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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冲突的结果是武后大获全胜，上官仪被杀，其他的参与策划者也纷纷被处决或流放，李治让出了更多的权力。当高宗上朝时，武后在一旁垂帘听政，将天下大事的处决权全部操纵在自己手中。除了清除政敌外，武后还做出了其他的一些决策，比如促成了在泰山举行的封禅典礼。在筹备这场富有政治含义的仪式时，武后对程序做出了质疑，她认为妇女应当在仪式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于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武后率领妃嫔和皇族女眷们加入到祭祀典礼中来，向天下表明她在国家政治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她还利用编修书籍等学术活动机会为自己组建起智囊团，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治活动中的得力助手。
亲情的微弱与无奈
在将大权尽可能收入自己手中之后，武后却发现自己面临着来自家族内部的威胁。她正处在一个敏感而危险的位置上，虽然拥有高高在上的权力，却要时刻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是背后的敌人。当武媚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之后，她的亲属们纷纷来到京城，成了长安城中的新显贵。但当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并拥有相对稳固的地位后，却开始对武后不再像当初那样惟命是从。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后发现自己的姐姐已经成为皇帝的新宠，而外甥女魏国夫人也企图效仿自己赢得皇帝的宠爱，以求获得同样显贵的地位和权势。武则天再也无法容忍亲人们的背叛，她的姐姐和魏国夫人先后死去，有人怀疑她们死于武后的谋害，但武后却利用这次机会处决了几名武姓亲属，理由是他们牵涉进了这起谋杀事件。
除了武家的亲属之外，武后认为摆在面前的威胁还有自己的长子，亦即太子李弘。这是一位提倡以宽仁治国的储君，时常对母亲处理政敌的残酷方式表示不满。他为萧淑妃的两个女儿长期禁闭在宫中无法出嫁而感到不平。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武后将她们嫁给了两名在宫中值班的卫士。人们看得出太子与皇后的政见时常不合，许多人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期望他的登基能够改变武后主宰国事的局面。但太子李弘不久便突然死去，他的死亡一直是一个谜，许多人认为他死于武后的暗杀，事后李弘被反常地追封为皇帝，尽管他从来都只是一位太子。
李弘去世后，武后与李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李贤被立为太子。他也表现出了与母亲政见的明显不同，于是很快成为武后的下一个对手。对李贤不利的各种流言和政局接踵而来，他的下场是以谋反的罪名被废为庶人，并在流放地自杀。他生前留下了这样一首诗：“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他和兄长李弘成了最早的两个牺牲品，而在他们身后，两个弟弟也将迎来多舛的命运。
公元683年，高宗李治病逝，他和武后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由于在他之上曾有两个优秀的兄长，所以从没有人想到他会成为皇帝，他也明显缺乏作为一位君主的必备素质。但他的妻子韦氏却和武后属于同一类型，她对权力所表现出的热情远远超过自己的丈夫。即位不久，李显就将自己的岳父任命为宰相，在受到质疑和反对时，他回答说：“就算我把整个天下都送给他，又有什么不可以！”
李显的态度很快被报告给武后，于是李显在登上帝位仅仅一个半月后就被废黜，贬为庐陵王流放到湖北房陵。武后的幼子李旦受命即位，即唐睿宗。在武后的四个儿子中，长子和次子已经死去，三子被流放，四子在皇位上维持着名存实亡的权威。其他对武后政权构成威胁的李姓皇族势力已经基本被清除，许多亲王和公主以谋反的罪名被判处死刑或流放，余下的微弱力量根本不可能与她的强大势力相抗衡，幸存者只能忍气吞声或者卑躬屈膝才能获得暂时的平安。
突破一切限制
但正在这时，开国功臣李世勣的孙子徐敬业打起拥中宗复位的旗号，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在起兵初期，由著名的青年才俊骆宾王撰写的讨武檄文却引起了很大轰动，并广泛流传于后世。这篇文章将武后与中国历史上最富阴谋而且祸乱宫廷的妃嫔们相比，并罗列了她屠戮亲人的种种恶行。檄文中充满了“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这样富有强烈情感渲染力的文辞，最后用“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样充满煽动性的语句结尾，当武则天看到檄文后，不由得由衷赞美作者卓越的文采，并责怪大臣没有早日发现骆宾王这样的人才。但这场叛乱从军事实力到作战策略都很普通，武后在平定叛乱时显得胸有成竹，她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决定宽恕协从叛乱者，奖励抵制叛乱的人们。所以叛乱仅仅在三个月后就被剿灭，武后借机处决了一批危险人物。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她决定在京城采取恐怖政策。根据大臣的建议，她采用了一种名叫铜匦的容器，专供投入告发信之用，因此铜匦被铸造成特殊的形状，信件一旦投入便再也不能取出。
也许武后的本意并不在于制造恐怖空气，但铜匦的使用、匿名举报甚至是诬告信的泛滥以及周兴和来俊臣等酷吏的大显身手，却将这段日子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恐怖的时期之一。酷吏们发挥最大的想象力去制造酷刑，官员们人人自危，只要遭到举报，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投入监狱，遭到最惨酷的刑罚，然后不得不按照酷吏们的摆布，招出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供词，最后往往难逃死亡的厄运。在这次事件中被打击的人大多是中央政府中层以上的官员，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往往是叛乱，这也是最容易引起武后兴趣和警惕的罪名。在武后的纵容下，酷吏们越来越随心所欲，他们随意罗织罪名，制造冤狱，似乎所有人在他们的陷害面前都无济于事，已经失去权力的李旦也险些无法为自己辩白。但终于有一天，当他们的罗网撒向太平公主头上时，这位与武后性格相似并深受母亲宠爱的公主设法让武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酷吏们随即被剥夺了权力并判处死刑。
武则天不愧是优秀的政治家，她利用这些中层官员达到个人目的，而当她自己的地位得到稳固，这些人也无法再发挥更大作用时，她常常显得不顾旧情。李义府也是这样一个呈现戏剧性命运的人，他因拥护武则天成为皇后而时来运转，成为政府最高层官员之一，但当他身居高位后，却很快显现出目光短浅而贪婪的本性，受到其他官员、宗族势力和民众的一致憎恶，最后被武后流放至边疆并在当地死去。武则天的另一个优点就是善于吸纳人才和意见，她常常体现出对人才的极度渴望与宽容，许多时候她愿意听取激烈的批评，而她也总能很明确地分辨出这些批评究竟是善意还是恶意。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她停止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宫殿和佛教建筑工程，因为它们被指责为劳民伤财，并会对她的统治产生不利影响。武则天经常显得喜怒无常，不久前还受到她信任的人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就被处决甚至流放，而处理的依据往往只依赖她个人的判断。
在获取权力的同时，武后在私生活上也越发无所顾忌，一位名叫薛怀义的江湖货郎受到武后的宠爱，此后他恃宠而骄，行事愈发乖张。官员们无法容忍他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伺机在朝堂外对这位目中无人的男宠进行殴打，但当薛怀义向武后告状时，武后只是责备他不该去惹怒大臣们，并让他以后躲开这些人。从这种意义上说，此时的武后具备成功帝王们最优秀的素质之一，那就是将后宫中的恩宠与朝堂上的秩序截然分开，决不让家事与国事之间互相干扰，而这种干扰往往足以断送一个明智的帝王和一个稳固的政权。
借宗教之势立国
当武则天执政时期，佛教受到了格外的关注，这并不仅仅因为武则天本人对佛教感兴趣，也因为她准备藉此达到政治目的。公元684年，当武则天临朝称制时，洪州豫章县一个名叫邬元崇的人假托神命，向武后自称是太上老君，并警告她不应有觊觎帝位的企图。这种态度理所当然引起了武则天的警惕和不满，她怀疑这是一起背后有人主使的政治事件，最后邬元崇被禁锢而死。这次事件成为一个契机，它使得武则天下决心，进一步提高佛教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以此来贬抑长久以来被奉为国教的道教，从而最终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女子为皇帝的事情，武则天要获得理论上的支持，必须借佛教的符谶来假托上天圣意，为自己造势。她发起了佛经的修订，命受到她宠爱的薛怀义主持白马寺，组织佛教经义的辩论，还包括修筑规模宏大的寺庙和扩大僧尼人数。在这场从宗教界开始的变革中，薛怀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让他更加居功自傲，并为其以后的覆灭埋下了祸根。佛教势力和佛教徒的表现让武则天获得了政治收益：当时的经籍中宣称弥勒佛已经化身为女子降生下界，她理应成为俗世的主宰，并将为百姓带来和平而幸福的生活。这位弥勒佛的化身很快就被证明正是武则天。由于佛教徒的支持，武则天跨过了本来不可逾越的身份的鸿沟，实现了向皇帝之位迈进的最重要飞跃。立国之后，为了表示回报，佛教很快取代了道教，居于国教地位，敦煌莫高窟里也塑起了巨大的弥勒佛像。此后武承嗣等五千人上表请求武则天加尊号金轮圣神皇帝，这些神圣尊号都来自佛经，其目的是要神化武则天的皇权，由此也可见佛教对于武则天政权的重要意义。
武后的权力越来越稳固，唐室宗亲的反抗愈发无济于事，武后的支持者们开始从各地向中央进奉祥瑞，他们宣称凤鸟与朱雀出现在天空，预示着武后登基称帝是上天注定的意愿。此时武媚的名字已经改成了她自己创造的“曌”字，日月当空的字型结构表明她的执政会像日月当空、普照大地一样给民众带来温暖和生机。于是武曌在公元690年登基称帝，建立周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位女皇帝。
改朝换代之后的武则天下令立太庙于神都洛阳，其实早在此之前，作为东都的洛阳就已经被建成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这是武则天的主要政绩之一，移都洛阳的原因是此时的关中平原人口兴旺，在承担粮食供给时已经有些吃力，而洛阳由于其自身的地理优势，可以很顺利地将南方的粮食通过南北大运河运抵城中。而除了这些经济原因外，据说还有一个秘密的重要理由，就是当武则天将王皇后和萧淑妃残忍地杀害后，萧淑妃临终前的诅咒“我将世世为猫，你将世世为鼠”就成了她心头始终无法挥去的阴影。从此皇宫中再不许养猫，但武则天仍然常会被噩梦惊醒，为了彻底摆脱怨魂的诅咒，武则天做出东迁洛阳、离开长安这块是非之地的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
焚锦销金唐史纪：玄宗以风俗奢靡，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罢两京织锦坊。”
迁都洛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武则天准备向东周看齐。周是武氏政权的国号，也是她即位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为了使这种合法性更加牢固，她将政权中的部门和官员尽量按照周代的规则设置，而将东周的国都洛阳营建为自己新的都城，也正体现了这种思路。每个朝代都理应拥有与前朝的不同之处，武则天也努力要将这个从李唐皇室手中夺来的政权营建出属于自己的特色。
她改变了两个阶层的命运
武则天的执政时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次简单的女主执政或是改朝换代，她以一种强有力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时期，并直接促成了中古时代的政治转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消灭了一个阶层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影响，同时将另一个阶层推上政治舞台。在此之前的几百年中，无论是北魏、隋朝还是唐初，其国家权力总掌握在贵族势力手中。这些贵族与皇室联姻，彼此之间组成密切的关系，皇帝的宝座由暂时取得强势地位的人来坐，一旦当他和他背后的家族失去强力，就会有另一支贵族势力取而代之。这些贵族集团是国家的真正领导者，皇帝的权威有时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强大。
但在武则天上台之后，这种现象被打破了。为了扫平执政的障碍，在剿灭皇室宗亲势力时，高门士族势力也理所当然地遭到打击。这些人往往是李唐的开国功臣，或者是在太宗、高宗执政时期身居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