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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关中最大的障碍是王世充的势力。王世充本来也是隋朝的大将，曾任江都通守，隋炀帝被杀之后，他拥立炀帝的另一个孙子杨侗为帝，但到了公元619年，他干脆踢开杨侗自己称帝，建立郑国，定都洛阳。为了尽快平定关东，李渊派李世民倾全部主力对付王世充，王世充怕自己支持不了多久，就拉上窦建德的势力一起对抗，结果连窦建德也被李世民打得大败。这下王世充彻底绝望了，当他看到自己只剩下洛阳一座孤城的时候，也只得被迫投降。虽然窦建德作战失败，但他一向优待属下，安抚百姓，在民众中拥有很高威望。当李世民派人将窦建德押赴长安时，曾经劝告李渊不要杀死窦建德，但李渊没有听从，结果激得窦建德手下大将刘黑闼造反，联络突厥卷土重来，李渊派李元吉前去平定，竟然惨败而还，不得已之下只好派太子李建成亲征，倾巢出动才将刘黑闼制服，刘黑闼兵败被杀。至此关东之地才算彻底在李唐王朝的掌控之下，此时已经是李渊称帝后的第六个年头了。
江南的平定比江北相对容易一些。割据江南的主要是萧铣、杜伏威，萧铣原是南朝后梁皇族后裔，与炀帝的萧皇后是本家，他想趁隋乱恢复梁的基业，但却与杜伏威一样，很快就被李渊的大将李靖打败了。之后其他的小势力领导者如高开道、徐圆朗等或降或死，也都没有坚持多久。就这样，李渊基本上削平了隋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是隋末群雄逐鹿过程中最后的胜利者，成了实现四海归一的名副其实的开国帝王。
事实证明，李渊在登基之后，也是下了一番功夫，争取实现太平盛世的政治理想。对于百姓，李渊以宽慰为主，与民休息，施仁政恢复生产。有一次他与大臣们讨论如何防禁盗贼，有人认为对待盗贼必须采取的一些重法严惩，甚至提出使用断骨抽筋的酷刑进行整治。可李渊却认为大量的老百姓之所以偷盗是因为皇权威严、赋税过于繁重，官贪民贫、民不聊生所致。因此主张治盗要从根本上杜绝奢侈浪费，尽最大努力减轻农民负担，选拔重用清正廉洁的官吏治政。只有老百姓富裕了，才能解决盗窃的问题。于是李渊下令轻徭薄赋，让利于民。不几年，唐王朝便出现了夜不失遗，天下太平的安定局面。李渊对群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如“割肉充腹”，只能“民死国亡”。治国者绝不能穷奢极欲，加重农民负担，否则，就是在自掘坟墓。在对待朝臣方面，李渊也有自己的一套，有效地威服众臣，并不以亲疏论远近。唐高祖武德八年，李渊叔父李神通与唐朝重臣房玄龄等争功劳。李神通自恃是皇亲又首应李渊起兵关西，十分轻视谋臣房玄龄和杜如晦等为李渊夺取天下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李渊以安社稷运筹帷幄功劳在神通之上为由，而不因私滥规以至亲为尊行赏，真诚地说服了叔父神通。皇室宗亲也不能因私废公，只有如此才能服天下民心，国家才会安定繁荣强大起来。李渊用人，并不限于出身，还能感化敌对的人才为我所用，虽仇不弃。如隋之重臣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曾经在河东、潼关等战中力拒唐军，屡次为隋廷立下战功，后来为唐所擒押送长安。李渊甚是器重其兵法武略，当即拜为兵部尚书。另外李渊与李靖的交往也很有意思，李靖起初气焰很嚣张，看不起李渊，在李渊得势以后，李靖被擒，压入长安待斩，李靖见到李渊大呼：“您既然举的是义兵，理想是平叛勘乱，又怎么能以一己私怨而枉杀壮士呢？”李渊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赦免了他。后来李靖军功显赫，李渊除了重用他之外，还对他说：“你尽管放心，关于那些不愉快的陈年旧事，我早就忘记了！”李靖听了很是感动。由于李渊具备这种虚怀若谷的政治人格和正确的施政方针，由他苦心经营起来的李氏大唐政局很快稳定下来，向着强大迈进。
亲情之间的困惑
自从李渊踏上起兵之路后，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实现了统一天下的宏图霸业。在此过程中，他的几个儿子和忠臣良将们同样是呕心沥血，功不可没。
主明臣直唐史纪：太宗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李渊的皇后窦氏共生了四个儿子，晋阳起兵时，长子建成28岁，次子世民18岁，四子第三子玄霸早夭，元吉14岁，故其时能够辅佐李渊统兵作战者，唯建成、世民二人而已。在李渊霸业即成、登临帝位之后，长子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他为人宽厚，又有才干，帮助高祖处理日常政务，恢复生产、调度粮草、制定大政方针，为李渊称帝起过重要的作用，是个相当杰出的继承人。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他文武兼备，善于笼络人心，结交豪杰、礼贤下士，经常领兵出征，战功卓著。四子元吉的才能虽然不及二位兄长，但心思缜密，一直被派留守太原，对于稳定后方，支援前线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李世民立下赫赫军功，他手握重兵、威望逐日提高。再加上李渊在军事上尤其倚重秦王，李建成的太子之位似乎也越来越不保险。更重要的是李世民也渐渐不满足于屈居秦王之位，太子与秦王之间便产生了针对皇位继承权的明争暗斗。到了李世民削平关东以后，势力更加壮大，两个人之间矛盾就更深了。在他们的斗争中，齐王李元吉一直与太子亲厚，心中又存有一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打算，所以始终站在李建成一方。
早在讨平刘黑闼的时候，太子的谋臣魏征就曾经提醒李建成说：“秦王的勋业越来越隆重了，威震四海，人心思归，殿下您又怎么能安心呢？”他建议太子自己主动请缨讨伐刘黑闼，一是因为刘黑闼必败无疑，二是可以为太子积累军功，以便于将来服众，三来也可以乘机结交山东才俊，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李建成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且趁此机会私自招募了二千多名勇士为自己所用，号称“长林兵”。而李世民也不是等闲之辈，在他周围早就聚集着一大批能臣良将，还有自己的亲兵八百多人，个个以一敌十，骁勇非常。
李渊的后宫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高祖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为主的亲太子派，他们早已经被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重金收买，经常找机会在高祖面前诋毁李世民。另一派是在李世民的贤内助、王妃长孙氏极力拉拢下的亲秦王派，但他们明显不是亲太子派的敌手。
夹在几个儿子中间，李渊也非常为难。一方面，这三个儿子他个个宠爱，都是难得的帅才，都在长期的争霸斗争中锻炼得英勇非常、足智多谋，是朝廷的栋梁之材；另一方面，他也极不情愿看到手足相残的悲剧发生。事实上，太子建成身为储君，面对秦王李世民的处处自卫，维护自己的实力，本无可厚非，且这与李渊所希望的稳定储位以达到稳定局势目的的初衷是一致的。秦王若实施夺嫡的行动，势必会引起朝局的动荡，不惟危害太子、危害本家兄弟，也危害朝局、政局。作为君王，他知道轻易易储，将是一场极大的政治风波，搞不好就要步隋朝二世而亡的后尘。所以他并不想废太子而立秦王，却也担心秦王的势力过大，早晚会取太子位而代之，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所以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李渊还是较为偏向太子的。倾向于太子，也是从大局出发，但是他调和矛盾双方的办法，却令人心难安、政局长期不稳。李渊既无意废建成，又不能坚决制止世民夺嫡。他以调和求安定，结果适得其反。在太子私募兵士，差点造成反叛这件事情上，李渊只是流放了太子近臣，从而大事化小地了结过去。与此同时，他也不想看到李世民被李建成杀害。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李渊无法对儿子之间的明争暗斗进行及时的处理，有时甚至选择睁一只眼闭一支眼的态度，但最终仍不免酿成大祸。
无法选择的道路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早先，齐王李元吉劝太子建成除掉秦王世民时说：“我愿意为兄手刃秦王！”于是约世民到府中小聚，李元吉便在他府中埋伏兵马，意欲行刺李世民。太子建成性情仁厚，不愿自己兄弟相残，于是在宴席上及时地制止了元吉采取行动。由此看来，以太子建成的谋略和地位，若想用计阴害世民，并非是做不到，世民之所以始终未遭毒手，并不在于自己防范严密，而是建成始终不曾对自己的弟弟动杀机。
天下平定以后，没有重大战事需要用兵，李世民因此赋闲在京，齐王元吉认为这是一个除掉秦王的好机会，就在一天晚上找李世民喝酒，同时在酒中下毒，意图害死李世民。幸好李世民发觉得早，喝得不多，才没有被毒死，只是心痛吐血。高祖知道以后非常无奈，只得劝李世民回到行台洛阳，让他管辖陕西以东的地盘，做个威震一方的亲王，李世民也只好答应。然而李元吉却认为如果就这样放走李世民，无异于放虎归山，对太子党将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他一面鼓动亲信劝高祖收回成命，一面积极策划剪除世民羽翼，准备趁机加害，一时间形势非常紧迫。
处于这样危险的境地中，李世民的谋臣们再也坐不住了。以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为首，加上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人，日夜劝说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免得被害，但李世民还在犹豫，不知该不该行动。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突厥扰边，太子为了削弱李世民的实力，故意向高祖推荐尉迟敬德领兵，让齐王元吉挂帅，企图将李世民的势力转在自己控制之下。这时又有小官向李世民告密，说太子和齐王计划要乘给齐王饯行的时候杀害李世民和尉迟敬德等人，这下李世民忍无可忍，决定与房玄龄等密谋发动政变，一举歼灭太子一党。
于是李世民找到李渊，将太子的阴谋和盘托出，李渊在儿子的哭诉下大惊不已，告诉他第二天早些上朝，把这些事当朝奏给大臣们听，到时自己一定会为他做主。但到了第二天，李世民害怕太子早作埋伏加害他，就抢先下手，在上朝必经之地玄武门内埋伏精兵，眼见李建成与李元吉入朝，立即将他们射杀，再派尉迟敬德入宫通知高祖。当时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都在李渊身边，劝他说本来就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先图谋不轨，现在却被秦王所灭，而且秦王对社稷有大功，正是民心所向，不如就让秦王正位，一切都会迎刃而解。李渊没有办法，现在他只剩下了这一个儿子，也只能命令诸军全部都由秦王处分。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大获全胜。
在玄武门之变以前，秦王世民的处境是不利的，然而玄武门之变此举却是不义的，李世民以不义的做法，彻底扭转了自己不利的政治处境。玄武门之变后六天，李渊正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说军国庶事无论大小，全都由太子决定。到了八月间，他正式传位给李世民，以太上皇的身份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不论是自己乐意还是被迫，李渊终于摆脱了宫廷中尖锐的矛盾冲突，虽然里面包含着丧子之痛和大权旁落的无奈，但无论怎样，李渊总算是迎来难得的清静了。
高祖晚年居住在大安宫，在李世民的贞观四年之后，大唐日渐繁华，呈现出万邦来朝的太平景象。贞观八年三月间，李渊出席一个宫廷宴会，看到宴会上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高兴得说：“华夷一家，这是自古都不曾有过的盛世景象啊！”李世民乘机向父亲举杯祝寿，歌功颂德，群臣高呼太上皇万岁，让高祖十分高兴，这一晚的宴会直到深夜才散。但是李渊毕竟年纪大了，到了第二年的五月，他突然染上重病，卧床不起，很快在太安宫逝世，终年七十岁。他的庙号是高祖，十月间葬于献陵。
综观唐高祖李渊的一生，可以说是辉煌而坎坷的。显赫的家世使得他生来便有优越的背景，更容易触及到权利的巅峰，但在复杂而险恶的政治环境里，他也不得不明哲保身，以图自强。与此同时，他又是位雄心万丈，胸中有大丘壑的政治家，韬光养晦，厚积薄发，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中终成一代霸业，开三百年煌煌盛世，让中国历史走进了最辉煌的王朝，其功绩可说是彪炳史册。而在他的晚年，作为君主和父亲双重身份下的无奈，让他没有能力处理好三个优秀儿子之间的斗争与倾轧，以至于终成悲剧，也不是人们能够苛求他的了。
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