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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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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了。他们是夫妻,已经有个孩子了。
    按计划我们要在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可是兰州市的治安工作
极端缺人,才学习两个月,就把我们四个文化水平高的人调到军管
会工作。陈毓明去水北门附近的军管会反动党团登记处工作,我
们三个人负责经济方面的治安保卫工作。后来省政府成立,我们
就都到公安厅了,陈毓明和章宗昌在二处搞外勤——就是侦察员,
我和那秀云到了政治部搞内勤,就是抄抄写写,搞宣传,办学习班
对基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辅导。
    1951年,我和章宗昌结婚。
    章宗昌出身大资本家家庭,1954年内部肃反之后就把他调到
兰州客车厂管犯人去了。过了一年,河西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
张掖县要改为省辖市,省公安厅从机关各处室抽调十九个人去张
掖县成立了张掖市公安局。领导说我是张掖人,照顾我回老家把
我也调过去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计划中的张掖市并没有成立,倒是嘉峪关
成立了省辖市,于是刚成立的张掖市公安局就撤销了。而在将撤
未撤之际反右斗争开始了……
    我是个马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期间,领导始终也没重用过
我,哪儿忙就抽调我去那儿,我自己呢也大大咧咧叫干什么就干什
么,说话也随便。所以在公安厅干了五六年也没当过什么官,也没
挨过批评。我把自己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张掖市公安局,结果就划
成了右派。真的,我划成右派连我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像中央
的大右派章伯均当右派是有原因的,他和毛主席争高低,说国家主
席要轮着做;甘肃的大右派杨子恒,有人攻击他提出甘人治甘的口
号是有野心,他还顶人家: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是想治理国家来的。
这些人能不挨批吗?你跟共产党争权嘛。我没那些大右派的资
格,也没那么高的水平说出那么大的话来。我只是在反右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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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农
领导逼着我提意见,我就提了。单位发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
却发给当官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不是和国民党一样了吗?
结果局长就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
我作检查。我也知道这话说得有些偏激,叫检查就检查。可是检
查的时候我说了句我这人毛病多,毛病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大家多批评帮我改正。他又逮住我这句话
说,你是一心和共产党对抗到底。散会后找我个别谈话。我们的
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
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
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
睛看着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
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了一天他就布置人开
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气,跑到专署去找公安5二处
长黄钲,说我们局长要把我打成右派。那时候我丈夫章宗昌已经
划成右派了,从兰州客车厂送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监督劳动。黄
钲是老公安,认识章宗昌,也知道他已经去四工监督劳动了,我带
着两个孩子很难,就去找我们局长说情:戚淑英是个有口没心的
人,言论性质也不太严重,她男人已经划成右派了,她还要带几个
孩子过日子,就不要把她搞成右派了。黄钲的说情可能起了点作
用,局长叫秘书跟我谈话。秘书对我说,局长讲了,只要你揭发另
外两个女同志的问题,就不把你划成右派。我当时想不通,心里也
委实不忍心把那两位女同志搞成右派,就问秘书:这是局长说的话
吗?秘书说是局长说的原话。我说是局长说的不是局长说的空口
无凭,你叫局长给我写个条子,写个条子我就揭发别人。秘书回去
照实汇报了我的话,局长可是火了,跟秘书说,啊呀呀,这个女人真
厉害,她想抓我的把柄。这一来他就怀恨在心了,一定要把我整成
右派。可是当时的局党委七个人,听他话的只有三个人,他不能强
行通过表决把我打成右派。于是他就把我吊起来拖着。拖着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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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偏向我的领导调走了两个,他的人占绝对多数了,1958年3月
初就把我划成右派了,而且对我的处理比对我丈夫的处理还重:开
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第二天,我回了一趟家,把两个孩子放到
我姐姐家,和父母说了我的情况。转天我就去地委办手续。地委
的李英秘书认识我,一看我是来办去夹边沟的手续的,偷着跟我
说,像你这样的右派是可以回家自谋生计的,你就回老家去吧,到
夹边沟干什么?我说我没有家可回了。他说你不是张掖县平安堡
的人吗?我说我是张掖人,可是土改以后我们家的土地被没收了,
留给我父母的几亩土地我父亲也交给农会了,我父母土改后就离
开平安堡投奔我姐姐和姐夫去了。父母在人家房檐下过日子就够
难肠的了,我再去姐夫的房檐下过日子那日子不好过呀。
    李秘书叹息着给我开了介绍信。翌日我就自己坐火车到酒泉
县去了夹边沟。那天是三月八日,世界劳动妇女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中夹边沟农场有三千人劳动教养,大部分是右派,
一小部分是在反右斗争中有言论问题的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人
们都叫我们劳教犯,尊称劳教分子。
    三千人中有十九名女右派。十九名女右派编成一个女子组,
归农业大队的一个分队管。女子组的组长是那秀云。
    我到夹边沟的时间还算是早的,只到了五六名女右派。大批
男女右派是四、五、六三个月送到夹边沟来的。以后零零碎碎来了
些人,那是没完成右派指标的单位补漏补进来的。
    李怀珠和毛应星比我来得晚,是六月底来到夹边沟的。毛应
星你知道吧,就是文革中被枪毙的那个女右派。李怀珠是河北省
人。我不记得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了,反正她是大学毕业生。她
和毛应星都在兰州农校当老师,一起划成右派,一起押送到夹边沟
来的。李怀珠长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她的皮肤和毛应星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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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反差:毛应星是南方人,黑黑的皮肤,典型的南方人。
    我们十九个人住在一个小院里。我说的小院实际上就是把一
栋平房从中问砌了一道墙接到前边一栋平房的墙上,把我们住的
几间房和另几间房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那边的几问住着男右
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
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比男右派强多了——男右派住地铺。同样大
的房子,男右派十二三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问房子住四五个人五六
个人。
    我和那秀云、李怀珠、豆维柯四个人在一间房睡一张大炕。
    那秀云,我前边不是说了吗,1949年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一起
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当内勤的。和我丈夫一样,她丈夫陈毓明也是
在内部肃反后调出了公安厅,在省劳改局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
陈毓明五七年也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那秀云是在公安
厅划成右派的,也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她们两口子已经有四个孩
子了,划成右派后把一个送了人,三个托放在亲戚家里。
    豆维柯是省交通厅送来的右派,那年二十三岁,是宣传部的干
事。她也是撇下两个孩子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初到夹边沟右派们
都痛不欲生,近乎活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离开了原先
工作的岗位,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在戈壁荒漠上生活,吃不饱,住不
暖,落差太大。再就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大部分右派都是二十
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四九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
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解不开想不通,觉得这一
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还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配偶
离婚,孩子没人养育,老人没人管,真是妻离子散……
    我们女右派的院子里,只要收了工休息下来互相一说话,一问
对方的历史,就有人哭起来。一个人一哭,其他人也就同病相怜痛
哭起来。经常是一个房子的人哭成一片。
    我们当中最悲伤、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张启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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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
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
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
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
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
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
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
学生了,蓄意陷害她……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
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
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
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
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
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草场上去,不想活了……到夹边沟之
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着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
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
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
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屈辱!
    我和那秀云好多次将心比心地劝过她: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
要是像你这样想,难道我们就要把孩子掐死吗?她说我们:你们是
劳教之前生的呀,生在家里。我可是要在这里生孩子呀!难道叫
孩子在劳教中长大吗?这对他的心灵会造成多大影响呀!我们
说,孩子生下了,不管是好长还是赖长总是要长大的!我们的劝说
不顶用,管教干部也怕她出事,就破例地把她在农业队劳教的丈夫
毕可成叫来,和她在一起住了几天,叫毕可成做她的思想工作。
    毕可成也是农校教师,戴一副近视眼镜,瘦长的身材。
    夹边沟有几对这样的夫妻右派,可其他的夫妻没他们这样的
福气,不要说同房,想来串个门见个面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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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和丈夫陈毓明只同房过两夜。那还是
因为陈毓明早就认识农场场长,场长特意指示大队长梁敬孝,梁敬
孝事先叫李怀珠、豆维柯和我到别的房子去睡觉,叫他们夫妻同房
一次。
    时间消磨心灵的痛苦,我们慢慢地适应夹边沟的劳动生活了,
接受残酷的现实了,精神的压力减轻了,开始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
想了。
    李怀珠也不大哭了。
    初到夹边沟农场,女右派的劳动是分散的。我们的组长那秀
云带着六七个人在磨坊磨面,毛应星和几个人在蔬菜队种菜,——
毛应星是西南农学院毕业,学的林果和蔬菜专业——还有几个人
在农业队劳动,豆维柯、李怀珠和我都在农业队。
    在田野上劳动,对于男右派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夏收一天要收
割一亩小麦,夏收后翻地也是一天要翻一亩,挖排渠的时候一天要
挖十五方土,不管干到夜里九点十点,必须完成定额,完不成不给
晚饭吃。对于女右派是优待的,只要跟着干就行了。可是,所有的
女右派都竭尽全力拼命地劳动。我印象太深了:排渠挖到一公尺
五深地下就出水了,那是十月中旬的天气了,天已经冻冰了,站在
水里挖渠扎骨的冷,可我们干得浑身出汗,只穿身单衣。尤其是豆
维柯,为了显示干活积极劳动卖力,上身穿件背心,下身只穿条红
裤衩。引得右派们都往我们这边看。
    挖排渠的时候,李怀珠的肚子已经挺得很大了,她弯不下腰来
了,根本就不能抡搞和使铁锨了。她的预产期是十一月中旬,可是
管教干部不叫她休息。这对她来说很痛苦:干吧,怕累着了导致早
产,不干吧,怕管教干部说她不好好改造。她只好挺个大肚子站在
二台上往外翻土。后来还是那秀云跟农业大队的大队长梁敬孝说
了说,才把她调到磨坊磨面。
    磨面也是很累的,要早晨六点起床就去干活,天黑透了才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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