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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人大失所望，从而也暴露了国民党的真面目。根据十一条协议，也根据《施政纲要》的规定，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底，南疆各县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县参议会参议员，还有政府的县长、副县长。国民党就在这上头动起了歪脑筋，要借机搞安插，把自己的人塞进政权机构。民主选举面临严重局面。省联合政府没办法，只好向各地下派选举指导委员。
就在这一年，也就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记得是11月份，我被推荐担任了一个很麻烦的职务——库车县选举委员会主任。这事，我这里可以说一说，过去也写过材料的。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给我的印象很不好。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4月份吧，新疆省参议会，为了组建省联合政府，民主选举省政府领导，将各地的省参议会参议员，统统召集到乌鲁木齐开会。阿克苏专区这边，有19个参议员，库车只有色依提·阿合麦德和我两个人。
那时候，阿克苏专区的国民党军队叫65旅，是胡胜总指挥的。除了军权以外，这个人还掌握着阿克苏的行政大权。他通过成立所谓的“保安队”、“清剿异己分子小组”等，形成特务组织网络，监督三区革命骨干；又通过选举，把一批反动分子、保守分子选进了省参议会；为了拉拢喀什的参议员，在参议员途经阿克苏时，他以请客的名义，举行宴会，席上暗示和威胁参议员，一定选谁谁谁，给自己的人拉选票。这个人啊，很坏的。
参议员们到了库车，库车的国民党势力用威吓、欺骗等手段，要参议员们投他们指定的人选的票。他们还让阿克苏的参议员一路为他们做工作，就这样一路拉拢，一直拉到焉耆。焉耆的国民党势力也同阿克苏的参议员串通一气，企图拉拢参议员当中的阿訇，拉拢头面人物。这样，焉耆就成了第三关，成了为喀什参议员设下的第三个圈套。焉耆的纳斯尔大毛拉等人，还公开出面，手持《古兰经》发誓，用这个手段拉拢人心，玷污三区临时革命政府，搞反动宣传，使阿克苏和库车的一些宗教人士、头面人物的立场慢慢动摇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喀什的参议员不干了，决定离开阿克苏和焉耆的参议员，独自启程。他们到乌鲁木齐后，通过阿合麦提江·哈斯木，住进了三区参议员住的旅店。这时，绝大部分参议员希望按照和平协议的精神进行民主选举，选出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民主人士担任省政府主席和其他人员。可是，国民党政府拉拢其他各地来的参议员，将他们安顿在预先准备好的旅店，对他们进行宣传，目的就是得到他们青睐，对付三区参议员。
我们阿克苏参议员，被安排在城墙附近的一所旅店。这些代表，统一由阿克苏专员公署专员色依提·艾合买提霍加、副专员余俊聂负责。这个余俊聂是国民党65旅的政工人员，他的立场当然很清楚了。第二天在旅店开会，会上大家议论到拉拢喀什参议员没能得逞的事。负责人谴责了喀什参议员，并警告我们，不要站在三区革命政府的立场，不要单独外出，不要跟三区和喀什来的参议员会面，思想坚决不能动摇，严厉要求我们当中的个别人员，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讲的“个别人员”，主要是针对我的。
当时，除来自国民党势力范围的喀什，还有其他六个专区的参议员。这些人的立场有三种：一种是拥护国民党政府，反对三区革命力量；另一种是见风使舵，两面派；第三种就是拥护“十一条协定”和“施政纲要”，愿意伸张正义，弘扬正气，反对国民党的谬论。毫无疑问，我是属于第三种观点的参议员。到了乌鲁木齐，我逐步了解了复杂的政治局势。这时国民党搞得很厉害，金钱诱惑，人情拉拢，什么卑鄙手段都用上了。部分意志薄弱的人，思想动摇的人，都被拉过去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
在三区民族革命中（下）（2）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艾沙伯克。他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义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真正目的无非还是拉拢省参议员。这个宴会上，作为东道主的艾沙·阿力普特肯，居然公开谴责苏联政府，给三区革命力量泼污水，制造参议员内部矛盾，赤裸裸地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参议员。但是，因为坚持正义的参议员毕竟还是占据优势，艾沙伯克没有办法，感到选举中不能胜出，又企图拖延选举时间。双方争来斗去，持续了半个月左右。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亲自召集省参议员开会，宣布南京政府的任命，让麦斯武德·沙比尔为新疆自治区主席。这个决定，引起思想先进的参议员，乃至全新疆人民的强烈不满。麦斯武德·沙比尔这种没有得到民众拥护的人被任命为省政府主席，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国民党的和平协议全是假的，他们自己公开把它撕毁了。此后，新疆各地相继爆发了游行，反对麦斯武德担任省主席，搞得政治局势更加严峻。于是，当局就大开杀戒。在乌鲁木齐和其他地区，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活动很猖獗。这样，国民党政府为了扼杀三区革命而进行“和平谈判”的真面目，全都暴露出来了。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年七月，因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搞得很可怕，没法保证参议员的生命安全，三区来的参议员、喀什的参议员、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三区革命领导人，相继一个个返回伊宁。这时，麦斯武德·沙比尔担任省政府主席不久，考虑到新疆的全局和今后的出路，我以省参议会参议员和亲王的身份，特意去张治中将军府上直接与他会了一次面。我向张主席反映民意，说麦斯武德担任新疆省主席，不符合人民的意愿，希望张将军能考虑新疆当前的局势，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张治中回答说：感谢人民对我的信任，这是‘蒋委员长’亲自决定的，我无法改变。但是我还会指导新疆工作，请大家放心。我与张治中辞别后，把以上交谈情况带回来，如实传达给了大家。我后来听说，麦斯武德·沙比尔是经过张治中推荐，经蒋介石批准，才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
解放后的日子（1）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和包尔汉两人代表新疆的军政两界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起义。到29日，我的家乡库车就解放了。我们新疆是和平解放的。解放不久，我就被任命为库车县银行副行长。那时候，库车银行副行长位置很重要，我也从心里感觉到政府对我的信任。我亲手把五星红旗升到了银行大楼上。可是，驻扎在库车的国民党残部，到处抢东西，到处放火。库车银行肯定不能幸免，最后被他们洗劫一空，放了一把大火，那真是叫人欲哭无泪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疆从此发生了大变化。11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宣传队进入库车。接着，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军的五师十三团浩浩荡荡进驻了库车。中共库车中心县委是1950年3月29日成立的，负责指导库车、沙雅、新三县的工作。五师十三团政委贺劲南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后来，他又被调到阿克苏专区任党委书记。1950年4月1日的时候，库车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了，成立了库车县人民政府，辖7区、21乡、155个行政村，废保甲制，建立乡村人民政权。从这个时候起，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部分反革命分子被镇压，为在农村广泛开展“减租反霸”运动及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好的条件。运动后期，经中心县委批准，以各乡为单位召开了公审大会，21名罪大恶极、群众痛恨的地痞、恶霸被处以死刑。
我们库车有一个很有名的恶霸，叫阿不都克然木·日西提。这个人真是罪大恶极。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早在1943年，他带着队伍驻守铁列买提达坂的时候，就曾逼迫一个车夫哈德尔把帕力汗等三个暗娼，从县城送到达坂。哈德尔把人给他送到了，他不但不给车费，还活活把人家打死了。第二年，他逼着农民挖水渠。一个身体很弱的小巴郎子，因为累得气喘，稍微歇了一口气，就被他一鞭子要了性命。被这个人活活打死的村民很多，他甚至举着枪，拿路上干活的农民当活靶子打，一枪一个，一连打死好几个，根本不当一回事。1948年，他和一个保长为了催缴粮草的事发生了一点小矛盾，开枪就把那个保长打死了。这种人被处决了，群众很高兴。还有一些情节轻一点的，也被处以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总的说来，废除了农村的封建特权。
我的情况，解放前有这么个身份，那种形势下，少不了要受到影响。1951年4月8日，库车全县召开公审大会，在问题还没彻底查清的情况下，我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0年。这年的5月，我就被关押到阿克苏监狱。1953年的秋天，上级政策要求，对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犯要从宽处理，对运动中过激行为造成的错案，要进行复查纠正，给予平反。阿克苏专区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调查取证，认为两年前对我的判决不妥，就把20年改判为7年。当时担任阿克苏专区党委书记的贺劲南同志，后来有一个回忆材料，说：“达吾提·麦合苏提为起义投诚人员，当时原不应逮捕判决，然仍被错判，此事我有责任。”就这么两句话，好像就是一个结论。20年，我本来有些绝望了，改判7年，又让我看到一点曙光。那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不能简单地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1958年4月，我在坐了7年牢后，刑满获释，回到库车县，也没有地方可去，只好到我亲生父亲那里去。他在今天库车县的哈尼喀塔木乡，我就去那里务农，接受改造。在监狱的7年时间里，我学了一些劳动的本领，在建筑方面有些手艺。有一天，区里的党委书记告诉我，说是区里准备办个农具加工厂，需要搞技术的，也要搞管理的，我就被安排到那里，当了厂长兼技术员。上任后，头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七区的办公楼翻修重建。书记说：“库车县的法院很漂亮，你就照那个样子，把我们的办公楼修起来。”我拿到楼房的图纸，找了80多个民工、20多个木匠和铁匠就干起来了。那时候，我根本就看不懂图纸，白天干活，晚上再钻研图纸，学习汉语，压力真是大啊！不下功夫不行，干不好不行，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就这样，我苦干了两年，把楼盖起来了。全区评比时，35个公社的领导，都向我翘起了大拇指。书记不让我走了，把我留在哈尼喀塔木乡，转为正式国家干部，做乡党委、乡政府翻译。从1960年的6月，到1966年的4月，我都在那儿工作，还是比较愉快的。
解放后的日子（2）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免了职，离开生活了9年的七区，调到离库车县城近一点的乌恰镇，在那里参加生产劳动，当然也是改造。那个罪是受得不轻，牛马病了，都要让它休息休息，可我病得都要死了的时候，还被强迫去劳动。那时，我是连牛马都不如了。1974年，队里让我上山劳动，一去就是半个多月，不许回来。家里半袋子玉米还没晒干，那是父亲给我送来的，是我好几个月的口粮呢！那时候吃饭是个大事。上屋顶晒玉米的时候，我不小心摔了下来，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后，手脚都麻木了，不能动，也没有知觉，还是过路的人把我抬到屋里。因为伤势太重，我被送到乌鲁木齐，治了一个多月。回来的时候，吊着胳膊，拄着拐杖。就这样，队里还命令我干活。我用吊着的胳膊扯粪袋子，另一只手拿铲子，这样子去捡粪，每天最少要捡一袋子。一捡就是四年。没有办法，也就这样熬过来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报纸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一切冤案，一切错案，都要重新调查，都要平反。我看着报纸，一边看一边流泪，我终于熬到头了！第二年，我52岁的时候，12月份，我找到县公安局局长。我说，自己这顶“反革命”帽子，都戴了23年了。我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拿掉帽子。结果，费了很多周折，总算拿到了文件。帽子去掉了！那天，我的泪水……满脸都是泪水啊！我这大半辈子，老老实实地生活，没做什么坏事，可就是这顶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个苦，跟谁去说？没法去说。光是“文化大革命”，我在乌恰，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批斗、遭严管，1966年到1979年，受罪13年。那是39岁到52岁啊，身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