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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尔格接受任务后马上回到柏林，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就准备起程了。他按计划去办德国政府颁发的、填有他真实姓名的合法旅行护照，然后又在柏林签订了两项合同，从而公开确定了他的自由记者身份。这两个合同，一个是与一家社会学杂志出版社签订的；一个是与一家农业报社签订的。佐尔格给《农业报》的经理说，他打算研究中国的农业状况，并为该报投稿，作为他日后著书立说的基本素材。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农业状况对了解整个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佐尔格真是慧眼识珠，报社经理对他的见解大加赞赏，并表示积极支持，他还通过一位朋友为佐尔格搞到一张由德国外交部宣传处写给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总领事的介绍信。 1929年11月，佐尔格离开柏林，途经巴黎去马赛，在那里登上一艘日本轮船，经由苏伊士、科伦坡和香港，于1930年元月到达上海。与他一起到达的还有他的一位随身报务员，稍后不久，四局派来协助工作的无线电技术专家马克斯·克劳森相继到达。
30年代的上海分为三个部分：一为上海城区，一为美、英、法、日等国共同管辖的公共租界；一为单独划分出来的法租界。
它既是中国工业的中心，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又是各种势力范围犬牙交错、相互重叠之地。
大批洋货通过这个港口源源而来，中外投资都集中在这里。
作为中国城市革命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地下中央委员会的总部也设在这里。20年代后期，由于西方爆发革命的希望破灭，上海便成为红极一时的磁场，吸引着无数向往亚洲革命胜利的欧美进步人士。因此，新闻记者、自由作家、进出口商、军火商、冒险家、职业特务、侨民、工人、难民和阴谋家；芸芸众生、污合之众一时云集。 佐尔格没想到他所向往的地方竟是这个样子，虽出乎意外，但他还是喜欢这块土地。
佐尔格到达上海的最初几个月里，虽然表面上显得不露声色，但在暗地里却立即以上海为基地，着手建立情报组织网。他先持外交部的介绍信拜访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通过领事馆又结识了德国农业报的编辑以及许多上海的德国商人和德国外交官。
佐尔格一面广交朋友，寻找情报的来源，一面潜心研究中国的事务。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他爱上了这片土地。 佐尔格以采访、旅行等名目先后到广州、汉口、南京等地收集中国的情报，了解中国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边远落后地区的基本情况。
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结识了《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著名美国左翼人士艾格妮丝·史沫莱特女士。通过她，佐尔格物色到不少中国“助手”，也正是通过她，佐尔格结识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华记者、精通中国事务的日本专家大崎保积。大崎曾是东京帝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他与佐尔格对世界大事的看法比较一致，以后，他成为佐尔格的主要搭档和最合适的合作者。 1932年元月18日，日本海军与中国十九路军开火。佐尔格慷慨激昂，带着几分武士眷恋战壕的心情，亲自给部队分发手榴弹，同时他还采访了上海各战区的战斗，亲自感受了中***队的力量，并从中国方面的德国教官那里进一步得到有关中国和日本的战术情报。
上海事变后，日本夺取满洲后打算征服中国的意图暴露无遗，英、美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急剧变化。佐尔格的任务变得更重了。他得设法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详细研究日本的作战方式，了解中国政治、军事状况，提供有效的情报以有助于共产国际制定对华政策。 佐尔格除了靠中国和日本的情报员外，还利用欧洲人给他提供情报。这主要是德国商人、领事馆官员、南京的军事顾问小组和欧洲记者。他作为一位记者，常周旋于总领事馆的社交圈子和记者联谊会之中。
他从南京的德***事顾问那里了解到南京部队的驻地、武器装备、突击师的编制、指挥官与蒋介石的关系等。依靠德国教官，加上中国“助手”的一臂之力，他搜集到了有关军事工业的情报，还得到了南京军火仓库的蓝图。
他所收集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再转送莫斯科。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别尔津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干。按佐尔格的说法：“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3年之行对佐尔格本人来说是个经受锻炼的大好时机。离开上海时，佐尔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经历了公开的以记者身份在上海这样特殊的环境和中国内地进行谍报活动的风险，佐尔格的谍报经验更丰富了，他的勇气经受住考验。然而最有显著意义的是他结识了大崎保积和马克斯·克劳森这两个搭档，这俩人成为他日后在日本完成他的谍报佳作的得力助手。
卧底东京
佐尔格一回到莫斯科，便去四局总部拜见别尔津。别尔津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他在中国的工作大加赞扬，认为十分令人满意，在四局内的影响很大。问他对未来有何设想时，佐尔格倒不急于表态，说等他那本有关中国农业的书写成后再说。
别尔津邀请佐尔格当晚到家里做客。在那里，佐尔格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第二天，别尔津到他下榻的莫斯科饭店来找他，说他那本书可能写不完了，总部有重要任务安排给他，要派他出国。别尔津试探性地问他有什么选择。佐尔格说他挑选亚洲，特别华北或满洲。接着他又半开玩笑地说，他在日本也许也能干点事。
就这样，经过与别尔律的见面后，他在日本的任务就被明确地确定下来。别尔津告诉他：“日本是苏联远东地区的心腹之患，日本和德国的合作将严重威胁苏联的安全。必须摸清日本的计划，日本对德国的政策以及日本是否进攻苏联等问题。这一行动必须在日本本土上进行。我们必须在日本建立秘密情报小组，以便直接获取重要情报。”稍微停顿一下后，别尔津接着说：“日本素以戒备间谍著名，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条件下建立情报组织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只有具备特殊索质和才能的人才能委以这样的重任，而你是唯一、当之无愧的人选”别尔津还告诉他、给他指派两名助手，也就是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和日本人大崎，在佐尔格到达日本后，俩人将相继回到日本与他联系。
佐尔格接受任务以后，像往常一样需要到柏林找个合适的掩护身份。还是现成的记者身份最合适，他在中国装扮得满像回事，而且确实赢得了优秀记者的名声。不过，由于佐尔格在《社会学杂志》和《农业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这次是以熟悉远东事务记者的声誉回到柏林的，好几家报纸和杂志都竞相前来与佐尔格签订合同。佐尔格最后选定伪是影响很大的《柏林交易所报》、《每日展望》、《地理政治》和荷兰的《商业评论》四家报刊。
为了逃避审查，佐尔格重新申请了一张德国护照，使之从履历看来，他是从中国，而不是途经莫斯科返回德国的。同时他还准备了一些身份证明，确保不对他过去的历史追究太多。
1933年7月，一切准备就绪。佐尔格怀里揣着高级介绍信、记者证和崭新的德国护照登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国港口瑟堡，从那里乘船经纽约到横滨，于1933年秋天抵达东京。
当佐尔格到达东京时，那里的政治气氛像台风即将来临的九月天气一样沉闷，暴力威胁慑人、人人自危。一年多以前，首相犬养毅在官邸遭一伙年轻军官的枪击。就在他到达前两个月，发生了一起企图刺杀全体内阁成员的阴谋事件。 在西方人眼里，日本确实是个荒诞的国家。它在理论上是由一位神化的天皇统治，但天皇并不能直接行使权力。因此，这个国家实际上由一个官僚机构集中掌管着权力，在重大方针政策上遵循某一军队所实行的路线。由于日本陆海空三军之间存在着嫌隙，尤其是陆军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而它执行的是一条目标飘浮不定的、甚至是轻举妄动的路线。而这个民族则出名地坚韧、尊孔和勇于自我牺牲。他们规矩礼节往往叫人看不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但他们笑容可掬、彬彬有礼也使欧美客人感到安详自在，有宾至如归之感。 佐尔格到达东京的第一件事是去访问德国大使馆。新任大使还没上任，佐尔格受到使馆高级人员的热情接待。几个月前，希特勒政府开始执政。他刚从德国来，大家立刻围住他，抢着向他提出种种问题，迫不及待地想了解祖国的情况。佐尔格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们的提问。他的话都很有份量，显示出他是个有地位的消息灵通人士。初次见面就给使馆官员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契。
第二天，佐尔格手里持着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给外务省情报司司长天羽荣二的介绍信登门拜访。天羽是外务省数一数二的新闻发言人，红极一时。他每周主持一次记者招待会，只有各国驻东京的首席记者才有资格被邀请参加。与天羽会面后，佐尔格被介绍给驻东京的许多知名的日本记者和外国记者。 不久之后，东京小组的核心成员克劳森和大崎陆续来到东京。他们不定期地与佐尔格交换和分析情报。大崎当时已是日本的名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位老同学是近卫的私人秘书，而近卫在内阁中是强有力的，他后来出任首相，两次组阁。
佐尔格还吸收了宫木佑德作为小组的第四名成员，宫木是位善于收集情报的“艺术家”，他总是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种情报。
佐尔格认为，“假若我真能在日本开始我的学者生活的话，宫木倒是位理想的助手。” 与此同时，佐尔格开始申请加入纳粹党，一年以后就得到批准。之后，他又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德国记者协会。
在佐尔格看来，作为一个外国人，即使像他那样是个德国人，要想直接打入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政界去获取情报也是不可能的，必须从德国大使馆着手。为了获得藏在大使馆保险柜里的绝密材料，必须博得大使的绝对信任。这就是他的主攻方向。他的信条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险柜，而要让保险柜自动打开，让机密材料自动来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1933年底，新任大使到东京上任。在此之前，佐尔格给《每日展望》撰写的一篇有关日本的文章在德国颇受重视，大使在柏林曾仔细地阅读过。这位记者的博学多才，他的文章材料之翔实、见解之深邃、论述之深刻无不给大使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又获悉，德国外交部并非完全根据大使馆的例行报告来对日本的政治状况作出判断，更多的倒是根据无所不晓，分析透彻精辟的佐尔格所写的文章。于是大使便决定，在起草致柏林的报告前先同深知日本国情的佐尔格交换资料和意见。佐尔格与使馆人员的关系本来就搞得不错，这下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是灿若明星。 佐尔格与使馆武官尤金·奥特上校的交情给他帮了大忙。佐尔格到日本后不久，便拿着奥特的一位密友、《每日展望》的一位编辑的介绍信拜访奥特。信中对佐尔格的能力大加赞赏，认为他在人品上和政治上也完全可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 奥特当时正为没受到柏林的重视而发愁。他送在柏林的报告由于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根本不受注意，而他本人则一心想着飞黄腾达。
在这种情况下，佐尔格的光临自然受到欢迎。奥特从心底里感激他的老朋友给他推荐的这位能人。由于佐尔格显得很有教养、风趣、开朗活跃而大方，又当过兵，跟奥特一样还上过前线，这使他俩一见如故。正像佐尔格自己说的：“这种友谊可能由于我曾经是一个德***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负过伤。奥特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也参加过那次战争。”另外，奥特和佐尔格都属于同一代人，那年奥特40岁刚出头，佐尔格刚满39岁，这又使他们的交情容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佐尔格总是特别能跟德***官搞好关系。他可以凭老经验，海阔天空地谈论战争，既不危及他人，又不损害他的秘密使命。在与奥特的交往中，佐尔格的这种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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