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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吹鼓手是贵族沃尔特·李普曼。他为美国人定义了现代框架下的阶级社会。李普曼认为，社会应该被划分成精英和大众，精英领导大众，精英是由“有责任心的人”组成的“特殊阶级”，他们决定“国家利益”的构成，而大众主要是由无知的“公众”组成。精英将成为职业官僚，为私有权力和私有财产的利益服务。但是，精英们与私人财产支配权之间的关系从来不会向广大无知的公众透露，“因为他们不理解”。
李普曼认为，普通民众一定会有行使“民主”权利的幻想。而这一幻想必须由“有责任心”的社会精英来塑造，这个过程被命名为“制造同意”。早在保罗·沃尔克涉足华盛顿之前几十年，这一概念就已经由李普曼描述为“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
随着1957年美国经济衰退这个拐点的到来，具有巨大权力的少数国际银行和跨国石油公司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纽约，它们以19世纪英帝国榜样为基础，开始了界定美国的“自由主义”的过程，这是一个进步的美国版自由主义模式。这个模式由金融贵族们定义，而不是由世袭贵族们定义。然而，随着美国东海岸自由权势集团（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美国金融和石油大财团聚集于此，形成了权力中心）制定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日益显现，美国已经转变方向。美国，一个曾经是全世界大多数人心目中纯粹的自由国家，正一步一步地滑向自由的对立面。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这一过程正在加速，尽管她仍然保留了一张“自由”的美丽面孔。
20世纪70年代两次惊人的石油冲击和随后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创造了美国新的“土地贵族”。在危机过程中，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突然发现他们一夜暴富，成为百万富翁。而成为百万富翁的原因，根本就不是经营企业和投资制造业或科学发明，而仅仅是由于拥有土地和房产。
但是如果说石油冲击只是社会分化的开始，它使少数人财富增加，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开始逐步下降，那么，1979年10月6日之后由保罗·沃尔克在美国推行的这次金融休克疗法，推动了社会分化的最终完成。
如果把这一政策看作是沃尔克的发明，那就大错特错了。数月前，这一政策就已经制定出来并且在英国得到了实施，沃尔克和他纽约银行界的亲密朋友，只是在美国引入了撒切尔政府的金融休克模式。他的这些朋友包括亲英的华尔街金融公司摩根信托担保公司的刘易斯·普雷斯顿。
1979年5月初，玛格利特·撒切尔击败工党对手詹姆斯·卡拉汉赢得了英国大选。竞选中，她极力鼓吹“抑制通货膨胀”。但是，撒切尔和聚集在她周围的现代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理论家们误导了消费者，他们声称，政府赤字开支是造成通货膨胀达18％的“罪魁祸首”，而不是伊朗国王垮台后油价上涨140％。
撒切尔政府主张，膨胀的价格只需简单地通过减少经济的货币供给，就可以得到降低，她认为，资金剩余的主要原因是持续的政府预算赤字。为了减少“资金的膨胀”，必须坚决削减政府开支。英格兰银行，作为对财政政策的补充，同时采取高利息政策限制信贷。可以预测，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萧条，但却被称为“撒切尔革命”。
减少货币供应和提高利率，这就是撒切尔所做的一切。1979年6月，当选仅一个月，撒切尔政府的财政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就开始了提高基本利率五个百分点的过程。在12个星期的时间里，银行利率从12％上升到17％。对企业和小业主来说，借款成本上升了42％，这是史无前例的。在现代史上，除了在战时经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从来没有哪个工业化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经历了如此剧烈的震荡。
为维持利率的高水平，英格兰银行同时开始削减货币供给量。因无法支付贷款，企业破产，家庭无法买新房；撒切尔货币主义革命的结果是，能源、地铁、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最终停了下来。
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政府拥有英国雷莱德汽车集团、劳斯莱斯或许多其他企业（这些企业已经被拍卖给了私人投资者），而是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升级、培养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和科研开发上缺乏政府投资。在应对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动荡时，不是政府有错，而是政府政策有错。
在“治疗”英国经济病时，撒切尔的“经济革命”是个错误的药方。而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利益集团和围绕在壳牌、BP周围的财大气粗的石油公司，以及它们的盟友才是真正的受益者，这与英国设想中的“均衡”战略的结果完全相同。撒切尔只是个杂货店主的女儿，而把她扶上台的支持者们则要她充当他们更大的地缘政治战略的炮灰。
撒切尔的政策为她赢得了“铁娘子”的美称。但与此同时，英国的失业人数却成倍上升，从她入主唐宁街时的150百万增至18个月后的300万。在撒切尔看来，工会是货币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障碍，而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通货膨胀。英国石油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给它们的北海石油定价36美元/桶，这是当时的天价，可是，在英国却听不到批评这些大石油公司和伦敦银行的只言片语。在这种情况下，北海石油为它们带来了巨大的资本财富。撒切尔的政策还在继续推进，她取消了外汇管制，资本没有投在重建英国行将腐朽的工业基础上，而是流向香港房地产从事投机或流向拉丁美洲从事更加赚钱的贷款。
撒切尔和沃尔克货币主义政策像病毒一样在传播，从英国开始，逐步转向美国，并从英美向全世界扩散。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削减政府开支，降低税收，放开对产业的管制，并且削弱劳工组织的力量。世界范围内利率上涨到从前认为根本就不可能的水平。
在美国，沃尔克的金融休克疗法使美国的利率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上升到了英国水平，而且在以后几个月内甚至超过了英国，达到了令人惊讶的20％的水平。经济学上利率政策的紧缩含义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明显的。20％的利率，哪怕是17％，意味着任何投资期超过四五年的正常投资根本不可能盈利。对建设项目的利息费就会让这样的投资止步不前。
在美国，三哩岛反核活动使已经投入建设的核工厂推迟了好几年才完工。之后，美国的核管制环境又发生了变化。在沃克尔利率体制之下，美国禁止电力公司投资核电厂。1979年之后，美国再也没有新建核反应堆，并且在建或计划建设的核项目由于财务成本过高而被迫取消。一个最先进的生产性经济部门就这样被迫走向死亡。
沃克尔休克疗法是被强加给了绝望而无知的卡特总统的。卡特于1980年3月自愿签署一部非同寻常的法律，即1980年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该法授权沃克尔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对银行提出储备要求，哪怕该银行不是美联储成员。该法确保了沃克尔的抑制信贷奏效。此外，这部新法律还取消了银行可能施加给客户的最高利率限制，并且撤销所有州法设置的利率限制（所谓的反高利贷法），此前有一部被称为“Q条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规定对贷款利率也是有限制的。
在英、美新货币主义的教义之下，利率无极限；金钱至高无上，全世界则是它忠实的奴仆，至少，对于向伦敦和纽约银行借高利贷的借款人来说是这样的。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诸如铁路、高速公路、桥梁、水利和电力建设这些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基础设施和资本投资被撒切尔沃克尔的政策攻势摧残殆尽。从1975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到1985年，根据国际钢铁协会（IISI）的计算，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比，主要工业化国家政府支出总额中用于公共基础建设的费用下降了一半。世界钢产量、航运吨英哩数和真实的物质经济流通量反映出英美货币政策的灾难性后果。世界钢铁工业处于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萧条之中。
保罗·沃克尔的金融休克疗法和接着而来的美国经济不景气是吉米·卡特1980年11月竞选失败的主要原因。新的共和党“保守派”总统，前好莱坞电影演员罗纳德·里根，全力支持沃克尔的休克疗法。里根在当加利福尼亚州长时，就一直受到货币主义的宗师，朝圣山学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熏陶。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精心培育着她与里根之间所谓的“特殊关系”。她“鼓励”里根支持沃克尔的休克疗法和政府的经济紧缩政策，以及反对工会的政策倾向。在此期间，为了确保英美两国政策的一致性，里根和撒切尔共享同一个经济顾问团，这些顾问主要来自于教条的朝圣山学社，朝圣山学派是弗里德曼1947年建立的，包括卡尔·布鲁纳、米尔顿·弗里德曼、阿伦·沃尔特。
在1981年入主白宫不久，里根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解散空中交通专业管制员工会（PATCD）。这一举动向其他工会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告诫它们不要因飊升的利率而要求救济。里根与他的英国伙伴撒切尔一样，热衷于“抑制”通货膨胀。某些伦敦金融城的消息灵通人士甚至暗示，撒切尔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首先是，影响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美国的货币政策，使整个工业化世界的经济政策远离长期发展核能和工业的方向。
如果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预谋的计划的话，它的确成功了。在撒切尔担任首相职务之后的六个月，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据报道，里根总统总喜欢利用一切机会向其内阁成员重复他的口头禅，“通货膨胀就像电波，一旦开启，它就会传播开来并且不断增长”。里根继续让米尔顿·弗里德曼担任非正式的经济政策顾问。里根政府里到处都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信徒，就如同卡特政府里到处都是大卫·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成员一样。
这种彻头彻尾的货币主义构想，首先在80年代初由撒切尔的英国政府提出，随后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里根政府跟进，是一种最残酷的经济欺骗行为。其目的与供给学派经济学倡导者们所提出的主张完全不同。
为了打入皮诺切特军事独裁下的智利经济，弗里德曼使用上述手段，伦敦和纽约强大的权势集团也决定使用同样的手段，不过，这次的目的是为了给工业和基础设施需要长期投资的世界经济以致命的第二次打击。因此，英美金融巨头的权力变得更具支配性。对于还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中休克和迷失方向的世界来说，20世纪80年代将发生什么还不可想象。
【马岛战争和墨西哥债务危机】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保罗·沃克尔激进的货币冲击政策，也就没有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
随着1979年初伊朗的石油冲击，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进口均价上涨了几乎140％。这次，发展中国家发现，由于受到沃克尔政策的影响，美国的利率不断走高，以当地货币计算的美元，也像阿波罗火箭一样窜升。自1974年石油危机以来，为了弥补石油赤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借款，高利率不仅使绝大多数困难重重的发展中国家不堪重负，而且到1980年，她们又面临一个全新的问题——她们借的欧洲美元也实行浮动利率。
正如先前指出的，早在1973年，英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金融权威人士就已经讨论，在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利用纽约和伦敦的私营商业银行，再循环新的欧佩克石油美元盈余。20世纪70年代，欧佩克的石油资金激增，突然充斥伦敦的银行，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疯狂放任的贷款狂潮的起源。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英格兰银行已经清楚地表示，它不会试图管制或控制因外币在伦敦银行之间流通而形成的欧洲美元市场，伦敦因此发展成为欧洲美元“离岸”市场的地理中心。这只是它们把伦敦重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一步。这意味着，尽管银行家们关于欧洲美元贷款安全性的公开表态含糊不清，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有伦敦银行的数十亿欧洲美元流往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人账户，并且这些石油美元没有最后担保——没有一个国家在法律上承担银行贷款发生重大违约时的损失。
只要欧洲美元轮盘赌的轮子保持运转，就没有人担心这个问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外债扩大了五倍，1973年第一次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