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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干部家属可要带头批斗。”凌文静适时地说。
干部家属点点头。凌文静的攻心战术开始生效了。
翁送元敲一敲桌子，正式的批斗宣告正式开始。
“谢亭云，你是不是地主分子？”翁送元问。
“不是，我只是地主的婆娘。”谢亭云答。
下面一片嘻笑。
“地主婆就是地主分子，莫要嘴硬。”翁送元警告说。
“冯明阔打骂长工没有？”他接着问。
“打骂过。”
“打骂过谁？”
“长工李水。”
“凭什么打骂？”
“他把喂牲口的黑豆偷回家去了。”
“你造谣！”
“不敢造谣。”
“李水，你站出来，你是不是偷了冯明阔的黑豆？”
李水站了起来，嘻嘻一笑，“偷了。娘的刚出锅的黑豆比炒嫩棒子都好吃，不偷咋着？半口袋热料豆（黑豆）让咱都给他娘的扛家里去了，晚上钻在被窝里咯嘣嘣地吃，放出的屁都是香的！嘻嘻……”
台下哈哈大笑。
谢亭云也笑了。
凌文静霍地站起来，“这哪叫批判会？！批斗分子还敢乱说乱动，成何体统，把她捆起来！”
翁送元喊：“翁上元，把她捆起来！”
翁上元激灵一下站起来，在地上走了几步，就又坐下了，嘟囔一句：“没绳子。”
凌文静咧一咧嘴，“我给你预备着呢。”说罢，把上衣的下摆撩起来——从那女人干瘪的胸腹之下，竟抻出长长的一根绳子。
翁上元接过绳子，十分犹豫。凌文静说：“上元，你是大队长，是阶级斗争的领路人，你应该坚决斗争啊！淑芳，你说是吧？”她瞧着刘淑芳。
刘淑芳想起凌文静刚才说过的话，便说：“是。”
翁上元便把谢亭云的双手背过去，把那根长长的绳子都捆到她的身上去。再看谢亭云时，她那清秀的线条，被横七竖八的绳子切割得异常凌乱。刘淑芳胸间竟升腾起一股莫名的快感，抬臂就喊：
“打倒地主分子谢亭云！”
凌文静眼里也迸射出异样兴奋的光芒，亦振臂一呼：
“打倒地主分子谢亭云！”
翁送元接过这个口号又呼了一遍，台下的人竟也跟着喊起来。批斗会终于有了一点气氛。
在呼喊声中，被捆绑的谢亭云，感受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羞辱，她放声哭起来。女性的哭泣，是一种软化人的酸，台下不少人也报以止不住的唏嘘。这是一种很悲悯的气氛。
翁送元与翁上元、翁息元面面相觑。农民的本质使他们也耐不住这种悲悯的东西。
凌文静嗅出了这异样的味道，站起身来尖锐地指出：“不允许地主分子搅扰会场！她哭什么？她在施麻醉剂，她在放烟雾弹，她在抗拒革命群众对她的批判，这是多么恶毒的伎俩，不能让她的阴谋得逞！”凌文静激愤起来，冲上台去，朝着哭泣的谢亭云打出一记耳光。
谢亭云的哭声止住了。她惊呆了！
“翁支书，作为支部书记，你应该把握好斗争的导向。”凌文静对翁送元说。她倒底是长期搞政工出身的人，心里愤慨，但面子上，尤其是在众人面前，她还是注意维护翁送元的支书地位。一声翁支书，意味深长。
翁送元一下子从他莫名的雾一样的悲悯中转过神来，他的声调变得严厉起来——
“谢亭云，你要放老实点儿，要老老实实交代，欺蒙群众你要罪加一等！”
“冯明阔是不是残酷地剥削农民百姓？”
“不清楚。”
“你为啥不清楚？”
“那是爷们儿的事。”
“冯明阔雇长工是不是不给钱？”
“是。”
“为啥不给钱？”
“山里的东西卖不到口外去，换不来钱，但给小米儿。”
“给多少？”
“夏给一次，秋给一次，多少不知道，给长工够吃。”
“不给钱是剥削，给小米儿是剥削，冯明阔怎不给白面？”
“到年关冯明阔才从山外弄来一袋白面，家里人也就解解馋，寒碜得很哩。”
“胡说，一个地主还吃不上白面？”
“不胡说。那经常吃白面的是山外的地主。”
“冯明阔放高利货是不？”
“不明白。”
“他给长工放小钱儿，然后扣长工的活命粮是不？”
“是。”
“这就是剥削，这就是放高利货。”
“长工乐意。”
“你胡说！”
“不胡说。不信您问李水。”
“李水，有这么回事么？”
李水站起来，“咳，一年到头见不到现钱，就跟东家，不，就跟冯明阔借俩钱儿。买块肉，找瓶酒，过年了，怎么也得荤荤嘴儿。本来怕他不借，没想到还真借了。”
“年底是不是把粮食都扣了。”
“没都扣，只是意思意思。”
下边一片大笑。
凌文静又霍地站起来，“李水，你的阶级觉悟到哪里去了？你的心是不是让地主收买了？你是不是让地主婆给迷住了？……”
凌文静的一连串质问，把李水吓坏了。阶级觉悟他不懂，可让地主婆迷住了，可是有口难辩的事，也是有损名誉的事，这是老实人最忌讳的事。李水是老实人，他怕摊上这样的事；再说，自从冯明阔死了之后，作为多年的长工，对寡居的柔弱的女主人，在暗里他多少也给予了一些帮助。说是出于情义，莫不如说是出于道义，出于老实人天性的善良。莫非，这些都让大队干部知道了？
“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你是不是也堕落成地主分子了？”凌文静的话更叫李水心凉肉跳。他觉得自己快说不清楚了，再不做一番表现，他自己可能也就变成批斗对象了。
于是他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咱好糊涂哇！咱怎么会替地主婆说话呢？咱揭发……”
听李水说要揭发，众人都静下来了。
“老地主死了以后，谢亭云每年都要到地主的坟上烧纸，跪在地上念念叨叨的，一念就是半日，是念叨着变天吧。”
这是个有份量的炸弹。凌文静眼睛一亮，“李水的揭发很重要，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必须让她老实交代，擦亮革命群众的眼睛！”
翁送元听了李水的揭发，他的感觉跟凌文静不一样，他一下子想到了地主毙命时，谢亭云痛哭不止，欲死欲活的情景，他的血突然冲撞起来。谢亭云对地主丈夫的那份情谊，正是刺激他首先批斗激亭云的初始动机。本来两次批斗群众反应冷淡，他自己也感到批一个娘们儿有失厚道，准备草草了之；李水的揭露，正如暗下来的灯捻被拨动了一样，他的情绪异样地高亢起来。
“谢亭云，给地主烧纸，你安的是什么心？”翁送元问。
“没安什么心。他是个死人，祭祭他，人之常情。”
“为什么祭地主？”
“他是我丈夫。”
翁送元的脸竟然抽搐了一下。
“你放着好人家不嫁，为啥偏偏嫁给了地主？”
“父母之命。”
“地主勾引日本鬼子到你家大院，包围抗日战士你为什么不阻拦？”
“是你们自己跑到大院的。”
“地主死鸡巴的了，你为啥哭得那么伤心？”
“他是我丈夫。”
“要是我们的战士牺牲了，你会不会那样哭？”
不答。
翁送元的手掌冲动起来了，“啪”地给了谢亭云一个耳光；手掌弹了回来，血液使它增厚了许多；既然打了，就再来一个吧，就又给了那女人一个耳光。
“这是埋藏了多少年的阶级仇恨那！”
手掌的主人念念有词，给手掌的动作立以不可置疑的理由。其实手掌清楚，它的主人是怀着一种多么阴暗的心理啊。
到此为上，地主婆谢亭云在批斗中挨了仨记耳光：
一记，出手的是支书的革命老婆凌文静。
两记，出手的是抗日老战士翁送元。
九
后岭的运动有声有色地搞起来了，引起了公社领导的注意，派工作组来了，要整一个山区搞运动的典型。 翁送元很高兴，工作组来的那个晚上，他陪工作组喝了不少酒。打着连翩的酒嗝跟凌文静做了一次爱。两人都很满意。临睡前，翁送元捏着凌文静的瘪奶子，对她说：“多亏了你呀。”凌文静舒服得小眼一翻，睡熟了。
第二天，召开第三次批斗会。
这是一次带表演性的批斗会，为的是接受工作组的指导与检阅。
会场内外都贴上了花花绿绿的标语。这自然是凌文静的杰作。会场内那四盏汽灯都换上了新灯芯，那燃烧时发出的哧哧的响声像巡航的飞机，在低空里久久地徘徊，凭添了一种紧张与庄穆。社员们都来得很早，坐得也安静。
当工作组进入会场时，凌文静、刘淑芳、翁七妹带头喊起了欢迎口号；群众也齐声呼应，气氛热烈。工作组组长，摘下帽子挥动着致意，像个领袖。
翁送元站起身来，手拿话筒宣布开会。
看到工作组愕然的表情，翁上元低声解释：“为了气势，为了气势。”工作组频频点头，表示理解。翁送元则回过头来笑一笑，表示感谢。
“把地主分子谢亭云押上来！”
两个青年民兵便把谢亭云推上了会台。那绳子不再难为翁上元捆了，两个民兵已在场外给她认认真真的扎好了，押到台上的谢亭云是个清秀的线条已被切割好了的谢亭云。
她不再清秀。
她开始像个地主婆了。
在民兵押送的当口，凌文静、刘淑芳、翁七妹带头喊起了口号：
“打倒地主分子谢亭云！”
群众呼应：
“打倒地主分子谢亭云！”工作组频频点头，表示满意；翁送元回头笑笑，表示感谢。
“你是地主分子谢亭云？”翁送元在进行他的程序。
“我是谢亭云。”
“你是不是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犯下了罪行。”
“犯下了什么罪行？”
“对老地主哭尸、祭悼念念不忘。”
工作组频频点头，表示满意；翁送元回头笑笑，表示感谢。
“为什么哭尸、祭悼？想变天？”翁送元的问话开始失误。
“他是我丈夫。”
“那么多好人家不嫁，为什么偏偏嫁给他？”
“父母之命。”
工作组开始皱眉头。
翁送元看到了，心情浮躁起来，“啪”地一拍桌子——
“那就甘心让反动地主任打任骑？”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是女人的命。”
工作组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翁送元陷入尴尬境地，恼羞成怒，“臭＼的一个小小地主婆，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犯上做乱，顽固抵抗，应该给娘的揍扁了。”支部书记的翁送元在情急之下，露出了他粗蛮的农民习性。
他想扇可恶的女人几个耳光，但吃不准工作组对扇耳光持什么态度，他只有当当地敲桌子。
凌文静站了起来，“对地主分子的嚣张气焰，俺们贫下中农极其愤慨；必须对其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个尖厉的义正词严的声音。
工作组眉毛往上一挑，露出异常明亮的目光。
翁送元抹了一把汗水，用崇敬的目光注视着这位矮瘦的女同志。
“李水，去拿两个高凳子来！”她开始运作专政。
李水迅即地拿来两个高凳。
“把高凳摞到台上去。”
李水在台上把两只高凳极其认真地一只码到另一只上。
“把地主分子押上去。”
壮硕的李水轻易地就把女人拎到高凳上去。
凌文静抓住了李水的心理，在私下里单独找了他。李水为了摘清自己，依凌文静的布署出色地表现起来。利害面前，保全自己，乃弱者的本能啊！
被捆绑着的谢亭云，站在两只重叠的高凳上，听着身下吱咯的声响，面色苍白，浑身瑟缩。
“我老实交代，我老实交代。”一个悲怜的声音。
“我来问你，在老地主的尸体上，为啥哭的那么伤心？”
“他是我丈夫。”
“嗯？！”翁送元的眉毛拧起来了。
“不，我贱，我贱。”女人说。
“要是我们的抗日战士牺牲了，你哭不哭？”
不答。
“你倒底哭不哭？！”声嘶力竭的质问。
“我哭哇，我哭。要是大兄弟你死了，我更哭哇。”这是女人真诚的讨好的声音。
但狂躁尴尬的翁送元却感觉不到女人讨好的声音中那更深一层的悲怜，他被激怒了，抬腿便朝着那颤抖的高凳踹去。
女人从高凳上栽下来，发出一声沉闷的钝音。
人声大哗，工作组也站了起来。
像未长羽翼失足跌下屋檐的雏燕，女人蠕动了两下，居然又站了起来。
喧嚷的人声知趣地静下来，工作组也有身份地又坐安稳。
凌文静阴冷的脸上没有表情。
翁送元昂起头，捏过那只话筒，大声说到：
“对顽固的反动分子就得实行专政，就得进行打击和震慑，绝不能姑息迁就；今天的一切只能说明，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他沿着凌文静的逻辑，抒发了他莫名其妙的一种哲学激情。
凌文静阴冷的脸上晕开了一层不易被人察觉的笑容。
送元，你开始成熟了。她心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