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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回顾移宫事件始末时，对李进忠的所作所为也颇为厌恶。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一年之后，明熹宗居然对李进忠信任有加，并为他赐名“魏忠贤”，放手让他专擅朝政，令人感慨系之。
以杨涟的政治态度与为人秉性，和魏忠贤正面较量，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天启四年六月，杨涟以舍得一身剐敢把魏忠贤拉下马的大无畏气概，写了一本《劾魏忠贤疏》，用辛辣的语言揭露这个以“九千九百岁”自诩的太监头目的无耻嘴脸和卑劣行径。他在奏疏开头就以口诛笔伐的声势，指斥魏忠贤“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希望皇上“立赐究问”，开门见山地把弹劾魏忠贤的政治目的和盘托出－－毫无私利或门户之见地为国除奸。为此，他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其中每一条都足以置魏忠贤于死地，而且死有余辜。比如第一条指出：“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责无它卸。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半夜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再如第五条指出：“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是真欲门生宰相乎！妄预金瓯之覆宇，窃作貂座之私情。”而第九条与第十条揭露，魏忠贤勾结奉圣夫人客氏，联手害死皇后所生的皇长子，又对怀孕的裕妃“矫旨勒令自尽”，故意造成明熹宗无嗣绝后。对于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按照当时的法律，是要株连九族的。杨涟在奏疏的最后说：“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杨涟希望皇上立即将魏忠贤就地正法，客氏驱逐出宫。在当时魏忠贤勾结客氏专擅朝政，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年代，敢于讲出这样尖锐的言辞，是要冒杀身之祸的。杨涟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朝廷内外正直大臣的斗志，掀起巨大的倒魏浪潮，接二连三地上疏弹劾魏忠贤。色厉内荏地魏忠贤不得不表态，向皇上辞去东厂总督太监之职，魏忠贤的亲信内阁辅臣魏广微代皇帝拟了一道温旨予以挽留。魏忠贤企图把杨涟的奏疏扣留不发，以消减其影响，然而京城百姓纷纷传抄这份奏疏，拍手称快。据吴应箕《留都见闻录》说，甚至京“几于家抄户诵”，“忠义之气鼓畅一时”。
但是，魏忠贤控制了明熹宗，也控制了整个朝廷，疯狂反扑，迫使主张“调停弥缝”的内阁首辅叶向高辞官而去；接着，在魏广微的策划下，倒魏干将魏大中、高攀龙、赵南星等先后被罢官，陈于庭、杨涟、左光斗等被革职，内阁部院几乎全部落入魏忠贤及其亲信控制之下。至此，魏忠贤以为时机成熟，终于大开杀戒，先后有“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残酷迫害异己分子，杨涟首当其冲。
锦衣卫镇抚司头目许显纯遵循魏忠贤的旨意，借口“追赃”，对杨涟进行严刑逼供。每隔五天就用酷刑拷问一次，杨涟皮开肉绽，牙齿全部脱落，仍坚贞不屈。许显纯竟用钢刷把杨涟的皮肉刷得“碎裂如丝”，体无完肤得杨涟依然不屈不挠。魏忠贤不断以皇帝圣旨得名义－－下令许显纯严厉“追比”，并且要五日一回奏。许显纯严刑逼供毫无作用，想把审讯杨涟的难题推给刑部，遭到魏忠贤的严厉谴责。许显纯只得加重刑罚，用铜锤敲打，致使杨涟肋骨寸断；再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到了七月二十四日夜里，许显纯索性用大铁钉钉入头颅，活活把杨涟折磨至死，许显纯却向朝廷报告：杨涟“病故”。
誓死不屈的杨涟在狱中留下了绝笔血书，其绝笔写道：“枉死北镇抚司杨涟绝笔于狱神之前：涟以痴心报国，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问矣！日前赴逮，不为张俭之逃亡，杨震之仰药，亦谓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亦日长途锒铛不脱，欲以身之生死归之朝廷……不意身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亦不可得……生死顷刻，犹冀缓死杖下，见天有日。乃就本司不时追赃，限限狠打，此岂皇上如天之意，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据说这篇二千余言的绝笔写成后，杨涟亲手托付给同狱难友顾大章，顾大章把它藏在关圣人帝画像后面，以后又埋于狱室北壁下。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从狱中传出，落到杨涟之子杨子易手上，人们今日才能一睹真容。
杨涟死前还写了一篇一百二十八字的血书，藏在枕头里，死后随尸体抬出，落到家属手中。血书表露了他视死如归的凛然气节：“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字字血声声泪，今日读来令人震撼，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高级官僚竟然死得如此之惨，让人感叹不已。
明末清初吴应箕为杨涟所写的传记，笔底带有感情：“……，（杨涟）疏草传诵天下，时甲子六月事也。逆挡功齿憾入骨，然外廷多正人，且欲杀涟而无名。自外廷与内构，而涟始削籍矣……乙丑四月，五虎梁梦环参奏汪文言及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皆缇骑逮治，后先拷死。时贾继春继起用，即追论涟移宫通王安犯上，罪当死。难以坐赃，于是借封疆一案，谓涟等受熊廷弼银鬻狱，诬坐赃二万两，竟以此杀涟。涟立朝廉直，天下所知。当被逮，郡邑震惊，集众至数万，欲禁官旗夺涟，涟叩头乞父老得解散。村市设醮祈生还者数百处。比就道，士民乞送者万计，下至老妪菜佣瞽蹩乞儿，各争持一钱为赠，官旗皆感泣……涟下镇抚（司），许显纯以锻炼赃银，痛加掠治。涟人叱显纯：‘熊廷弼初在辽阳，我有奏疏，广宁陷后，我奉命而出，及失事入，我有何辞一死之语，熊廷弼恨欲杀我，此岂受贿为营脱者？……汝昧心杀人，狗猪不食其余。’显纯大怒，将头而乱扑，齿颊尽脱，涟骂不绝口，仍加铁钉贯胸，立刻死……死七日，始得领埋，时盛夏尸烂，仅存残骨一具而已。”
崇祯元年，明思宗清查阉党逆案，并且对遭到阉党迫害的官员平反昭雪，宣布杨涟等人在狱中被强加的诬陷，官复原职，给还诰敕。杨涟之子杨子易向皇帝呈上父亲临死前所写的绝笔与血书。明思宗为杨涟追赠官衔与谥号：“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赠右都御史杨涟，谥忠烈。”
杨涟可以瞑目了。然而人们的思索仍然难以停息，如此刚直不阿的忠烈之士，为什么生前遭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死得令人惨不忍睹？为什么这样的现象，以后还屡屡出现？杨涟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呜呼！
第十一章 党争漩涡中的郑振先郑鄤父子
中国传统政治始终纠缠于朋党之争，尔汉的党锢之祸，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元祐党籍，南宋的伪学逆党等，便是其荦荦大者。明代也不例外，官僚们拉帮结派，互相攻讦，门户主争充斥于政坛。到了万历时代，愈演愈烈，围绕权与利的争夺，竞争趋于白热化，出现了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秦党之类。官僚中有派系门户本不足为奇，何以清一色以地域为纽带，令人不可思议。后来焦点集中到了浙党与东林，夏允彝《幸存录》在论及“门户大略”时，如此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顾）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蒋平阶《东林始末》也有类似说法。
其实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帮派，浙党是以内阁首辅沈一贯为魁首的官僚帮派，是毫无疑问的。东林则是革职官僚顾宪成与高攀龙建立的民间教育团体－－东林书院，两者根本不在同一档次上，何以一定要把东林作为万历三十年代以来浙党的一个对立面？
然而不少人还是不由自土地被卷进东林与浙党的党争漩涡。那些进士出身的文人，初涉政坛，对政坛中党争陷阱的险恶估计不足，稍不留神就卷了进去，而成为党争的牺牲品。郑振先郑鄤父子的悲剧就在于此。就他们本人而言，身受儒家正统教育，一身正气进入政坛，看不惯上层官僚的不正之风，口无遮拦地品评人物，非议朝政，结果受到当权者
以党争为借口的整肃，家破人亡，实在是很不公正的。
郑氏父子所代表的郑氏家族，出于元明两代受到朝廷旌表的金华府浦江县“义门郑氏”。朝廷旌表“义门郑氏”的用意在于，提倡以肃睦治家的“孝义之门”，家庭中凛如公府，从而达到家国一体的社会理想境界。“义门郑氏”其中的一支从浦江县迁往常州府武进县，成为郑振先郑郧父子家族，后人在谈到郑振先郑鄤的籍贯时，都说他们是常州武进人，而不知其祖籍是金华浦江，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义门郑氏”遵循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制订严格的家规《郑氏规范》，要求族人以孝义为民，以清正为官，郑振先郑郧父子在家训的熏陶下，以这种道德规范待人处世，进入官场亦复如此，与上下左右显得格格不入。
郑振先，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及第，先后在工部营缮司、兵部武选司、礼部仪制司任职。万历三十六年四月，上了一本措辞严厉的奏疏－－《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矛头直指掌握朝廷人权的内阁大学士朱赓、李廷机。
沈一贯下台后，朱赓、李廷机推行没有沈一贯的沈一贯路线，被正直人士戏称为“衣钵相传”，纷起抨击，锋－芒最为尖锐的就数礼部仪制司主事郑振先。他把朱赓、李廷机斥责为“古今第一权女奸”，比以往历史上的奸相更为阴险更善于掩饰：“以避权而擅权，以擅仅为无权，屈曲迂互，层层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此自沈一贯开从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李）林甫辈犹拙也”。他把政坛最高层的不良传统，称之为“灯灯相续”，“薪薪无穷”。
朱赓对于郑振先指责他十二大罪非常不服，上疏辩解：“振先数臣十二大罪，不言第一庸臣，而言第一权奸，似非实录，俱不敢承”，口气很不理直气壮。然而万历皇帝还是为他撑腰，谴责郑振先：“捏无影之事，污蔑辅臣，倾害忠良，以自固位荣身”，下旨将郑振先降三级调极边方（万历三十九年，当权者义借“辛亥京察”之机，把郑振先革职，使这位颇有政治抱负的官员无所事事地在家乡闲居至死）。
郑振先上疏弹劾内阁人臣，本是官场寻常事，却被好事之徒与党争挂起钩来，使事情趋于复杂化－－虚拟为东林向浙党的进攻。把柄是似是而非的，其中之一就是，郑振先的儿子郑鄤在天启年间被王绍徽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中，这份黑名单是王绍徽秉承魏忠贤的旨意为打击异己而炮制的，他仿照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号，点了东林一百零八将，为首的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和“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加给郑鄤的帽子是“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儿子是：东林分子，那么父亲必然也是东林分子。另一个把柄则是，当时正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称赞郑振先这一奏疏是对当权者的“顶门一针”，“吾辈于林壑间复增一畏友”。他们的逻辑是，顾宪成是与李三才齐名的东林魁首（由于他在万历四十年去世，王绍徽无法把他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之中），既然得到东林魁首称赞，肯定是东林分子无疑。
其实大谬而不然。即使按照当时人的观点来看，与其说郑振先接近于东林，还不如说更接近于昆党。他是被称为昆党头面人物左春坊左渝德顾天埈的挚友，不仅政见相同，而且几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郑振先在上《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之前，与顾天埈进行了推心置腹的磋商。顾天埈后来回顾此事时，这样说：“毗陵太初郑公（按：指郑振先）自邑令擢主曹政，不肖与之聚京师友善。窃观朝政一切寝阁，间有朝奏而夕报者，因密探微嗳互参情势。久之，我两人大悟，握手叹曰：异哉，今之执政也，天下以庸人病执政，岂知执政以庸人欺天下，外冒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