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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克的小组穿过威廉姆斯大街去法兰克福地铁站时，我们在大街上朝着正北方前进。在我们快离开的时候，阿克斯曼拿出了两个重重的包裹，他告诉我里面装了50多万德国马克，让我背着它们，可是它们太沉了我背不动。所以我只背了一个，另外一个让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地区负责人背上了。我们这个小组是由大本营里剩下的希特勒青年团的作战部队、阿克斯曼的副官根茨·格雷姆、海因茨·波特以及格特鲁德医生和她的两个助手组成的。
阿克斯曼说了几句，我们就都出发了，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列纵队行进，并且尽可能近地贴着墙走。一些男队员被特别嘱咐要照顾好女队员。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我不能描述我当时的思想状态，但是我所有的肾上腺素一直支撑着我求生的欲望，另外还有阿克斯曼的命令。当我们到达威廉姆斯大街上时，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大街上要比我想像的安静得多。远处传来的苏军的枪炮声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嘈杂，但是此时的威廉姆斯大街不像白天是射击场一样，它有着令人怀疑的宁静，谢天谢地。不过极端令人头疼的是有时会响起零星的枪声，这使得人不自觉地进行躲闪，幸运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被击中。
当我们到达菩提树下大街时，我们第一次与苏军的部队相遇。他们正在布兰登堡门处的一个露天的烤肉架上烤制食物，而且好像是对我们身体的影子完全放松了警惕，或丝毫没有注意到。那真是一次离奇的经历，因为我们原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
随后我们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小心谨慎地前进，与苏联的部队背道而驰。不可想像的是他们没有发现我们，而且枪声也没有再次响起。一直到我们向北转到腓特烈大街开始向魏登戴姆大桥前进时，我们才碰到了前面的麻烦。我们正接近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桥上的一个坦克路障还有成百上千的党卫军、国防军士兵和平民，还有一辆大型的虎式坦克和机动式突击炮。这支部队想努力突破桥对岸的反坦克障碍，但是他们遭受了猛烈的火力阻击。我们加入了他们，当时真是一团糟。
我们好像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打击，甚至于我们后面都有。难道是我们自己的部队不知道我们在他们的前面吗？子弹在空中嗖嗖地飞过，炮弹的碎片从各个方向凶猛地向我袭来，大量的金属片像雨点一样落到我们身上。我除了看到模糊的火星和闪烁的火以外什么也看不到，我完全控制不了我在做什么或者我会发生什么事，我真像是在大锅的漩涡里一样，我想是末日到了。
第四部分：希特勒的幽灵突围（3）
我们前面的一次爆炸产生了一次巨大的震动，火光冲天。我冲到一堵墙的后面躲了起来，谢天谢地，我们看到前面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出口好像是通往地下室。我们朝着它匍匐前进，但发现它只不过是一个冒着滚滚浓烟的通风道。我们压过周围的噪音相互喊叫着，阿克斯曼有点灰心地认为我们永远也过不了这座桥了。
“我们必须绕过去。”他做出了决定。
“在什么地方集合？”我用尽全身的力气问道。
“在那儿！”
他指着街对面的楼说。那是海军大厦，它还没有像这个地区的其他建筑物一样浓烟滚滚。格雷姆也指着街对面这幢楼，“那儿！”他对我吼道。在我与这座大厦之间的这条街遭受到了冰雹一般的迫击炮、大炮和火箭的打击，子弹从各个角落飞驰而来，但是已没有了别的选择，我冲进了这无情的如冰雹般的金属片中。
在另一边，我碰到了格特鲁德医生，她正与一队女孩在一起。她们中有两个被打中了，浑身是血，格特鲁德医生好像没什么事。随后阿克斯曼让我再次回到街对面，去找拿着装满德国马克箱子的那个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阿克斯曼对我说拿到它们以后我们才能准确地讨论怎样绕过那座桥。我憋了一口气又跑了出去，但是刚跑了一半我就绝望地失去了方向感，我已经看不到他们了，我不知道我正在朝那个方向走。我尽可能低地弯着腰在街中心走着，绝望地看着四周想找到他们的位置。我周围的猛烈的炮火和熊熊大火从未间断过。
突然，不好。
那好像是一种放松。我所记得的就是与我在过去的几个小时所经历的那种地狱般的生活相比，那好像是一种高潮过后的余波。就好像是在梦里，我隐约地感到一些弹片擦过我的钢盔。随后我感到一次碰撞，并且听到了一种不规则的金属片碰击金属片的声音。我倒在了马路上，随后费力地爬到一座墙的后面尽可能少地暴露自己。我自己非常确信，即使我的身体被撕开了，我的精神是防弹的，而且能保持完整。
我一动不能动了。
我还记得接下来零零星星发生的事情，还记得我自己的尖叫。
我肯定是倒下了。
一个弹片击中了我的脊柱。
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好像是在梦中见到自己一样，从正上方看到自己的身体，虽然受了伤但还活着。作为一个年轻小伙子，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孪生兄弟一样。现在，在我的幻觉里，我好像成了两个人。我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被击中了但没有被打死，我在垂死之际被人发现了。我不知道是被德国人还是被苏联人发现的，很有可能是一些贫穷的德国妇女看到了我年轻的脸可怜我，因为我的工资单和身份识别牌都已经找不到了。那些被我们叫做“瓦砾妇女”的人在瓦砾中来回穿梭寻找那些还活着的人。她们知道苏军已经严令对党卫军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所以她们把男人们的身份识别牌和身份证都丢掉了。假如是一个苏联人发现了我，至少他会把我的勋章作为纪念品，这些勋章不足以让他识别出我的身份，他也有可能朝着我的脑袋再补一枪。
当我苏醒过来时，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位苏军的女军官。我躺在一副担架上，我此时认为我是在国会大厦的外面，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我是在夏里特医院里，我的腰部以下已经不能动了。她一定是一位医生，她用德语问我的姓名和年龄，然后她问我是否是法西斯党员。
“不是！”我回答道，当时我的思想确实是这么认为。当时，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的领导人的政治纲领。假如她要是问我是不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或纳粹分子，我肯定会说“是。”我仍然是一个纳粹分子，我看不出有什么羞耻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从不对审问我的人撒谎，我总是说真话。奇怪的是他们没有人问我是否在希特勒身边服务过，所以我从未告诉过他们。
我的意识时有时无，我对自己受伤的程度一点也不清楚。
我只能移动我的手和头，但是我的腿不能动。我的大小便失禁，浑身脏兮兮地无助地躺在担架上，只穿了一件衬衫，盖了一条毯子。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情形是由于脊柱擦伤而造成的暂时性的瘫痪，而且很快就会恢复的，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情。假如医生知道我会恢复，她可能会把我送到苏军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去，那是任何一个德国士兵都不想要的机会，它可能代表着死亡。正是她让我做了一个可怜而绝望的残废的人。
当然，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能够恢复。想到自己将永远是一个没有希望令人讨厌的残废人，我逐渐产生了死的念头，这种念头很强烈以至于我请求一位老人开枪打死我。这使我想起了可怕的一天，那天有位老人要我开枪打死他。
“孩子，你是不是疯了？”他说，接着又耸了耸肩，“我去哪儿找枪去？”柏林人出名的幽默感仍然没有消失。
一位妇女听到了这个对话插了一句，“我会把你清理干净的。勇敢点。”
这位妇女，也是一位难民，给我脱了衣服清洗起来，没有肥皂只用一块旧布在擦。她给我穿上了内裤和一件没有任何徽章的制服，她一定是从一具尸体上扒下了这件衣服。坑道里面那么脏，臭气熏天，人们肯定是看不见里面的尸体。
“不要死在我面前。”这位老太太说。
但是我希望如此。
我被转移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是在一辆军用汽车上。我听到了一个女孩的尖叫声，显然正有人强奸她。我还记得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哭声。一个苏军士兵给了我一块面包吃，而且还把一块已融化的黄油放到了我手上，然后他又喂了我一口伏特加酒。由于醉熏熏的，他把酒倒得我满脸都是，我的眼睛被酒精烧得像着了火一样。我的尖叫声激怒了他和他的一个同伴，我记得感觉他们好像在用靴子踩我。后来我发现自己躺在路边，一些好心人把我抬到了他们的农舍里。他们喂我东西吃并且给我清洗，我的腰部以下开始慢慢有了知觉，我的精神以及我活下去的愿望也开始慢慢复苏。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我们从党总部突围那个决定命运的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第四部分：希特勒的幽灵希特勒的幽灵（1）
国会大厦终于被攻下来了，不过不是在斯大林希望的五一节那天，而是在第二天。尼可拉·伯扎林（Nikolai Berzarin）将军的第5突击队赢得了这一令人羡慕的功劳，红旗插上了这一座被火熏黑的建筑物上。尽管莫斯科方面夸张地宣传说在攻占这一希特勒最后的据点时，战斗非常艰苦，实际上战斗是非常平淡的。最后守卫国会大厦的党卫军士兵在前一天就都跑掉了，都是随着蒙克将军的队伍走的，甚至连希特勒青年团都跑掉了，这幢大楼里面甚至连苏军曾经担心的陷阱都没有。在工兵检查完爆炸物并宣布安全以后，苏联战士小心翼翼地穿过了斯佩尔设计的广阔的入口。苏军最终进入入口以后发现的只是在地下战地医院里的由哈思教授、昆兹医生和两个护士照顾的几百名伤员，他们的药品仍极其匮乏。苏军吃惊地发现食堂的情况大不相同，食堂里堆满了香槟酒和精美的食物等等，这些东西他们已经好几年都没有见过了。
伯扎林许下诺言说，如果有谁能找到希特勒的尸体将授予他苏联英雄金星奖章。后来在他们发现苏联军队反间谍机构（SMERSH）的特工已经先接到命令进行彻底搜查时，就感到毫不吃惊了。他们在大臣花园的弹坑和连根拔起的树坑周围仔细搜查，很快就发现了两具被烧焦的尸体。他们已被烧得变了形，而且大小也只有成人尸体的一半。但是苏联的情报人员还是根据苏联的宣传卡通讽刺画，很快就认出了约瑟夫·戈培尔的大脑袋和畸形足。另一具尸体的旁边是一个烧黑了的纳粹党徽和一个金质的香烟盒，上面刻着“阿道夫·希特勒，1934年5月29日”字样。
他们寻找，但没有在附近找到希特勒的尸体。在被遗弃的地堡里他们的发现和蒙克下令遗弃它的时候差不多。希特勒的地图室里还有甘什焚烧过的痕迹，但是并没有其他的损坏。房子里剩余的东西无不有一种典型的匆忙逃离的痕迹，纸张散落到桌子上和半开的抽屉里，墙上的画像歪七扭八的，到处都是掀翻的椅子。在各个能看到的地方有许多空香槟酒的空瓶子、烟蒂和盘子，这一切都显示了那最后的仪式。
在希特勒的房间里，他的束腰外衣和黑裤子挂在了合适的衣柜中，爱娃·勃劳恩的衣服也是同样挂在隔壁她的房间内。希特勒厚厚的用皮革包边儿的会见日志也躺在一把椅子上，尽管几个星期后人们才注意到。腓特烈大帝的画像已没有了，但是有大量的用银相框镶起来的元首照片，这是希特勒留在办公室作为送给他人的礼物。最后苏军发现了克雷布斯倒在他的左轮手枪的旁边，一瓶法国柯纳克白兰地酒洒落在他的身旁。奇怪的是苏军在几天后才发现戈培尔孩子们的6具僵硬的尸体，在他们的妈妈匆匆忙忙为他们盖上的裹尸布的下面，他们白得吓人。苏军得知布格多夫也曾发誓要自杀，但是在这最初的混乱状态下苏军并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但是他们找到希特勒的尸体了吗？至今这仍然是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对答案的真实性有任何怀疑，而是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苏联领导人好像是在故意地留给自己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个悬念。就在苏军攻克柏林不久，苏军的军事指挥官和外交官就满怀信心地告诉他们的盟军战友，他们已发现了希特勒的颚骨，而且根据希特勒的牙科记录非常肯定地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