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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是小有成就，先生已经做到一家省级报纸的新闻部主任，而我也是一家排在全国晚报前五名的报社的最优秀记者之一，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曾无数次地问过自己。
在最初来北京的日子里，我一个人借住在先生的一位朋友家中，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想孩子，又想他，精神上的痛苦非言语所能及，而每天一早拼命挤上公交车，咣当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单位的折磨也让我曾经一度犹疑，我这一步走错了吗？先生找工作一波三折，更让我心力交瘁……
在这一年春节快到的时候，先生的工作终于安顿下来。我们把孩子从父母家接来，一家人真正团聚在了一起。
有时，先生慨叹闯京城不易，而我从来没觉得有什么艰辛。即使在他奔波着连换两三家单位的困难时期，看他忍辱负重的样子，我还会苦中做乐，开他的玩笑，“老先生，这回你可满足了吧，别说几十年后会是什么样，连明天你在哪里现在也不知道了。”因为来北京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先生所说，在济南我们可以把自己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退休后的生活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而这样的日子即使前面繁花似锦，于我们也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
来北京的第一个月，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走在路上》，记录下了当时的心境——
“当一股强劲的风扬起我的头发的时候；我知道地铁快来了。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瞬间，惶恐，犹豫，又一点点坚强和自信，就像第一次我来到北京，站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中的一样，许多种感情交互混杂在了一起，在我的心头柔柔流动着。”
其实，我并不是而且从来都不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甚至在上大学前我一直非常忧伤自闭。尽管我的学习成绩所向披靡，令许多男生咬牙切齿，但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脆弱、自卑与敏感。从小体弱多病，家里姐妹众多，我就像一株生长在荒野里的小草自生自灭，而学习成绩是我用来捍卫保护自己的惟一武器。
1989年，我以全区第一名的高考成绩为自己的中学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命运女神并没有眷顾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全国很多大学都减少了招生，特别是文科生的名额。我所有的志愿几乎全是远在他乡的政法学院，然而，一纸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击碎了我所有的梦。
至今难忘握着通知书绝望而泣的那一刻，而不久后得到的另一条消息更让我对世界彻底失望了。当年学校惟一的省级三好学生的名额经校长会讨论给了我，但在层层上报的过程中却被一位在市教育局里的实权人物偷梁换柱调包给了他的妹妹——我们高中理科班的一位女生。父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消息后去找区教育局长，却被威胁，如果再闹，怕是连录取都可能受到影响。在那个一分之差就可以刷掉一批人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我被毫无道理地夺去了加二十分的机会。
曾经哭过、闹过、挣扎过，我并不想上这个大学，我要再考一年。但一切谈何容易，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供养四位老人和全家，妹妹还在上学，几千元的复读费应该是个不小的负担……我无路可走。
第四篇 行走的快乐
行走的快乐（2）
带着一颗欲哭无泪的心，我走进了山东师范大学。那时，济南的高校里流传着这样的句子，“山师的园子，山大的牌子，山经的饭。”的确如此。在这个古木参天的美丽校园里，我开始了四年的美好生活。
在大学里，我并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活跃人物，甚至在班里也未曾争上个一官半职，对各种繁闹热烈的场面我总是淡淡的，避之不及。我讨厌掩盖在名与利之下的争斗与心计，我向往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翻译、口语……沉浸在我喜欢的功课里，为自己的尊严和荣誉而战。
才进大学的时候，说自己是一只丑小鸭毫不为过，小县城来的我站在趾高气扬的大城市来的同学面前相形见绌。但我对此并不放在心上，真正刺痛我的是在口语课上他们的滔滔不绝，而我却涨红了脸怎么也张不开口，因为在踏入大学校门之前我根本就不懂“口语”是何物，在那个教育水平相当落后的区一中，我的英语老师只是在电大培训过一年的英语。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我开始了向自己的一次次挑战。
其实，在大学里没有人来要求你一定要好好学习，突然之间变得五彩缤纷的世界也让学子们不把学习成绩看得过重，但我不允许自己的落后。最后的事实证明了我是一个成功者。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我的几门专业课成绩已经能经常考到年级的前几名。也就是在这场一个人的战争里，我渐渐变得勇敢坚强起来。
我一直很感谢大学里能读英语专业，使我比其他人更多地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里的东西。来自英、美、加等国的外教为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使我的视野不断开阔。
与很多人一样，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最美的一段时光，如果非要我说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除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我的答案是爱情。特别是在毕业十年之后，我更加庆幸拥有这段纯真的爱情，那个当年在大学校园里毛头毛脑、带着孩子气的野小子，他一直在我的身边，而且他还会陪我一起走下去，走尽我的今生，走到来生。
在山师，外文系女生找个体育系的男朋友是一贯的传统，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美女与野兽的组合。可惜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美女，也不相信爱情。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一个清晨。在一天早上跑操时，他从乱七八糟的人群里一眼瞥见了我，并且下决心一定要把我追到手。他说我那时一身牛仔，头发飞扬在晨风中，眼睛亮晶晶的，特别青春，特别与众不同。我说我是不是看上去很倔强，像一头狮子，当然这是我在成为他妻子若干年后的一句笑谈，因为我的记忆中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清晨。
叶子以他赖皮狗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努力让这个世界上从此少了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尽管这个独身主义者后来偶尔还会扼腕叹息，“要不是当年我心一软，这世界上的女钻石王老五岂不又多了一个，可惜呵可惜。”
1993年，我毕业了。与我同读一所大学的高中同学都分回了家乡的中学教书，大学的同学也大多分到了省内的大中专院校当老师。而我从决定上这个大学之前就没有想过把自己的未来与黑板粉笔相连，我承认教师职业的神圣与伟大，但却无法容忍那种太过程序化的平淡生活。四年不屈不挠的努力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有了回报，我幸运地被分配到了山东省科学院下属的一家公司做翻译。
其实到了这个单位才知道翻译的工作并不多，我更像一个打杂的人，每天也只能憋着委屈认真工作，暗地里继续积蓄力量。每天下了班，我总会留在宿舍里写东西，而自从我的第一篇投稿即在省内第一报《齐鲁晚报》副刊头条位置“隆重”发表后，先生即当年的男朋友更像个监工每天陪在我身后“手里扬着小鞭子”，且不忘一口一个才女地称赞着。
在他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之下，我心底的记者梦又一点点复苏。从小最希望做两个职业，一是律师，一是记者，皆是为天下正义鼓与呼的勇者。前一个梦看来已经无缘，我要抓住最后一个梦想。
在我毕业两年后，机会来了，《齐鲁晚报》第二次公开向社会招聘十名记者。1993年这家全省最好的报纸曾经向全社会公开招聘过一次采编人员，此举被称为拉开了山东省新闻改革的大幕。但即使在两年后的1995年，“招聘”一词对人们来说仍然有些陌生，我的同学朋友包括我的父母都反对我去应聘，不论怎么说我在科学院端的还算是铁饭碗，而去报社没有公费医疗和退休金，随时还有被辞退的可能。但我对这次公开招聘倾注了最大的希望，志在必得，尽管我也知道自己发表的作品都是散文随笔，与记者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
记得报名后几天，我去报社看初选的结果和考场及考试时间，恰巧在报社楼前遇到了我报名时的面试官，当时的新闻部主任，后来的报社常务副总编。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位老总拦住了我，对我说你的材料我看了，希望不大，你就别考了……言外之意很明白，我根本没戏。也许是他言辞间流露出一丝丝不屑刺起了我心底最昂扬的斗志，那时，我还是一个一说话就脸红的腼腆女孩，可我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勇气，大声对他说，“我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我不行。”
后来，我才知道是这句话救了我。那位老总在几年后告诉我，他正是被我这句话打动。结果我顺利参加了考试，并且综合成绩名列前十名，如愿以偿进入报社，在新闻部做了记者。对于当时的惊险一刻，我曾经写下了这段文字以示永远铭记在心——
“一个年轻的女孩坚定地站在那儿，她的脸一定因为激愤和倔强而涨红着，她的眼睛一定因为永不服输的勇气而闪亮着，她紧紧盯着她的面试官说：‘我没试过，你怎么知道我不行？’于是，命运向她打开了另一扇门。”
第四篇 行走的快乐
行走的快乐（3）
也许真是有着天生的敏感，进报社前我是个连本报讯都不知道写的生手，但上班第一天我就凭着自己的感悟模仿着写了篇消息，竟然发到了头版显著位置。此后，我一发不可收拾，连着发了两三个头条、倒头条，本来三个月的试用期，但不到一个月领导就对我说你可以跟原来的单位说
开了。在十几名新招聘的记者中，我是获此“殊遇”的两三人之一。
很多人说我工作起来像拼命三郎，太投入，我笑笑，因为我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也想让所有人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优秀的记者。1997年，是我最辉煌的一年，我在这一年内拿了一个全国晚报新闻奖特等奖，一个一等奖，还有一个三等奖，而且我这个特等奖排在全国六个特等奖的第一名。无数个在街头奔波的辛苦和无数个深夜加班的努力终于换来了迄今别人难以超越的记录。
在事业的巅峰，我又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选择。1998年春天，我怀孕了。医生告诉我，我的身体太弱，最好留下这个孩子，不宜流产。几经犹豫，我选择了家庭。从此我告别风光的前台，退居幕后为别人做嫁衣。1998年11月22日，我的女儿诞生了。
坦白地讲，从怀孕到我离开济南的这三年，我生活的全部就是孩子，为了她我几乎与世隔绝，连一向钟爱的工作也被孩子生病时一声声撕心裂腑的哭声扯碎。直到2001年春天，先生在一次闲聊中说这样的日子下去真没意思，我们才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就此萌生了到北京的念头。
当时，我们商定他先来北京，等稳定了再接我和孩子，毕竟孩子还太小，需要我的照顾。先生便开始着手搜罗信息，联系工作，他还把我的简历顺手投给央视国际网站。没想到他的工作还没着落，那边倒来电话让我参加考试，然后就是通知我参加培训，正式上班。就这样，我拎着几件衣服奔到了北京……
眨眼间已经一年半过去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初夏，我们的生活又有了新的起点。先生被任命为《华夏时报》的编委，我则开始负责网站的英语频道，也算重拾老本行吧。其实，就算现在我们仍在北京四处流浪，我想也没什么可怕的，因为努力了也就不再后悔。
一个月前，我们在北京的同学有个十年的聚会，起因是一位毕业后就去加拿大留学的同学来北京出差，七八个人就这样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为这位“华人”接风洗尘。从毕业后这些同学几乎就没有再见过，中间隔着整整十年的岁月，我们相互拥抱，握手，微笑……热情得甚至有点儿茫然。
“你真的没变，和大学时一样。”这是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言语间，大学里的往事不可避免地被最多地提起，人群中时常爆出轰然的大笑。
这是我吗？当年的我又是什么样子？每个人在试着从对方眼里找寻校园里的青春。而每个人也惊讶地发现，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容貌虽然在变，但四年象牙塔里塑成的那颗心却没有改变。
有时想，人的一生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