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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球〃的情形。一方面，我们中华文化绝不能自我封闭，自我封闭就等于阻断了我们通向世界的道路，中华文化就会被窒息；同样，我们在积极与世界文化沟通的时候，又不能失去自我，失去自我等于取消了我们与世界文化对话的资格，也是没有出路的。从理论上讲，当然很容易搞清楚，但是，真要实践起来，路会很曲折……
答：对，会很曲折。在不同层次都会遇到相当多的问题，譬如，在国家的层次，出现问题怎么处理；一个组织、一个政党出现问题怎么处理；作为个人，同样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认为，现代人最重要的问题是，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视为是天经地义本该如此的，你需要不断地进行反思，不断地自警自觉。因为，我们或许会比古人生活得更辛苦。
问：是啊，与古人相比，现代人的思维空间要大得多。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坐观天下〃了，因而也就难免〃愁上心来〃。过去讲〃杞国无事忧天倾〃是含有讽刺意味的，但是今天这个〃忧天倾〃已经不是笑话了，凡是能够做到〃杞人忧天〃的人，往往是一些先知先觉的大智者，都是一些包容性很大的人。
答：是这样的。你知道的事情越多，你的忧虑也就越大；你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忧虑，现代人每天一打开电视，多少东西扑面而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刺激着你，使你不得不思考。
比如说，我们前面谈到的环保问题，这本来是个最非政治化的话题，可是，它一出现就变得很政治了……你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大工厂，风一吹就把废气吹到我这里来了，那我们怎么解决呢？这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架构。一旦环保问题全球化了，人类怎么解决呢？这就必须有一个全球性的理性架构。还有许多人预测，将来国际性难民潮将是一个大问题。世界越来越需要开放，但是国际性的难民问题一出现，那就不是哪一个地域的问题了，可以说全世界任何一个大城市都可能变成国际难民漂泊进去的地方。还有，移民也是一样。所以说，21世纪人类面临的问题，可能与我们今天遇到的已经很不同了。这些都会是可以看到的东西。而人类最奇妙的一点就是：你的预测一定会出现错误，也就是说，实际的发展总是会超越你的想象，譬如，你今天很担忧的东西，将来的发展也许都可以解决了，这也是我们对前景可以有不需悲观的奢侈。但是，如果你今天〃人生不满百〃，〃不怀千岁忧〃的话，我想那也是不对的。你的存在就是不能只考虑你自己，而是全人类。所以，我们讲到人类的尊严，就要想到人类的存在问题，这实际上是21世纪更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前人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人类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毁灭的问题。只有今天，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么高度的时候，才真正感觉到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你有没有看到《唐诗三百首》里头哀叹〃人类的消亡〃？没有的，今天你要写诗，你就可能想到人类的消亡，地球都可能被毁灭掉，文明如果再这样自我破坏不去的话，地球真的会不堪重负了。因此，现代人的承担，其实是更大了，这一点和古人有许多不同。我常和我的学生讲，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其实是人人都知道的，但真正意识到〃一个地球〃的深刻含义，那对一个人来说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我们讲到21世纪的文化认同时，也必须考虑到〃一个地球〃的问题，这恐怕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说到21世纪，我们再过两年多就要进入这个新的世纪了，而更为难得的是，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类也要进入另外一个一千年了，哪有多少人能遇到这个机会呢？我们中国人讲话一开口就是几百年几千年，实际上一个人的生命是这样短。当我们真正有机会入到另外一个一千年的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大得不得了的空间，很复杂。可是不论多么复杂，我们总也不能忘记人类自身的存在问题，这就是说，不管世界多么复杂，最后还是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安排。所有我们谈到的问题，最后还是归结到每个人，归结到一个中心环节，那就是〃自我〃。
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问：金教授，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话题，我也占用了您的许多时间。现在，该是结束我的访谈的时候了。记得我们是从香港回归的话题开始这次访谈的，那么，在结束此次谈话之前，我想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我们的中国……有人说，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也有人说，21世纪将是中华文化磅礴于全世界的世纪。您作为一个研究现代化问题的专家，对这种说法是怎么看的呢？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您又有什么建议或者忠告呢？
答：的确，有不少人都提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是东方的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最后，归结为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些话当然中国人听起来是蛮舒服的。可是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舒服，让这些说法把自己麻痹掉。真正讲起来，我们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问题太多了，环保与人口，这两大问题中国人解决起来就很难。假使真要使21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我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21世纪的中国能不能出现一百家以上第一流的大学！你如果没有一百间第一流的大学出现，你就没有办法提供必要的人才资源，你就没有足够的高水准的人才来处理各方面的问题，那你也就根本无法在21世纪的世界文明里占据首席之地。这指标看起来是个软指标，其实是个很硬的指标。
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中华民族，的确遇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转折点。每一个时代都爱说他们的时代是新的转折点，但事实上多数并不是。然而，这一次不一样。我认为这一次中国也许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机遇〃这个词是邓小平先生用的。我喜欢的一个词叫〃运会〃，不只是〃机会〃，而是一个大的〃运会〃。这是我们中国人寻找了一个多世纪的东西，1949年，毛泽东显然是相信已经找到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但是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人们又发现走了许多错路、弯路；到了邓小平复出之后，中国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的经济才见到起色
邓小平说，中国现在是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他的话很对，但是，仔细想想，也不全对。你想，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命运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本来可以做许多事情的，但是自己把机会〃斗〃掉了。邓小平复出之后，他基本上是使中国人的〃普通常识〃重新取得了胜利。因为〃文革〃中，是把所有东西都意识形态化了，结果是把许多普通的、肉眼可见的东西，都搞得完全颠倒了：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意识形态的狂热使人变成了色盲，什么颜色都看不到了。如果说今天我们所遇到的〃运会〃是千载难逢的话，那就是说，这是历史对我们中国人的又一次关照。而历史不会总是关照你的，所以我想我们不能再错过这个〃运会〃了。
我讲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转折点，还包括整个中国人的社会，其现代化发展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准。除了大陆，台湾、香港都在走向现代化。我相信，当中国人的社会都达到某种程度的现代化之后，再进入到21世纪，在一种自然的、亲和的气氛中交流合作。再到某一天，我相信中国是会统一的，文化上的、经济上的、各种方面的关系都会使这个力量越来越大。那样的话，中国的经济振兴和文化复兴就都可以有机会，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身份的认同，也有机会实现了。
你刚才问我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何建议。具体的建议谈不上，只有一个希望：我真的希望中国人好好地把握这样一个大的〃运会〃。我们讲把握，就是强调历史不是命定，人在历史上有主动性。人自身的觉醒、人的创造力等等都可以影响、改变历史的定向。要不然这个〃运会〃就只能是〃被安排〃的。但它不应该是〃被安排〃的，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把握和创造出来的。因此，未来的21世纪，怎么样使中国人普遍性的能量增加，是一个大问题。这就又扯到教育的问题上了。中国的未来，要想推动经济、要想能量增加，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在文化上，特别是教育层次上提高。因为，现代化的核心还是人的现代化。
我想，中国就要进入另外一个一千年了，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来说，意义非同寻常。中国在世界上不一定是最早的国家，但显然是一个历史最悠久、最漫长的国家。今天的埃及、今天的希腊已经和过去的埃及、过去的希腊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就和中国截然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所谓〃悠久见深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中国又是一个有着很强的历史感的民族，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如此强烈的历史感，这使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常常习惯于寻找某一种历史的参照。我想，我们如果要讲人类的未来，总不能不讲人类的现在，讲现在总不能不讲过去，这两个参照系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当然人不能活在过去，但人又必须活在历史当中。
杨振宁：中国现代化及其他
题按：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于6月27日自美国抵英，接受德尔罕（Darhan）大学颁赠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仪式于28日上午于该大学最具历史性之古堡礼堂举行。杨教授于195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仪式中校方对杨教授20多年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贡献，赞扬备至。
《明报》读者于6月27日在德尔罕市桂林楼与杨教授作了一次聚谈。参加者有方李察博士、霍耀楚博士、简国强、蔡汉川、孙丽珂、陈发霖、谭剑雄诸先生。现据英文录音，将谈话内容整理出来，本文未经杨教授过目，如有错误，由记录者负责。
中国科学发展和现代化
问：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你认为哪一门纯科学学科，最易于赶上其他先进国家？
杨：我相信数学理论的发展，比较易于为中国快速追上。因为它不需要仪器。至于理论高能物理学，则较为困难，它本身虽亦不要仪器，但得有复杂的实验来支持，所以在没有大型实验室设备的环境下，理论物理学不大能发展得十分完好。
数学研究方面，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中有几个非常出色的数学家，其中一个名字叫邱成桐，现年29岁，已经当了斯坦福大学教授好几年了，他是研究纯数学的，范围包括有拓朴学及微分方程和分析等。另一位郑绍远，和邱是同学，两人曾一同研究了一段时期。我想他们是美国近数年来最杰出的青年数学家。邱已经有了大贡献。
问：我相信化学对中国也很重要，但是我印象中好像中国大规模投资的是在高能物理那一类东西上面，而不是化学。中国有石油，似可作这种投资，制造各种化学产品？
杨：正正相反，中国投资最优先的，就是采发石油资源，这是事实，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我不相信中国把高能物理置于石油资源之上。
问：中国好像还没有派留学生到外国念心理学等一类的社会科学？
杨：我想你消息不确，中国去年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院。1966年以前中国科学院属下设有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是一个全面性的研究组织，〃文革〃前有超过一百个研究所，其中只有一所是社会科学研究所，另外有一所独立的心理学研究所，两者都在〃文革〃中被撤销了，现在，一所平行于中国科学院的机构成立了，叫做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是胡乔木。社会科学是重要的。去年11月社会科学院已经成立了19所研究所，大大扩展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虽然我在大约200个留美中国研究员中，还没有会见过任何一个社会科学的学生，不过我想这些研究机构刚成立，一时可能人才不多。
问：对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杨教授你的看法怎样？是否太冒进了，超出能力了，还是合理的呢？
杨：我所知道的不多，只是从报章上获悉的。我想中国1年半以前所订的计划，很明显，是野心太大了，而该计划最近已有所修正。
现代化过程需要大量资金，虽然中国有雄厚的石油资源，但石油的生产在最初时不会很快速。由于对好些困难预测不到，中国最先作了非常庞大的计划，可能是求治之心过切。后来与西方的谈判，使中国意识到：投资者很会精打细算，他们想在投资之前，对收回利润有所保障，我想在这方面，中国当初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