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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得倒毙在张掖火车站的街口上不可了。我想，与其倒在街上，还
不如到候车室坐着去。在候车室倒毙，铁路工作人员可能还要管
一管，说不定在我气息奄奄之际给我一点吃的，或者把我送到收容
所去。这时候我突然就改变了昨夜的想法，进收容所就进收容所，
总是要给口饭吃的，饿不死。我的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昨夜那两
个四川姑娘说的话：吃完饭再说。——她们比我有主意呀！
我走近火车站了，快要走完那段马路了，这时我发现两个蓄着
长胡子的老人在一间房门口晒太阳。我看得出来，这是两位有文
化的老人。他们的穿着和脸色气度表现出他们不是引车卖浆者
流。我想再试一次我的运气，便走近他们，以谦恭的口气说，老爷
爷，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们买下好不好？两位老人看了看我，接
过书去了。他们两人交换着翻了翻书，不说书好书坏，问我，你是
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陕北人，家庭是中医世家；由于家乡
遭了灾，想到新疆去谋生，到张掖没盘缠了，不得不把这两本书卖
了。其中一位老人说，陕西也遭灾了吗？另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娃
娃，你把这两本书留下，我给你买两个烧饼。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
了一天，我已经了解到饥饿在张掖地区的惨烈，——街头上卧着饿
倒了的人——知道食品在张掖地区同样的金贵，所以我二话没说
就同意了。那两本书一本是《针灸大全》，一本是《针灸学》，要是放
到现在，就是秤斤卖也能买三四个烧饼。
老人在一家国营饭馆里买了两块半斤的烧饼，还给我要了一
碗开水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稀哩呼噜就把两块烧饼吃了，开水
也喝光了。我自己又要了一碗开水也喝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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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二碗开水和两块烧饼下肚，我的身体立即就发热了，觉得又有
了力气。我又回到候车室，开始想办法上火车。
可是一下午一整夜我也没上了火车。现在回忆起来，兰州往
西的这一段铁路上当时总共就跑着两三趟列车，一趟快车，一趟慢
车……可能还有开往上海来的一趟快车吧……我也记不清了，反
正车不多。每一列往东的列车进站，我都跑到站台上去，但是上不
了车。车一进站，列车员就站在门口查票，没票的人不叫上车。我
亲眼看见没票又想上车的几个背着包袱的河南农民叫站台上的铁
路警察带走了。我就没敢靠前。
第二天白天我也没能上了火车。
好在这个白天我从候车室外的台阶上拾到一张废票，等到半
夜里我曾乘坐过的那趟列车进站又要开动的时候，我手里捏着废
票跑到车门口去，口里喊着不要关门不要关门，朝着列车员晃了晃
票，装出很急的样子上了车。
一进了车厢我就跑到另一节车厢去了。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东
张西望一阵子，看没有人注意我我就钻进座椅下边去了。肚子是
空的，又不用上厕所，我一直在椅子下边蜷缩着到了兰州。在兰州
的事我就不说了吧，昨天已经说过了。在姐姐家只待了一夜，好好
吃了两顿饭，一顿是我妈做的酸汤疙瘩，一顿是我姐姐擀下的长
面，然后就接过我姐给的四十元钱，趁着夜色赶到火车站，用买好
的车票上了火车，一帆风顺地到了西安。
临出门姐姐还给了我四盒香烟。我说我不吸烟，姐姐说不吸
也拿上吧，回老家的路关口重重，说不定用得上。姐姐说，兰州的
职工一月发一张票，可以买四合烟；这是供给姐夫的，再想多要一
盒也没有。
从西安去铜川仍是坐火车，买票要介绍信。这一关我过得很
容易。因为是持票坐车，在兰州去西安的列车上我和一位去铜川
的旅客说话，混熟了；他用他的介绍信替我买了一张车票。只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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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
到铜川就不走了，从铜川去延安的汽车票可是成了最难过的一关。
这里买车票不光是要介绍信，还要登记发号，轮到你的号才能买
票。当时的情况是汽车站人山人海，登记了的已经有七百多人，而
每天只发三辆卡车，一卡车只能坐三十几个人。我可是愁死了，怎
么才能到延安呀！啥时间才能到延安！我坐在候车室里发愁，苦
思冥想，这一关怎么过呀！正在那里发愁，我身旁走过来了一个
人。这个人又像是汽车站职工，又像是公安派出所的便衣，他朝着
我身旁坐着的一个小伙子说，把票拿出来，查票。那小伙子把车票
拿出来了，他又叫小伙子掏证明。小伙子没有证明，他说没有证明
你怎么买的票？车票没收！他还把小伙子赶了出去，不叫他在候
车室坐着。我当时吓了一跳，心想这个汽车站怎么这样严格，随便
没收人家的车票？这要是查着我怎么办？会不会把我当坏人交到
派出所去？可是仔细看看之后，我又有点怀疑那个人是不是汽车
站工作人员了。他贼头贼脑地转了一圈，再也没查别人的票，就出
了候车室。我突然想，这是不是个歹徒或者本地的地痞流氓，专门
欺负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我灵机一动就站起来跟上了他。他出了
候车室进了一家饭馆，我也就进了那家饭馆。他坐在一张饭桌旁
边，我也走过去坐在那张桌子旁。为了显得自然，我掏出一颗烟吸
起来，并且斜着眼睛看他。我不知道他对于我有什么看法，抱着什
么心理，他也斜着眼睛看我。看了一会儿他说，你是哪里来的？我
说兰州来的。他又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兰州中医门诊部。他停
顿了一下又问，兰州的香烟供应紧张不紧张？我回答紧张，一名职
工一个月供应四盒。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医生，比别人多搞两
条烟没问题。这时他说话的口气变了，求我的口气说，你的烟让给
我一盒好不好？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不就是盒烟吗？我掏出一盒
烟给他，他要掏钱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开了。我说，烟钱就算了，
我不要了；我从外边回来，在铜川人生地不熟买不到车票，你帮我
买张车票行不行？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延安。他似乎很小心，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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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环顾了一下，把没收的那张票掏了出来，说，我这里有一张替别人
买的车票，就先让给你吧。我大喜过望，接过车票给了他钱，并且
把四盒香烟除了我吸的那一颗全都给了他。
意想不到地搞到了一张那么难买的车票，啊呀，我心里那个高
兴呀，就没法说了：我尾随他的目的就是搞到那张车票，我竟然如
愿以偿啦！第二天早晨我正大光明地上了汽车到了延安。又过了
一关！
到了延安。可是从延安到绥德的这一关又怎么过呀，汽车站
还是挤挤嚷嚷的，又要介绍信，又要登记。没办法，我只好坐在候
车室外边的台阶上等机会。真是老天有眼，前世修行得好呀，机会
叫我等来了：一个票贩子手里拿着一张车票走到我跟前，偷偷地
说，有绥德的票要不要？我说要，多少钱？他说五块。我说绥德的
票不是二块五么？他说高价票，五块，五块。我毫不犹豫，一把将
车票抢到手里了。可我身上这时候只剩下七八块钱了，——那时
候到处都卖的是高价饭，我的钱快花光了，到绥德后离家还有一百
三十里路，还不通汽车，我没钱怎么办呀——我就对他说，我身上
只剩四块钱了，就给你三块钱吧，剩下一块钱我喝碗水。他说不行
不行，就是五块。我说就给你三块，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
是不卖我就喊了！我看得出来，票贩子倒卖票也是偷偷摸摸地，害
怕被人抓住，我就这样威胁他。他还真害怕，小声央求我说，别喊
别喊，你给我四块吧。我说就三块，多一块也不行。他只好同意
了。哎呀，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啥事都能做出来——我把票贩
子坑了一下！
第二天我就到绥德了。到绥德我就更困难了，身上只剩下四
元钱了，可是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不通汽车——要吃
饭，要住店。再困难也得走呀，这天夜里我住宿在一家大车店里，
花了一元钱，早晨起来连早饭都没敢吃就上了路。
出了绥德走了五六里路，我是又饿又累，有点走不动了。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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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
迎面走来了一个老汉。看老汉的样子也是赶了夜路的，头上用一
块布包得严严的，只露着两只眼睛，肩上挎着鼓鼓囊囊的毛褡裢，
露出糜子面的馍馍。老汉看出我是个走远路的人，就迎上来说，哎
呀，你是不是昨天从延安来的汽车上下来的人？我说是的。他说，
昨天晚上汽车站给我们乡上打电话，说我的儿子从延安坐车过来，
在绥德汽车站饿倒了，你看见没有？我说看见了，有一堆人在汽车
站上围着看，有个从青海来的小伙子倒在路上走不动了。你的儿
子是不是在青海工作？老汉说就是，他还活着吗？我说还活着。
听说活着，老汉立即数落起我来了：哎呀，你们这些在外头工作的
人，心怎那么狠呀，到家门口了，看见人饿倒了，就给上些吃的嘛，
救人一命嘛……我说，老大爷，你不要埋怨我，我的情况还没有你
的儿子好。你可以背了甜馍馍去看他，我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
要走。从昨天早晨到现在，就没有一颗粮食沾过牙。老汉听说我
是饿着肚子赶路，立即就放下褡裢，拿出六七个糜面馍馍往我的怀
里塞，那个热情呀！然后就匆匆告别往绥德城里去了。
我就是靠着老汉给的那几个馍馍充饥，走了四天，整整走了四
天，回到r我的老家——佳县高钟家洼村。我先在叔叔家住了一
个月，调养身体，等身体好一点后才回到自家的家里，打开生了锈
的锁子……整整休息了一个冬天，天气热起来了，身体也缓过来一
些了，我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
以后的事明天我们再谈吧，你看天都快黑了。高吉义先生讲
完了他逃离夹边沟农场的故事。我说，好吧，明天谈就明天谈吧。
我扭头看了看门外，有几家花店的老板正在把一盆盆鲜花抱进房
子，似乎是准备收摊了，但是我的采访意犹未尽，我又说，高先生，
你的逃跑的故事讲得的确生动、翔实，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你那天从明水的山水沟逃跑就没有人发现吗？没有人追你吗？
高先生说，这个……
见他沉吟，我又说：据我了解，大凡从明水逃跑的人都不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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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那儿离场部太近，管教人员很轻易就追捕
回来。
他还是沉吟不语。
我又问，你跑回佳县老家之后，你家乡的公安局没来拘捕你
吗？我访问过的逃跑成功了的人，大都是流落他乡不敢回家或者
回老家，凡是跑回城市和乡下老家的，基本都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
送回去了，因为一旦发现谁逃跑了，夹边沟农场就向他的原工作单
位或老家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函，要求协助捉拿，或者直接派人去
他家追捕……
高先生终于说话了：张记者，你问得好，问得好呀！我那天逃
离山水沟，农场是派人追了的……
没捉到你，因为你藏得好？
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张记者，这件事我原本是不想告诉你
的，因为这又是一件我一辈子也没想通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做错了
还是没做错。它比牛天德的事更加折磨我的心灵，使我寝食不安，
经常在噩梦中惊醒……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他说，好吧，我今天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吧：那天晚上的逃
跑，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逃跑的。
两个人？我惊讶极了。
他说，是的，两个人……你听我从头说。在夹边沟的木工组，
我是元老，但是，这并不是说我的技术最好。技术最好的是我的师
傅骆宏远。骆宏远是白银公司的木匠。其实他原本不是木匠，而
是土木建筑行业的工程师，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就是工
程师。解放后他在东北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因为解放前参加过
国民党，五十年代初内部肃反后就不叫他当工程师了，下放当了工
人，木匠。五十年代国家建设大西北，把他调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工作。1958年的秋季，白银公司在反右斗争中老账新算，给他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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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作为工程师，他的水
平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作为木工，在我们的木工组，他的技术比兰
州大庆木器厂的七级木工魏立之的手艺还高。魏立之是真正的工
人，因为说反动话戴了个坏分子的帽子送来劳动教养的。魏立之
手艺特别好，在我们七八个木工里是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