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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仰慕希特勒的还是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妻子。地堡中一个仆人（党卫军电话接线员罗切斯粗俗地说，希特勒总是和玛格达鬼混。或许罗切斯有些夸张，玛格达·戈培尔并非真地爱上了希特勒。当然，玛格达多年来一直仰慕希特勒，不过她的仰慕之情不同于爱娃的盲目崇拜。玛格达有时也不能忍受希特勒的论调，“只有希特勒自己在说个不停，”她这样对朋友抱怨着在布彻斯加德举行的午餐聚会，“他能成为元首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也不用重复一些陈词滥调，让客人感到厌烦。”
玛格达·戈培尔是一个活泼迷人而且善于调情的女人，她非常懂得操纵男人，并且制造了一系列绯闻。她一边与憎恨犹太人的约瑟夫·戈培尔同居，一边和一个犹太人谈着恋爱。玛格达热衷于上流社会的生活和一切奢侈品，在嫁给戈培尔之前，玛格达迷倒了一个年纪两倍于她的实业家。她当时在哥特式寄宿学校遇到了富有的实业家古恩特·昆德（Quandt Gunther），昆德邀请她和她的朋友们带着孩子出去吃茶点。很快，玛格达便答应嫁给昆德，并与昆德生了个孩子，起名叫哈拉德，玛格达非常溺爱这个孩子。1930年，玛格达结束了和昆德8年多的婚姻，开始约会戈培尔。这两个是奇怪的一对儿，玛格达相当漂亮，而戈培尔安着假腿，一脚高一脚低，平时都要穿着特制的鞋子来弥补两腿长度的差异。戈培尔长着一张似笑非笑的脸，非常像某种动物，便于政治讽刺漫画家进行模仿。
第二部分：地堡里的疯狂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4）
玛格达在约会戈培尔的同时，还陷入了与犹太人维克托·阿罗索夫的一段罗曼史。阿罗索夫发现玛格达脚踏两只船时，显得相当失望。当他发现玛格达约会的是柏林著名的纳粹党头子时，阿罗索夫吓得心惊胆寒。戈培尔在1931年娶了玛格达，希特勒是婚礼的见证人之一。纳粹党在2年后开始执政，反犹太人成为了公开的行为，社会风气很快朝着不利于犹太人的方向发展。理查德·弗雷德兰德尔是玛格达·戈培尔的继父，他很宠爱玛格达，可惜却是个犹太人。当反对犹太人的情绪走向白热化时，弗雷德兰德尔觉得自己惟一的靠山就是身为宣传部部长的女婿。弗雷德兰德尔来到位于威廉姆斯广场的戈培尔的办公室，而戈培尔只是对副官下了道命令，“问问这个犹太人来干什么？”1938年，弗雷德兰德尔遭到纳粹党的逮捕，他的继女并没有搭救他。弗雷德兰德尔于1939年死在布亨瓦尔德。
由于希特勒没有妻子和孩子，戈培尔家庭便成为了第三帝国家庭生活的典范。玛格达、约瑟夫还有他们的一大堆孩子被当作第三帝国的“第一家庭”向外界展示，玛格达实际上是“未加冕的第一夫人”。戈培尔共有6个孩子，玛格达给他们取的名字全部以“H”开头，就这一点也足以证明玛格达对希特勒的崇拜。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戈培尔夫妇各有奸情，他们俩不情愿地绑在了一起。玛格达最出名的一段婚外情是与戈培尔的副官卡尔·汉克通奸，汉克在布彻斯加德戈培尔的别墅附近有套房子。戈培尔则与一系列著名女演员厮混，这些女性拜倒在宣传部长的头衔下，以结交这位掌管着德国艺术、文化和电影事业的高官为炫耀的资本。1936年，戈培尔见到了22岁的捷克斯洛伐克女演员琳达·巴洛瓦（Linda Baarova），他们迅速开始了一段恋情。琳达与德国UFA电影公司签署了一份油水大的合同，她能够签这份合同与她的情人有莫大的关系。希特勒在威妮弗蕾德·瓦格纳位于拜罗伊特的家中过夏季的时候察觉了这段恋情。希特勒暴跳如雷，德国一直宣传捷克人是劣等民族，如果德国人民知道他们的宣传部长和一个捷克女子混在一起，他们该怎么想呢？慕尼黑危机隐约逼近了，元首面对着更多的阻力。除此之外，希特勒也无法忍受暴露出的事实真相：戈培尔的家庭与第三帝国神话里的快乐家庭相去甚远。
希特勒非常喜欢戈培尔的孩子们。孩子们在布彻斯加德拜访希特勒的时候，总是称呼他为“阿道夫叔叔”或者“元首叔叔”。玛格达承认，她自己与卡尔·汉克也有一段私情。汉克自己曾经写信给希特勒，请求他同意自己娶玛格达为妻。与此同时，戈培尔沉迷在与琳达的爱情中，甚至威胁要离开德国，一度请求希特勒委派他担任驻日本大使的职务。他的请求遭到了希特勒的拒绝，希特勒警告戈培尔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将琳达遣送回捷克并且在德国和捷克禁演琳达拍的电影。戈培尔的第6个孩子也是他和玛格达最后生的一个孩子，他们为她起名为海蒂，海蒂常常被人称为“和解的产物”，但是戈培尔夫妇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1941年5月，玛格达试图带着孩子逃出德国前往瑞士，她在德瑞边境被抓住了。玛格达的这次逃跑恰好发生在鲁道夫·赫斯架机飞往苏格兰的时候。直到完全确信两起事件没有任何关联之后，希特勒才原谅了玛格达。其实，她不过是想逃离这段让她尴尬的婚姻。
希特勒的秘书托德·琼格后来说，她是“带着负罪感”为希特勒工作的。很多人好奇地想知道，一个人要着迷到什么程度才会为一个20世纪最可怕的恶魔（他一手制造了对600万犹太人的大屠杀）效力。和许多曾为希特勒工作过的人一样，琼格坚持说，她从未听到希特勒在他们面前提起过最后的结局。希特勒早期的副官之一，党卫军上尉理查德·苏泽…克森（Richard Schulze…Kossens）也声称，即使在与希姆莱召开的绝密会议上，希特勒也从未提过要消灭犹太人。表面上看或许希特勒是清白的，他非常善于伪装。但是，希特勒成天将对“国际犹太主义”的谩骂挂在嘴边。他在集中营的设置上暴露出自己的野心，而且，在希特勒最后的一份政治遗嘱（就是琼格协助打印的那一份）中，体现出希特勒意图消灭犹太人的明显迹象。
如此多的女性拜倒在希特勒的魔力下，其实并不希奇。历史上，有很多漂亮而聪明的女性爱上了其貌不扬的强权人物，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为希特勒所折服的女性或许是被希特勒“催眠般”强权势力的光环所吸引，就好像那个时代无数着魔的女性一样，她们没有丝毫的踌躇和怀疑。战争结束后，这群女性才意识到自己做出了多么不光彩的惨痛抉择，至今仍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
那个下午，希特勒在和秘书们共享下午茶的时候，无论最后结局如何，他仍然坚持自己会留在柏林。爱娃·勃劳恩已经表达了自己追随希特勒的意愿，但是希特勒坚持要爱娃躲到相对较为安全的布彻斯加德。爱娃的盲目奉献赢得了往昔对她不屑一顾的情夫的赞许，事实上，爱娃的确陪着希特勒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喝完下午茶以后，希特勒宣称他要思考一场战争，不过秘书们可以休息一个下午。于是，爱娃·勃劳恩带她们去了希特勒在老大臣花园的起居室，她们开着唱机，品尝着香槟。不久，马丁·鲍曼加入了她们的行列，鲍曼的酒量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而变大了。希特勒的医生——鬼鬼祟祟的西奥多·莫雷尔也加入了秘书们纵情声色的队伍。苏联人的炮声在城东面此起彼伏地响着，这群女人们伴着战前流行歌曲《红玫瑰带给你快乐》的伤感曲调开始跳起舞来。
第二部分：地堡里的疯狂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5）
纳粹不断地掩盖着事实真相，殊不知，但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清事实的真相，但是，我就是那群一再盲目相信的人之一。希特勒的生日带来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那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正好听到广播报道，所有战线上的盟军都被打败了，德国通过不懈努力将战线推到了敌人一方，德国军队的大反击终于开始了。在经历了让人灰心丧气的一天之后，这个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并不知道，占领霍夫的行动早在5天前就开始了，到4月20日时已经结束了，我在军事医院里的同伴到那时都做了战俘。科隆已经落入盟军手中，法兰克福也未能逃脱同样的命运。意大利境内的所有德军已经缴械投降了。苏联第5军正在迅速包围柏林。4月13日，维也纳落入了苏联人手中。4月17日，大约3。5万名德国士兵，其中包括30个将军，在南部投降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的那天早上，苏联军队在南面（距离柏林城只有不到30公里），已经拿下了距柏林东北面不到5公里的布雷斯劳，并迅速地向前挺进，大炮已经架在了哈弗尔河畔。苏联人的炮弹已经落在柏林东北面大片郊区的土地上，现在，苏联人夺过了我们那些能够发射半吨弹药的武器，已将枪口对准柏林。
我在希特勒的生日那天丝毫没有意识到，德国的抵抗组织在前一晚已经开始行动，虽然该组织在二战期间遭到希特勒的残酷镇压，但是那天晚上，德国抵抗组织再次站了起来，他们代表了德国人民对强加在他们和首都头上的命运进行的抗议。抵抗组织的几十个人昨晚在柏林城的墙上写满了“绝不屈服”的字样。这是193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反法西斯行动，人民公开反对希特勒和戈培尔，拒绝把德意志首都葬送在火海中。盟军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支援，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抵抗的勇气和力量。漫天飞舞的传单上，希特勒被称为“狂人”，希姆莱则是“走狗”。在几个月前，散布这些“叛逆的侮辱性”用语的人还可能被送上绞刑台，但是，现在柏林人觉悟了，他们开始抵抗。然而，纳粹政权内部还有许多执迷不悟的顽固分子，就在那天早上，10个营的民兵向西出发，支援几乎丧失了战斗力的第9军，企图开辟新的阵线。他们出发的消息传开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猜测，柏林实际上已经崩解了，他们的努力徒劳无益。
在苏联人的装甲坦克和火箭炮的双重攻击下，第9军也正在瓦解。苏联卡车上发射的一枚火箭炮就足以夷平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在苏联人低空战斗机的扫射下，一队队撤退的士兵纷纷被击倒。在前进的途中，民兵组织的下级连队与困乏不堪的正规军队不期而遇，后者刚刚逃离前线。双方讲述的都是一个同样的事实，“伊万大叔来啦”。我们称苏联士兵为“伊万大叔”，称英国士兵为“汤米”。路上挤满了运载伤员的马拉车和半履带卡车，混乱一片，士兵们困顿的脸上布满恐慌的神色。士兵们很多天都没有分到配额供给了，只好开始抢夺民财。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士兵混做一片，根本区分不开。路边横躺着无数士兵的尸体。疲乏的士兵闯入民宅，倒头就睡，不愿意前进，市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不少人在柏林城内痛苦地寻找着避难所。一些军官用枪指着逃跑的士兵，希望藉此整顿军威；另外一些军官则奉劝士兵们解甲归田，远离战争。德国战败了，所有人都害怕地躲避着党卫军，他们正在城里搜寻叛徒并处以死刑。流动军事法庭随处可见。士兵被吊死在路边大树上的情况也时时可见。很快，在苏联军队英勇的呐喊声中，这些行刑队成员的末日也来临了。
那天夜里，希特勒号召发起了又一次“反击”，他认为将击退敌人。这一次的目标是阻挡苏联军队坦克和大炮部队势如破竹的攻势，一群来自德意志劳工部的男孩组成了这支决心扭转战争局势的队伍。东面的战斗徒劳无益地进行着，阵线离我们睡觉的地方只有几公里之遥。英国皇家空军还在对柏林进行最后的空中轰炸，炮弹落地的巨大冲击力让我从睡梦中惊醒。就在希特勒生日那天夜里，纽伦堡失守了，那座见证了希特勒累累恶行的城市现在落到了盟军的掌控之中。
第二部分：地堡里的疯狂希特勒的孩子们（1）
第二天早晨，阿克斯曼向我介绍了一个人，她就是格特鲁德·胡恩（Gertrud Huhn），在以后的几天中她给了我很多帮助。格特鲁德是一位内科医生，在位于恺撒大道的希特勒青年团总部任职。她是医院病房的负责人，工作地点在一个地窖中。实际上，病房的条件非常简陋，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的急救站。地窖位于防空洞的下层，里面可能有10～12个病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火灾中受伤的救火队员。房间里的病床数量很少，医疗设备和补给严重匮乏，红十字急救箱里仅有一些最基本的绷带和药品。
我们都叫她格特鲁德医生。虽然她比我们年长不少，但和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一样，她也受到了纳粹的欺骗和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