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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佩尔进入希特勒办公室时，希特勒显得非常冷漠和疏远。他没有同他的部长握手，也没有招呼他就坐，不过至少有一点斯佩尔应该感到幸运，希特勒没有任何要杀他的意思。两人的谈话非常冷淡，斯佩尔试图解释自己抗命行事的原因，不过希特勒显然对此不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斯佩尔对海军司令邓尼茨的看法，此时斯佩尔马上意识到希特勒正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希特勒还让斯佩尔在柏林和布彻斯加德之间选择一处作为自杀之地，斯佩尔回答说如果自己要自杀，肯定会选择柏林，而不是一个“度假胜地”。希特勒还谈到了爱娃，爱娃希望能死在他身边。希特勒对斯佩尔说：“相信我，斯佩尔。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很容易的事，只要短短几秒钟，我就可以彻底解脱了。”
在随后的8个小时中，斯佩尔同地堡内的其他人一一道别。他看望了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并主动提出要把她的孩子转移到安全之处，但戈培尔明确表示拒绝撤离。看着眼前的这对夫妇，一切都已无需多言，斯佩尔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但一想到那些天真的孩子们，他还是感到无比的恐惧。斯佩尔还拜访了爱娃，她拿出一瓶香槟，两人开始坐着聊起来，而此时的希特勒正在隔壁屋子里睡觉。
第二天一早，凯特尔元帅就在离美军阵地不远处找到了温克的部队。虽然温克一贯看不起凯特尔，但面对元首的命令，他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向元帅保证会去解救柏林，但等到凯特尔一走，他立刻向手下疲惫不堪的将士传达了另一个命令。温克以近乎道歉的语气告诉他的部下，他们又将面临新的艰巨任务。他强调说，第12军会开赴柏林，但绝不是去救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帝国，而是要在易北河与柏林之间开辟一条通道，让士兵和平民可以安全撤离，逃往西方盟军处。温克的计划是兵分两路，一路直取波茨坦以打通一条逃亡之路；另一路则向东挺进，突破苏联人的包围圈，与伯西的第9军实现会师。他再次向士兵们重申，他们的任务不是营救希特勒，而是去拯救深陷苦难的士兵和民众，避免更多无谓牺牲。
在那天晚上逃离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显得格外行色匆匆，那就是卡尔·科勒——赫尔曼·戈林在柏林的联络官。当希特勒前天在地堡内大发雷霆时，科勒并不在现场，但克里斯蒂安将军向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包括元首歇斯底里般的怒吼，他对军队的痛斥并誓言要死在柏林。当然，还有一条最为重要的信息，即希特勒有意让戈林负责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科勒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不宜通过电话传达机密，他匆匆登上一架飞往慕尼黑的空军飞机，直奔戈林在奥巴萨尔斯堡的住处。
在听到科勒的汇报后，戈林惊呆了。虽然早在1941年6月，希特勒已经发布法令，任命他为元首继承人，但突如其来的变化还是让戈林大感意外。很显然，希特勒已经流露出退位之意，这是否意味着帝国元首的宝座马上要落到他戈林的手里？希特勒还宣称戈林比他更善于谈判，很明显是要求他的空军元帅与盟军展开和谈。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戈林感到高兴了，他早就盼着能和美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和谈。但戈林还想进一步证实消息的可靠性，他明白他的死对头马丁·鲍曼一定会竭力阻止他登上王位。
第二部分：地堡里的疯狂最后的道别（2）
4月22日，戈林决定往柏林拍发一封电报。这封电报用词十分小心，避免出现任何对希特勒的不敬。在征求了法律顾问的意见后，最终形成了如下文字：
我的元首：
惊闻您决定留守柏林的消息，令我感到万分意外。为了维护帝国的千秋基业，我请求您允许我根据1941年6月29日的法令，代表您掌管国家和人民，并在国内外享有自由行动的权力。如果在今晚10点之前依然没有得到您的回复，我将认为您已经丧失了自由行动的能力，该法令的生效条件自动满足，我将正式代理行使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这个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我为您的处境深感担忧，言语已经无法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愿上帝保佑您，期望您能早日平安归来。
您忠实的奴仆：赫尔曼·戈林
当这份电报抵达时，斯佩尔正在希特勒身边。马丁·鲍曼把报告呈给希特勒，脸上难掩欣喜之情。尽管戈林的措辞已经非常注意，但鲍曼还是找到了几个把柄，他特意把晚上10点前回复那段递到希特勒眼前。戈林竟然向元首发出最后通牒！希特勒立即怒不可遏，他似乎完全忘了自己曾亲口对约德尔和凯特尔说，戈林是惟一能够代表纳粹同盟军进行和谈的。鲍曼提议严惩戈林的叛国罪行，将他就地正法，但希特勒想了想，还是决定回复一封电报给他的空军元帅，声明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了叛国罪，应当被执行死刑。考虑到他过去对纳粹党的贡献，可以免去死罪，但他必须立刻辞去所有职务。4月24日午夜，戈林、科勒以及其他奥巴萨尔斯堡的纳粹官员全都遭到了软禁。当天晚些时候，当局宣布戈林由于个人健康原因，正式辞去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同戈林相比，斯佩尔的叛逆行为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因此这个小插曲也让他感到有些可笑。不久之后，斯佩尔就向希特勒做最后辞别，气氛依旧很冷淡，希特勒还是没有和他握手。“再见！”希特勒冷冷地说了一声，旋即转身离去。斯佩尔走出地堡，重新穿过混乱的柏林街头抵达勃兰登堡门。他坐上飞机，再次开始一段危险的航行，只不过这次，他要永远地告别柏林了。
当纳粹帝国的末日即将到来时，哈尼斯和我仍然穿梭在柏林城中传递信息，但是我们的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柏林大大小小的街道上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和动物，我们每次出行都会遇到极大的阻碍。无家可归的难民带着所有能拿上的家当，许多孩子都成了孤儿，无人看管的动物满街乱跑。人类发动的战争残酷地折磨着这些可怜的动物，一些残忍恐怖的场景深深地刺痛了我这个动物热爱者的心灵。我曾亲眼看到一匹马被活生生地残杀，那个可怜的生命被榴弹炸伤，无助地躺在马路上。人们因为饥饿过度而又没有任何武器，就直接围着它用刀和锯子一块块割下它身上的肉，直到今天我还会想起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母亲屠宰了一条狗，然后用狗血来喂她的孩子们。这种可怕的场面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而最常见的就是被坦克履带碾过后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尸体，每每想到这些我都想作呕。
我们还曾见到过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一个十几岁左右的男孩被晾衣绳吊死在柱子上，尸体晃晃悠悠地悬在空中，右耳被扯掉了一半，鲜血浸透了整个右半边身体。他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国民突击队制服，脖子已经明显被套索扭断了。他的双手被捆住放在身后，双腿在脚踝处被捆绑，眼睛直直地望着天空，显出一种恐怖扭曲的神情。他的袖子上并没有希特勒青年团的臂章，可能是已经被摘掉了。周围没有张贴任何布告来说明他的罪行，如果我猜得没错，他应该是一个逃兵，一个“懦夫”，这种人都会被活活绞死。
我们不禁盯着这个可怜的灵魂看了好久，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我们又向前走近几步，但马上，我们就发现自己成了可疑人物。一位年轻的武装党卫队军士拦住了我们，要求说出口令，可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任何的口令。在他后面还站着一个年纪稍大的人，穿着一件不带任何徽章标志的外套，在我们看来，那似乎是普通警官的衣服。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件外套上却挂着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这显然有违常理，因为一般人都不会把勋章戴在外衣上。连哈尼斯都开口说：“他可能是从阵亡的人身上偷来的。”除此之外，他身上没有其他任何勋章，也没有二级铁十字条纹。一般而言，只有在得到二级铁十字勋章之后，才有资格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这就让我们怀疑他是个冒牌货。此外，他的举止表现更令人生疑。整条街的街边窗台上都悬挂着白旗，他疯狂地朝这些旗子射击，但精准度却差得好远，显然，他以前从未使用过枪械武器。他转过头来，恶狠狠地威胁道：“要么重新回去战斗，要么我就把你们这些胆小鬼全枪毙了！”
“我们是大臣花园元首府的信差。”我向他解释道。
那个年轻的士兵推了我一把，嚷嚷道：“你别撒谎！”
“我没有！”我坚定地回答。
他显然被激怒了，这下麻烦来了。他长得人高马大，而且从脸色上看吃得也比我好。身上穿的制服崭新笔挺，我这套肮脏破旧的军装跟它相比简直就像一块臭抹布。我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好地方熬过了这场艰苦的战争。
哈尼斯身上只带了希特勒青年团摩托兵成员证和驾驶执照，他向那个士兵解释自己是我的司机，受命于希特勒青年团总指挥部，但对方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你们是从前线来的逃兵，”他的语气中带着施虐的快感，“毫无疑问！”
接着，他又转而盘问我。我随身携带了两份证件，分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征召证明和国民突击队的资格证。他一看完，立刻得出结论：我是武装党卫队的叛逃分子，现在又假扮成国民突击队的成员。他认定我们没有合理的身份证明，坚决不允许放行。我给他看了一封信件，收件人一栏清楚写着阿图尔·阿克斯曼的名字，可他还是不为所动。难道他不知道阿克斯曼是德国青年军团的头面人物吗？他脑子出了什么毛病？这时，哈尼斯终于看出了其中的奥妙。
第二部分：地堡里的疯狂最后的道别（3）
“这小子眼睛盯着我们的摩托车呢。”他小声对我说道。在战争期间的柏林，任何交通工具都显得那样宝贵。事实上，想逃跑的人并不是我们俩，而正是他，他才是真正的懦夫，真正的逃兵。
当时，我们随身携带的武器只有口袋里的手枪，而他们正拿枪对着我们。我的使命是去传达来自阿克斯曼的命令，而且这个命令据我所知很可能直接来自希特勒，事关重大。我也曾经两次从苏联人的手底下逃脱，可现在呢，瞧瞧我们，被谁抓住了？一个举止可疑的老警官和一个身体健壮的武装党卫队士兵。真见鬼，他应该到最前线去保卫柏林的妇女和孩子！我暗自气愤。
“跟我来！”这位年轻的军士下令道。
我们被带到了街角的一间屋子，并一路走到地下室。那里有几个妇女，在她们身后有一张破旧的书桌，上面乱糟糟地堆着一些文件、一部军用电话机和一个公文包。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大胖子，这真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在那个战争年代，整个德国都很难找到如此肥胖的人。更让人奇怪的是，他脸部的神情非常像马丁·鲍曼。他也穿着一件在我看来十分“神秘的”制服：深灰色裤子，双排扣上衣，再加上天主教牧师式的衣领。这不是一战时的军装吗？这个人难道是执法官员？是他下令吊死了外面的那个男孩？
我把同那个军士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眼前的这位军官，让我颇感惊讶和安慰的是，他竟然拿起桌上的电话直接拨通了青年团总部。电话那头的人告诉他我没有撒谎，很明显，这让他吃惊不小。他答应放我们走，但同时警告道：“苏联人肯定监听了刚才的电话，他们已经知道你们的企图。”他显得有些幸灾乐祸。那个年轻军士极不情愿地交出了我们的摩托车，我估计他是经过一番掂量，觉得不值得为了一辆车而去冒犯鼎鼎大名的阿图尔·阿克斯曼。
那天发生的一切只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戈培尔和鲍曼早已发布了严惩逃兵的命令。人人都知道，任何在盟军面前露怯的行为都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纳粹甚至公然宣称，保卫柏林是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至高无上的职责。在一份名叫Panzebar（按字面意思叫做“坦克熊”）的报纸上，有如下文字：“值此非常时刻，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