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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茨克想收编我,让我做他的信差,“我需要你做我的信差,”他安慰我说,“你还是会跟在我身边的。”
1月29日那天,我们一大群人搭上了卡车,开往前线,去夺回一个被苏联人占领的村庄。进攻计划在凌晨5点开始。尽管我们在头天晚上几乎没有睡好觉,但是第二天一早全都早早地起了床。我们的纵队在一个谷仓集合,库茨克首先发言,他的声音低沉,不带任何感情。到了我们完成使命的时刻了,我们有一份任务要做,为了德国的存亡,我们必须保住西里西亚。
库茨克像对着一群士兵发言一样对我们说了一番话。他希望我们为帝国增光,鼓励我们胆大心细。“你们面对的是苏联人,”他说,一只手指着村庄的方向,“他们只想干掉你们,你们只有杀掉他们才能活命。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肯定不好对付。你们必须拿出实际行动,证明你们是更英勇的战士,你们要不屈不挠,坚定不移。”库茨克说,我们的两翼将有3支泰格装甲坦克分队支援,而且还有两个连的步兵跟随其后,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地行动。
我们从未接受过步兵进攻的训练,我们归近距离进攻坦克旅管辖,是一支配备了火箭筒的尖兵分队。我们装备的火箭筒是便携手握式的,带有可刺穿坦克装甲的火箭头,可以在近距离攻击坦克。我们在进攻之前花了很短的时间来学习如何使用这种火箭筒。按照这天的进攻计划,我们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袭击这个村庄,我们必须占领并夺回这个阵地。如果苏联人有坦克做掩护,那么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穿山甲”粉碎掉他们的武装。
我的胃开始抽搐,突然间,我记起来了,早上我们还没有吃早饭呢。我记得以前读过的小说中提到一战期间的士兵生活,他们的口头禅是,“只要早餐吃饱吃好,能叫敌人鬼哭狼嚎。”现在,我的胃里空空如也,手上攥着一块硬梆梆的配给干粮,这让我回想起从前参加野外生存训练的经历了,几年前,我会为自己那组人在野外生存训练中获胜而沾沾自喜。
我对于行军打仗最初的体会来自瑞勒·玛里亚·冯·瑞克(Rainer Maria von Rilke)的小说《康尼特·克利斯托弗·瑞克的生平》,我以为就好像一个夜以继日骑马的马夫的生活。这本小说以炽热的笔调娓娓讲述了一个战士的故事,他将军旗挂在敌人的军刀上,高举旗帜冲锋陷阵。这样的战斗场面只会发生在200多年以前的战场上,然而,这个悲怆如史诗般的传奇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小说主人公的死在我看来既荣耀又有传奇色彩,我认为,所有为战争献出生命的战士都和他一样。
两天前的晚上,有人在谈论中提起,现在的战争不一样了。现在,只有仪仗队才佩带军刀,军刀不会出现在战场上。不过,我们配备了刺刀,可以装在卡宾枪上,与敌人展开近距离搏斗。
破晓时分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间,苏军不容易发现我们,除非他们派出了野外侦察小分队。我们行进的前方看不见敌人的动静,坦克分队在我们刚出发的时候并没有跟着,这样我们的行动才能尽可能地神不知鬼不觉。稍后,坦克分队会从两翼包抄。现在正是冬天的寒冷季节,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雪,冻结的土地像石头一样梆梆硬,寒风凛冽。我们沿着崎岖的小路缓慢前进,排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列阵,库茨克和我在最前头。库茨克猫着腰跳跃前进,我紧紧地跟随其后。
一开始,我们这一翼平安无事。天色已经大亮了,第一声枪响从我们身后传来而不是发自前面苏联人占领的村庄。库茨克低声骂道:“蠢货!”
很快,我听到坦克开动的轰轰声,而且是从东南翼传来的。
那些应该支援我们这一侧的坦克怎么没有跟上?
突然,枪声四起,机枪声大作。
一切开始得太快了。
薄薄冰层覆盖下的地面摇晃着,震颤着,让人发抖。库茨克捂着肚子倒下了,我也一样。我们被包围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炮弹在我们周围落地开花,子弹从我们耳边嗖嗖地飞过,爆炸的手榴弹散成无数碎片。
出于本能,我爬到了库茨克身边,他用尽可能大的声音喊道:“我们暂时在这里避一避,让他们白白浪费子弹吧。等坦克部队跟上来后,我们再前进。”
我们的坦克车并没有跟上来,敌人的火力却越来越猛烈,苏军在教堂的塔顶上安排了神枪手。一枚炮弹在我身边爆炸开来,冲击力把我重重推倒在地,我的头撞在了积雪覆盖的硬地上。我的左腿弹了起来,一阵火辣辣的锐痛迅速穿透我的身体。我用手探了一下伤口,手上很快沾满了鲜血。
“倒霉!我被打中了!”
库茨克匍匐到我身边,把我拖到一个雪堆后面,“你留在这!”然后他继续向前爬。
时间好像静止不动了一样,敌人的火力越来越强。我试着在地上挖坑,好让自己躺到雪里。地上冰冷刺骨。我的脸却火辣辣地烫手。敌人似乎没有停顿地射击,嘶嘶作响的子弹不断从我头顶飞过。我根本无法还击,视线里根本就看不到敌人的影子。
出发前负责携带急救包的下士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在这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我还听到了受伤士兵的惨叫,我的身边不远处躺着一些负伤的同志。尽管库茨克命令我呆在原地不动,但是我自己不能停下了,我必须把一些受伤的战友拖到较为隐蔽的低洼地带。我懂得一些急救常识,知道最要紧的是包扎好伤口。
我随身总是带着一把小刀,现在派上了用场,我用它割下了一片衣服。我碰到的第一个受伤战友看似没有伤口,我几乎不知道他哪里被打中了,血从他的口中流出。另外一个伤者被炸掉了一只手。我用割下来的衣服布条做了根止血带,牢牢地绑住他的上臂,希望能够止住流血。
我把几个伤者拖到了一条小沟里,到最后我完全没有气力搬动人的时候,沟里已经躺了4~5名受伤的战友。其中的一个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闭上了眼睛。他的动作让我突然想起了上帝,我想,上帝不可能时刻看顾所有的人,上帝无法控制子弹的射击方向,也不能削弱炸弹或手榴弹的威力。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第一滴血(4)
我抬起头,能够看到钟楼上一个敌人隐隐约约的身影,他在窗台上架着来复枪,瞄准我们射击。这个神射手成为了我第一个瞄准的目标,我冲着他举起了枪,可惜没有打中,不过万幸的是,他也没有打中我们。我的伤口还在大量流血,我只好放下枪,用手按住伤口。我觉得左侧身体好像裂开了拳头大小的一个洞,我身边的积雪都被染成了红色。
又一枚炮弹落在了我身边,我的头再次撞在了雪地上,尖叫声已经变成了呻吟。
尽管我受了很重的伤,但是我不想等着受死,我决定向前爬一段。我再次检查了大腿的伤势,破烂的裤腿已经被血浸透了。我们的前方升起了阵阵浓烟,村庄里的房子着火了。
突然,我觉得一阵头晕,人也失去了平衡。阵阵伤痛刺透大腿肌肉,迅速传遍我的全身。不过我还能忍痛往前爬行,时不时地停下来喘息。
终于,炮火似乎弱了下来,不过还是能够听到零星的机枪发出的“啪啪”声响,两边仍然在交火。我的伤口越来越痛了,但是奇怪的是,我反而因此恢复了几分气力。我用右手按住伤口,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前挪动着。
现在,村庄离我越来越近了,起码有6座房子在燃烧着,熊熊大火伴随着阵阵浓烟。这时候,连机枪声和来复枪声都弱下来了。就在刚才,尽管四周都是炸弹爆炸和燃烧的烈火,我却保持了冷静,但是现在,哪怕只是一声枪响,也让我吓了一跳。
苏联人撤退了。我身后的伙伴已经纷纷倒下了。现在躺在我面前的是一具苏联士兵的尸体,尸体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脑浆溅得到处都是。他为什么没有戴个头盔呢?这个场面让我痛苦万分,我几乎恶心地呕吐起来。我强忍住喉咙泛起的酸水,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我命令自己不能崩溃掉。
后来,我终于昏倒了,直到幸存的NCO赶来一辆马车我才苏醒过来。那辆马车好像是当地农民用来拉煤的车,车板上还落着一层黑灰和几块煤渣。两个看起来不像医生的国防军士兵来收拾伤亡士兵,他们将受伤士兵和尸体重重地摔到马车上,就好像在扔沙丁鱼一样。我的意识一片模糊。出发前我们都戴上了滑雪帽,以便在深冬的雪地里掩护自己。我曾经给帽子起了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叫作“灵魂的帽子”。那些倒下的士兵是否因此能够升上天堂呢?
又一个士兵被抛到马车上,打断了我的白日梦。“我的上帝啊,”我认识这个英俊的金发碧眼少年,他是我儿时的好友迪特·海因里希。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伤痕,但是他好像已经死了。
“迪特!”我的声音哽咽着,为了抑制住想哭的冲动,我紧紧地咬住了嘴唇。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不可以哭!我是一个士兵。
我心底的绝望之情无可言状。
接下来扔上来的一个士兵脸被炸掉了,只能从模糊的血肉中判断出那是被炸烂的鼻子。他的眼珠已经没了,眼眶中流出丝丝血水。我的恶心感加重了,终于在马车上忍不住吐了起来,脏东西落在我身边的两个战友身上,他们中的一个已经死掉了,另外一个还活着。
尽管眼前的情形非常令人作呕,但是我还是为自己的失控感到惊讶。虽然我们已经受过很多锻炼,但是我还是没有准备好接受战争那令人憎恨而且恐怖的冷酷性。我为自己的无助而感到手足无措,我觉得自己无法控制住局面,不仅控制不住局面,而且还是马车上惟一一个面对残肢断臂忍不住呕吐的人。
马车上没有毯子可以裹住那几具血淋淋的头,我面朝下躺在煤灰里,不停地咳嗽和呕吐。最后,大概有10~12个士兵被抛到马车上,而且其中至少有5个已经死了。除了迪特,另外两个似乎没有生还的迹象,他们身上没有伤处,但是面部肌肉已经僵硬了。
现在,我的胃因为呕吐已经彻底空了,这时我已经不那么恶心了,但是仍然控制不住神经,我的身体在颤抖。无论多远处传来的枪声,都能吓我一跳。受伤的士兵被送到当地的客栈,那里已经被临时改建成急救所,死亡的士兵在确定身份后被运到墓地埋掉。
迪特死了,一路上我对着迪特的尸体不断重复着“再见”。
再见?
在哪里再见呢?
迪特的死惟一能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他死前没有受太多的折磨。在天堂里,这些死者的伤口会复原吗?
那个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死者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恐怖的场面,据说,他死之前正预备投出一枚手榴弹,但是略微迟疑了一下,结果手榴弹在他脸上炸开了花。有人甚至说:“这就是懦夫的下场!”不过,我并不相信。
我后来听说,苏联人发射的是冲击燃烧弹,我宁可相信,他的脸是被这种冲击燃烧弹炸烂的。
我又惊又怕,死亡比我的想像更可怖而且离我更近,我觉得自己落入了恐惧的深渊中。我的一个战友后来告诉我,我当时看起来毫无生气,但是他看到我手臂的肌肉在抽搐,而且我还在呼吸。当时他很怀疑我是否还活着。
我躺在客栈的地板上,已经没有气力呻吟或者抱怨,但是我能感到身体的痛楚,也意识到周围有很多呻吟的人。我控制不住自己发抖的身体,地板很冰冷,一开始没有毛毯,没有任何保暖的东西可以减缓我们的痛苦。客栈里甚至没有任何止痛药,能够提供的只有装在杯子里的水,有人绝望地喊着救命。
客栈的人告诉我们,医生很快就来了,但是,他一直没赶到。
我们被装上一辆铺着稻草的卡车,转移到一家大的急救医院。那时,我的腿已经僵硬了,而且变青了。有人说,我可能不得不做截肢手术。我们到达了那家大的急救医院,这里条件稍为好些,有一点药,不过仍然没有医生,麻醉剂也用完了。我还记得,当他们为我清理伤口的时候,我又一次感到了钻心的疼痛,为了让我不尖叫起来,负责清理伤口的医护人员把皮带塞到我嘴里,他说:“如果觉得疼,你就咬皮带吧!”
一个伤员为我点燃了一支烟,我抽了几口,觉得伤口好像不那么痛了。因为咬住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