。英国伯明翰主持卡耐基课程的保罗·韦纳报告说，在〃打开你的壳〃这堂课中，学员们要大喊大叫，敲击桌子，有个学员立刻走出教室。〃他是城里的一名经纪人，是只参加适合自己身分地位的俱乐部的人，非常英国化老派的，就是在沙漠里也要穿上大礼服的那一类人。我看到他走出去，我也就跟着他走出去。他说，'如果也要我大喊大叫、敲桌子，我只好退学。这完全违反教养嘛！'我回答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大喊大叫、打桌子。你同意这样做有很好的作用吗？'他点了一下头。'你不觉得应该放松一些你的虚假的约束？'他想了一会，然后同意了，再回到教室。当轮到他发表谈话的时候，他说他不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发表谈话。他讲得很好，而后成为鼓吹卡耐基课程的人。〃
东方开办卡耐基课程所遭遇到的问题，与在其他地方不同。香港卡耐基机构的经理说，中国人非常在意〃顾全面子〃，因此对中国人施展传统的推销技术根本就行不通。中国人虽然不想买推销员所推销的东西，但是为了保留推销员的面子，他们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不买〃，他们会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拖下去，而让推销员自己放弃。
这位经理说：〃这种情形使推销员非常沮丧，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该不该再去推销一次。但是我们克服了这个困难，因为我们发现中国人是诚实的民族。在试讲大会中，我们宣布，有兴趣报告参加卡耐基课程的人，就请接受会后开始上课用的书，结果真正要参加的人都拿了书，而其他的人就都不拿。如此一来就不必勉强没兴趣的人说出'不要'，也就保住了推销员的面子。〃
不过，日本的情形又大不相同。参加卡耐基训练的人，大多数都是各公司从职员中选送来的。在日本，公司就象父亲一样，非常注意职员的发展。卡耐基课程对推展他们的业务来说，已经占着非常重要的份量，日本大多数重要的公司，都派遣各阶层的员工来接受卡耐基班的训练。他们和卡耐基课程主持人签订年度合约，以保证他们的人确实能够参加训练。
日本的卡耐基课程通常在好几个月以前，就已经登记满额了。为了使不在公司工作的人也能够参加，每期都保留一小部分名额，供其他大众申请。不过，申请这些空额的人，都要经过主持人法兰克仔细的审核。
法兰克以前在芝加哥州立大学旅馆管理学院读书的时候，参加了卡耐基班的课程，印象非常深刻，他认为应该在日本开办这种班。几年之后，他写信给卡耐基机构国际总部，建议他们在他的祖国日本开办卡耐基课程。这封信转给了最靠近日本的夏威夷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艾德温·惠特罗，他先与法兰克连络，稍后又亲自到东京去拜访法兰克，商量法兰克能不能加入惠特罗的组织，在日本推展和教授卡耐基课程。法兰克当时身任旅馆管理的顾问，事业很成功，不愿意放弃事业，从头开创另一种新事业，同时，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好从事这项冒险事业的准备。八个月之后，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参加在日本开办卡耐基课程的计划。
法兰克现在有十二名教师，日语、英语都说得很好，其中只有一位不是日本人。这个非日本人的教师是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一名官员，日语当然也说得很流利。１９７５年美国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聊访问日本的时候，经过这位官员的安排，所有卡耐基课程的教师都参加了美国大使馆的欢迎会。
世界各国设立的卡耐基课程，大部分的教师都能说很好的英语，但是有些地区的教师训练还得使用当地的语言。由于大部分的教师训练员除了英语之外，其他语言说得并不很流利，因此需要翻译。卡耐基机构的一名教师训练员尼克·赖桑特已球游世界好几次，到各地训练卡耐基课程的教师。他讲了通过翻译来沟通复杂观念所产生的奇特感觉，〃巴黎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吉拉德·韦恩和他的同事吉博特·乔丹担任翻译，讨论的时候，我必须等候翻译，而不能对询问做出直接反应，起初觉得很是分神。不过，一旦我习惯了这种情况之后，却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而那次会议也成为最有收获的一次。〃
在某些国家，学员从很远的地方赶到教室来上课。如在澳洲，学员开自己的飞机从偏远的牧羊场赶到墨尔本或其他的大城市来上课也是常事。在小的市镇，人数不足于开班，他们就租一辆马车到邻近的城市去参加卡耐基课程。
而在另一些国家，经济成了问题。某些地区，低收入人口太多，没有能力缴付学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卡耐基课程主持人想尽办法促使各公司行号为他们的职员负担部分或全部学费。英国利兹市的卡耐基课程主持人史坦利·衣博曾报告说，当地政府为了鼓励官员接受训练，特别成立资助成人教育的委员会，学员能完成成人教育的，政府就补助百分之五十的学费。
极为欢迎卡耐基课程的另一个国家是冰岛。冰岛主持人康拉康·艾多生，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９日为庆祝参加卡耐基机构十周年，特别举办一次晚餐舞会，邀请差不多三百名他的毕业学员参加，贵宾中有冰岛内阁的一名成员，他说卡耐基课程对冰岛极有帮助，很多冰岛政府和商界领袖都是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其中包括一位前任总统和多位内阁阁员。
艾多生主持的卡耐基课程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学员是通过毕业学员热忱推介来的，他几乎根本不需再去做招生的努力。艾多生把他的卡耐基课程毕业学员称为他的〃军队〃，他们组成非正式的卡耐基课程毕业学员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并不是校友会，因为会员经常因工作变动而离开或加入，流动性很大。因此，一般来说，俱乐部的会员都是新近毕业的会员。现在冰岛大概有十三个这样的俱乐部。
卡耐基机构副总裁李查·牟格尔飞到冰岛参加艾多生的庆祝舞会，并且用冰岛语向大会发表演说，代表全世界卡耐基机构的人员和毕业学员，祝福艾多生、他的工作人员和全体毕业生。
几个月之后，南非德尔班市的卡耐基课程主持人汤尼·史登甫也举行了一个同样性质的大会，以庆祝他参加卡耐基机构二十一周年。南非是卡耐基课程极为活跃的地方，全国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或者地区经理。
由于南非政府的政策和习惯，多年来卡耐基机构都分别为白人、黑人和其他种族的人开班。１９７６年，史登甫同时开办了两班，一班招收了六十名印度人，另一班招收了三十名白人。由于这两班的白人和印度人都没有人反对，史登甫就把人数平分开来，从而第一次在德尔班开办了两个不同人种混合班。
自那次以后，德尔班以及南非其他城市的卡耐基课程，都是白人、黑人、杂色人种及亚洲人混合在一起上课。史登甫报告说，由于学员通常都是头一回和另一个种族的人真正地接触，所以，他们在一起能够进一步了解异种同胞和自己在文化上的异同。
参加毕业典礼人数最多的一次，是１９７５年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市举行的。九个卡耐基班，大约三百八十人毕业接受文起，观礼的还有一千多位学员的家人和亲戚朋友以及厄瓜多尔的很多显要人物，包括大法官和首席推事。
把毕业文凭颁给每一位学员后，大家高声呼叫和唱歌，接着象橄榄球比赛一般，所有的人列队游行。当然还有特别的纪念品赠送给主持人李查度·皮尼欧和他的助手艾度奥多·孟度沙。
卡耐基机构当时的副总裁约翰·古伯和他的太太艾德娜受邀参加了这一场毕业典礼。他们在机场上受到大约八百名卡耐基毕业学员、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的欢迎。等到挤出飞机场之后，他们又受到另一群欢迎群众的包围。这一群人挥舞着旗子，组成一个车队，沿路按着喇叭，护送他们到旅馆，然后在旅馆大厅里，随着特别请来的乐队的伴奏继续跳舞庆祝。
另一个热烈欢迎卡耐基班的国家是以色列。达莱亚·艾伦（现在是衣撒克·李葳夫人）生于以色列，十六岁的时候随父母到了美国，她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她父母（两人都是卡耐基课程的毕业生）送给她一份毕业礼物，那就是让她参加卡耐基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