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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收入 7386 3。7 1。4 8。9 …29。8
第二集团 8380 9。2 6。4 15。8 …2。l
中等收入 29849 14。5 12。5 19。5 9。5
第四集团 43363 21。7 21。2 22。1 16。2
最高收入 99197 5l。4 58。2 25。5 23。l
资料来源：1993 Greenbook；mitteen 0n Ways and Means ； 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uly 7；1993；资料是1990年的。
包括转移支付在内大大改变了税收负担的分配。该表表示，最富的家庭集团即使在扣除转移支付后，仍把其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支付给政府。与此相比，两个最穷的集团得到的转移支付大于他们支付的税收。最穷的家庭集团的收入比没有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时高出29。8％。因此，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美国政策的累进性，我们必须既考虑人们支付了多少，也考虑人们得到了多少。
横向平等 如果税收根据支付能力，那么，相似的纳税人应该支付相似的税收量。但是，是什么决定两个纳税人是相似的呢？各个家庭在许多方面不同。为了评价税收是不是横向平等的，必须决定哪些差别对家庭的支付能力是相关的，哪些差别是不相关的。
假设斯密和琼斯家庭各有5万美元的收入。斯密没有孩子，但斯密有一个病人，这引起2万美元的医疗支出。琼斯家人人健康，但他们有4个孩子。琼斯的两个孩子上大学，学费为3万美元。这两个家庭由于收入相同支付同样的税公平吗？给斯密税收减免以帮助他弥补昂贵的医疗支出更公平吗？给琼斯税收减免以帮助他交学费的支出更公平吗？这些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在现实中；美国所得税有一些特殊条款，这些条款根据特殊情况改变家庭税收。
案例研究 横向平等与结婚税
对结婚的处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子，说明在现实中要实现横向平等是何等困难。考虑两对男女除了一对已经结婚，另一对未婚外，其他完全相同。美国所得税法的一个奇怪特点是这两对男女的纳税不同。结婚影响一对男女税收负担的原因是，税法把已婚男女作为一个纳税人。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后，他们就不再作为个人纳税，并开始作为一个家庭纳税。如果这个男人和女人有相似的收入，他们的总税收负担就在结婚时增加。
为了说明这种“结婚税”如何起作用，考虑下面一个累进所得税的例子。假设政府对所有1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征收25％的税。低于1万美元不纳税。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制度如何对待两对不同的男女。
考虑第一对萨姆和萨莉。萨姆是一个为生活奔波的诗人，没有收入；而萨莉是一个律师，一年赚10万美元。在结婚之前，萨姆不交税。萨莉交9万美元（10万美元减1万美元的扣除）的25％，即22500美元。结婚后，他们的税单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所得税既不鼓励结婚，也不鼓励不结婚。
现在考虑约翰和琼，两个大学教授，每人一年赚5万美元。结婚前，他们每人支付1万美元税收（4万美元的25％），或总计2万美元。结婚后，他们的总收入为10万美元，因此应该纳税为9万美元的25％，或22500美元。因此，当约翰和琼结婚时，他们的税单增加了2500美元。这种增加被称为结婚税。
我们可以通过把对已婚夫妇的收入减免额从1万美元增加到2万美元来解决约翰和琼的问题。但这种改变会引起另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萨姆和萨莉在结婚后只纳税2万美元，比他们单身时交的税少了2500美元。消除约翰和琼结婚税引起了对萨姆的萨莉的结婚补贴。
这个例子说明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能解决这个基本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如何重要，试着设计有以下四个特征的所得税：
◎有相同总收入的两个已婚男女应该支付相同税收。
◎当两个人结婚时，他们的总税单不变。
◎一个没有收入的人或家庭不应该纳税。
◎高收入纳税人交纳的税在他们收入中的比例应该高于低收入纳税人。
所有这四个特征是令人神往的，但要同时满足这四个特征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满足了前三个特征的所得税必定违背第四个特征。惟一一种能满足前三个特征的所得税是比例税。
一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把个人而不是家庭作为纳税单位来消除对结婚的惩罚，许多欧洲国家采用了这种政策。这种可供选择的政策看来更加平等，因为它同样对待已婚或未婚男女。但这种改变放弃了这些特征中的第一个：有同样总收入的家庭最后要交纳不同的税收。例如，如果每对已婚男女像没有结婚一样纳税，那么，尽管这两对夫妇总收入相同，但萨姆和萨莉将支付22500美元，而约翰和琼只支付2万美元。这种可供选择的税制比现在的结婚税更公平还是更不公平也是很难说的。
税收归宿与税收平等
税收归宿——研究谁承担税收负担——是评价税收平等的中心。正如我们第一次在第六章中所说明的，承受税收负担的人并不总是从政府得到税单的人。由于税收改变了供给与需求，所以，它们也改变了均衡价格。结果，税收影响的不只是根据法律实际纳税的人。当评价任何一种税的纵向与横向平等时，重要的是要考虑到这些间接影响。
许多关于税收平等的讨论忽略了税收的间接影响，并根据了经济学家所戏称的税收归宿的粘蝇纸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税收负担就像粘蝇纸上的苍蝇，被粘在它落地的地方。但是，这种假设很少是正确的。
例如，一个没有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会认为，购买昂贵皮衣的税是纵向平等的，因为买皮衣的人都是富人。但如果这些买者可以很容易地用其他奢侈品来替代皮衣，那么，皮衣税就只能减少皮衣的销售。最后，落在皮衣卖者身上的税收负担大于落在买者身上的负担。由于生产皮衣的大多数工人并不是富人，皮衣税的平等就与粘蝇纸理论所说的大相径庭。
案例研究 谁支付公司所得税
公司所得税是说明税收归宿对税收政策重要性的一个好例子。选民中普遍欢迎公司税。毕竟公司不是人民的。选民总是渴望自己税收减少，而由一些非个人化的公司来付费。
但是，在确定公司所得税是政府增加收入的一种好方法之前，我们应该考虑谁承担了公司税负担。这是经济学家看法不一致的一个困难问题，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人民支付所有税收。当政府对公司征税时，公司更像一个收税人而不是纳税人。税收负担最终地落在这些人身上——所有者、顾客或公司的工人。
许多经济学家相信，工人和顾客承担了大部分公司所得税的负担。为了说明其原因，考虑一个例子。假设美国政府决定增加汽车公司赚到的收入的税收。乍一看，这种税伤害了汽车公司所有者，他们得到的利润少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所有者将对税收作出反应。由于生产汽车不太有利，他们对建立新汽车厂的投资少了。相反，他们以其他形式投资自己的财产——例如，购买更大的房子，或在其他行业或其他国家建厂。当汽车工厂减少时，汽车的供给减少了，对汽车工人的需求也减少了。因此，对生产汽车的公司征税引起汽车价格上升和汽车工人工资下降。
公司所得税表明，税收归宿的粘蝇纸理论会是多么危险。公司所得税之所以受欢迎，部分地是因为它看来是由富有的公司支付的。但那些最终承担税收负担的人——顾客和公司工人——往往并不是富人。如果更多的人了解公司税的真正归宿，这种税在选民中就不会那么广受欢迎了。
案例研究 单一税率税
一个经常引起争论的题目是，美国联邦政府是否应该完全废除现行税制并代之以简单的所谓单一税率税制度。单一税率税是80年代初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和政治学家阿尔文？拉布斯加（Alvin Rabushka）所建议的。从那时以来，这个建议不断引起政治上左翼（例如，前加州州长杰瑞？布朗，他一度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右翼（例如，亿万富翁出版商斯蒂文？福布斯，他一度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政治家的关注。
虽然单一税率税支持者已经提出了细节不同的各种计划，但所有这些计划的本质只有一种，即适用于经济中所有收入的低税率。例如，如果税率定为19％，那么，经济中每一个纳税人都将面临19％的边际税率。大多数计划都允许某种量收入免税。例如如果免税收入是1万美元，那么个人的税单将是：
税收=0。19×（收入－10000美元）。
于有免税收入，单一税率税可以是累进的：即使边际税率不变，乎均税率也会随收入而提高。一些计划甚至允许收入极低的人（在这个例子中，低于1万美元）通过得到政府的支票而支付“负税”。
由于单一税率税建议要求对税制进行重大修改，所以它几乎引起了本章讨论的每一个问题，特别是效率与平等之间的交替关系。下面是一些单一税率税支持者提出的观点：
◎单一税率税将取消现行所得税下允许的许多税收减免，例如，抵押贷款利息税收减免和慈善捐赠税收减免。通过用这种方法扩大税基，固定税能够降低大多数人面临的边际税率。税率越低意味着经济福利越大。因此，单一税率支持者声称，这种改变将扩大经济馅饼的规模。
◎由于单一税率税如此简单，所以，赋税的管理负担将大大降低。单一税率税支持者声称，许多纳税人可以用明信片填报自己的收入。由于所有纳税人都只按自己各种形式的收入支付同样的低税率，所以，人们也没有为了利用漏洞而雇佣税收律师和会计师的激励了。
◎由于所有纳税人都将面临相同的边际税率，所以可以按收入来源而不是按得到收入的人来收税。例如，来自公司利润的收入是按公司而不是按个人收税。这种额外的简单化也减少了管理成本。
◎单一税率税将取代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所有收入，无论是来自工作中的劳动还是来自公司中拥有的股份，都按相同的边际税率一次性纳税。单一税率税将消除目前对公司利润的双重征税，这就可以鼓励公司投资于新工厂和设备。
◎在为纳税计算收入时，允许企业扣除所有合法的经营支出，包括新投资品的支出。这种投资扣除使单一税率税更像消费税而不像所得税。结果，变为单一税率税将提高对储蓄的激励（或者更确切些说，将消除现在税制对储蓄的抑制）。
简而言之，单一税率税的支持者宣称，支持这种重大的税收改革有重大的效率。
单一税率税的批评者同样想往更简单、更有效的税制，但他们反对单一税率率，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税很少注意纵向平等的目标。他们声称，单一税率税的累进性要小于现在的税制，而且，特别是它会把一些税收负担从富人身上转移到中产阶级身上。这种关注或许很有道理，但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了解。我们对税收归宿的研究表明，税收负担并不一定由把支票交给政府的人承担。如果单一税率税像其支持者所说的那样更大地鼓励了储蓄，会引起更快的经济增长，这将有利于所有纳税人。然而，没有一个人能肯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有多大。
即问即答 解释受益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什么是纵向平等和横向平等？◎为什么研究税收归宿对确定税制的平等性是重要的？
结论：平等与效率之间的交替
几乎每一个人都同意，平等和效率是税制的两个最重要目标。但这两个目标往往是冲突的。许多人主张改变税法以提高效率减少平等，或者提高平等而降低效率。人们对税收政策的分歧往往是由于他们对这两个目标的侧重不同。
近代税收政策的历史表明，政治领导人有关平等与效率的观点如何不同。当罗纳德？里根1980年当选为总统时，最富的美国人的边际税率是50％。利息收入的边际税率是70％。里根认为，这种高税率极大地扭曲了工作和储蓄的经济激励。换句话说，他声称从经济效率来看，这些高税率的成本太高了。因此，税收改革是他的政府的一大特色。1981年里根签署了大幅度减税的法律，然后又在1986年签署了这类法律。当里根在1989年离开白宫时，最富有的美国人面临的边际税率只有28％。在布什总统的4年任职期间，最高税率略微上升到31％。
当克林顿在1992年当选总统之后，他认为，富人没有交纳它们公正的税收份额。换句话说，对富人的低税率违背了他关于纵向平等的观点。克林顿总统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建议提高最高收入的税率。1993年对最富有的美国人的税率变成40％左右。
只靠经济学家并不能确定平衡效率与平等目标的最好方法。这个问题涉及到政治哲学以及经济学。但经济学家在关于税收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