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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末历史最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是最难以展开的话题，简而言之，就是“攘外”与“安内”究竟谁先谁后的问题。因为“攘外必先安内”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敏感话题，讳莫如深，史家或避而不谈，或反其道而行之。然而在一个正常的清明的社会，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不存在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的问题。
仔细考察明末的历史，就会发现，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崇祯皇帝而言，安内与攘外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正如《流寇长编》的作者在自叙中所说：“京陵迫于边塞，才动风尘便成人恐，而敌兵岁至，寇锋日竞，守外则失内，击内则失外，其欲款外以专内者，举朝谯呵，使不得毕其语。”大臣们并非不知道“攘外”与“安内”两线作战决不是上策，但谁都不敢提倡与清军议和，全力对付“安内”战场。
崇祯十年，这个僵局被杨嗣昌打破了。正在家乡披麻戴孝“守制”的他，被皇帝夺情起复，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兵部尚。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触及这个敏感话题，在《犬马十年遇主疏》中提出摆脱内外交困的三人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杨嗣昌把“必安内方可攘外”，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反映了他的胆识。在此之前兵科给事中颜继祖也提出过“灭奴先灭寇”的主张，但失之空洞，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重视。杨嗣昌却分析得头头是道，无怪乎崇祯皇帝要拍案叫绝：“恨用卿晚！”
“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政治准则。张居正早在隆庆二年的《陈六事疏》中提到“固邦本”时，就明确地说：“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人们决不会以此谴责张居正大节有亏。杨嗣昌此时此地慎重其事提出“必安内方可攘外”，当然并不是重复张居正的套话，而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武装两次突破长城要塞南下所构成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孰先孰后，是无法回避的重大战略抉择。几天以后，他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再次展开分析：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容忽视。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如果人们不带先入为主的成见，设身处地从明朝政局的实际情况出发观察，那么，杨嗣昌所提出的“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毫无疑问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
崇祯皇帝采纳了杨嗣昌的方针以后，集中精力于安内，在一年半时间里，剿抚并用，先后招抚了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潼关南原几乎全歼李白成等部，取得了可观的战绩。然而就在这时，崇祯十一年五月，满洲铁骑突破长城边关，直逼京师附近的近畿地区，朝野震动。这次清军南下，与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形势大不一样，当时陕西的农民军不过是小股零星武装，所以各地勤王军保卫京师，危机很快过去。今非昔比，此时农民军已成燎原之势，战火蔓延中原各省。京师危急，朝廷调集五省常备军以外，还动用了北方边防军，迫使清军撤退，但是留下了隐患。朝廷误以为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已经接受招抚，李自成等部已经惨败，于是放弃了原先的既定方针，把多年围剿农民军的洪承畴、孙传庭及其精锐部队全部凋往北方边境，全力对付清军。中原兵力一旦空虚，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湖广“重举义旗，李自成从商雒山区挺进河南，与张献忠遥相呼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朝廷在安内与攘外的两难选择中，丧失了主动权，不得不面临内外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为了摆脱困境，崇祯皇帝不得不任命杨嗣吕以内阁大学士身份代替熊文灿督师湖广，围剿张献忠、李自成等部。结果一无成效，张献忠大下襄阳，处死襄王；李自成打下洛阳，处死福王。疲于奔命的杨嗣吕深感有负皇帝重望，心力交瘁而一病不起，于崇祯十四年三月初病死于沙市。“安内”以一败涂地而告终，从此再也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局面。
“攘外”也是如此。崇祯十四年，朝廷调集几乎全部精锐兵力，由屡建战功的洪承畴统率，在辽东与清军展开战略决战。由于朝廷中枢指挥失误，全线崩溃，松山陷落，一向骁勇善战的洪承畴成为清军的俘虏，形势急转直下。在这种被动情况下，崇祯皇帝再次意识到“必安内方可攘外”，秘密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朝和谈，企图腾出兵力来“安内”。正当讨价还价的谈判进行的中途，妥协退让的谈判条款无意之中泄漏，舆论哗然：“堂堂天朝，何至讲款！”要求皇帝严惩“擅作主张”的陈新甲。了解内情的内阁首辅周延儒不肯出面澄清事实真相，为朝廷分担责任，一切压力都落到皇帝身上，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得已改变初衷，处死替罪羊陈新甲，以平息舆论。清朝方面以毁约为由，再次发兵南下。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崇祯皇帝已经无牌可打了，内外交困的形势日甚一日。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的主力部队从陕西进入山西，直逼北京。面对李自成咄咄逼人的攻势，皇帝与大臣筹划了出征、南迁、勤王的三项对策，没有一项是成功的。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代帝出征，还没有望到山西的土地，就当了农民军的俘虏。南迁议而不决，大臣们准也不旨承担放弃京都“逃跑”的责任。勤王阻力重重，因为唯一可以“勤王”的只有山海关外的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但是抽调吴三桂入关就意味着放弃关外大片领土，大臣们借口“一寸山河一寸金”，推诿拖延。迫使皇帝自己下令征调吴三桂入关，但为时已晚。三月十六日吴三桂入关时，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到达北京附近的昌平，当三月二十日吴三桂抵达唐山西面的丰润时，北京早已在前一天陷落了。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指挥农民军冒雨猛攻北京城。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彰义门，与此同时，德胜门、平则门也随即开启。到了夜间，各个城门全部打开，炮声停息，农民军控制了全城。京城上空烟火弥漫，细雨霏霏，仿佛预示着一个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
崇祯皇帝带了心腹太监王承恩跑到煤山（景山）上，四处了望，确认内城已经陷落，才返回乾清宫，布置应急事宜。他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然后安排太子及另外两个皇子化装，由太监带出宫去躲避，为明朝留下一线香火。又派宫女逼懿安太后（天启皇后）自缢，并亲手用剑把十六岁的长平公主砍杀（未死）。这一切办完以后，他在王承恩陪同下，来到煤山上自缢，王承恩也随之自缢。当时已经是十八日的后半夜，即十九日的凌晨。
这十行动极其秘密，宫里宫外都不知道皇帝的下落，一直到二十二日才被发现。后人根据发现此事的太监传闻，得知崇祯之死的细节：他披散的头发覆盖在脸上，身穿白绵绸夹衣，蓝纱道袍，下身穿白绵绸裤，一只脚鞋袜已脱落，另一只脚穿着绫袜和红方复底鞋。据说他的衣带上有亲笔血书，据冯梦龙《甲申纪闻》记载，血书这样写道：“朕在位十有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至陷内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
三月二十二日，太监在煤山上发观了他的尸体，用门板抬下，与周皇后尸体一起放在东华门外茶庵的芦席棚内。之后不久，太监奉命买了两口柳木棺材，以土块当枕头，安放市后尸体，旁边有两个和尚念经，四五个太监守卫。昔日的大臣中前往哭临的不过二三十人，那些往日信誓旦旦效忠皇上的人臣，如内阁大学士魏藻德、陈演之流，此时摇身一变投靠了大顺，对帝后的灵柩根本不屑一顾。在这点上他们反不如李白成。李白成作为反叛势力的代表，却能冷静地遵循传统礼仪、人情世故，下令改殡人行帝后，为崇祯的棺材刷上红漆，为周皇后的棺材刷上黑漆，并为崇祯换上翼善冠、衮玉及渗金靴，为周皇后也换上袍带。李自成目己还到祭坛，向帝后梓宫四拜垂泪。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草草掩埋于田贵妃坟内。与这种冷清草率的葬礼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那些投降的明朝大臣们正忙于向李自成“劝进”：尽快登上新皇帝的宝座。这头的冷，更反衬出那头的热。
闹得最起劲的是复社名士、翰林院庶吉士周钟，他一面与魏大中主子魏学濂联名向李自成上疏“请葬先帝”，一面按照大顺丞相牛金星的意思写了一篇《士见危致命论》，为他们改换门庭张目，牛金星称赞不已，周钟沾沾自喜，逢人便夸“牛老师知遇”，俨然牛丞相高第门生。他还写了一篇劝进表，称颂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较汤武尤无惭德”，贬损朱由检“独夫授首，四海归心”。一时间传为士林之羞。魏学濂还要“抢头功”，声称这篇文章出于他的手笔，周钟“想不到此”。对于这两人的表演，冯梦龙不胜感慨：“噫，词林省闼天子侍从，亲信之臣，作此逆天丧心语，而犹扬扬得意，自诩佐命元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耶？”
五月三日，多尔衮进入紫禁城。三天后，他为崇祯在帝王庙设灵堂，允许在京明朝大臣为先帝哭临三日。他还任命归顺的明朝大臣李明睿为清朝礼部侍郎，负责崇祯的谥号及祭葬事宜。李明睿遵命拟上先帝谥号为“端皇帝”，庙号为“怀宗”，并建议改葬梓宫。后因众人建议帝后已经葬入田贵妃坟，不必改葬，便把田贵妃坟命名为“思陵”。思陵因此成为十三陵中规制最为简陋的一座。
顺治十四年，清世祖（顺治帝）下令修缮思陵。他在给工部的谕旨中，谈到了自己对崇祯的评价：“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据奉旨营建思陵碑的大学士金之俊说，清世祖对于明朝兴亡了如指掌，深悉崇祯之所以失天下，另有深刻原因，他本人并非亡国之君。思陵碑立在一个四边各长四丈四尺的思陵碑亭中，龙首龟趺的石碑，高一丈六尺，宽六尺，上面镌刻九个金色大字：“大明庄烈愍皇帝之陵”，背面是大学士金之俊撰写的奉敕建思陵碑记。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清世祖前往十三陵祭扫。他的祭文镌刻于碑亭边上，祭文写道：“维帝英姿莅政，志且安民，十有七年，励精靡懈。讵意寇乱国亡，身殉社稷。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只以袭弊政之余，逢阳九之运，虽才具有为，而命移莫挽。朕恒思及，悯惜良深。”顺治十七年十月初四日，清世祖鉴于明十三陵中，各陵都宏大壮丽，唯独思陵荒凉卑隘，特下诏重修。只因他不久病逝，修陵之事终于不了了之。
乾隆初年官方编撰的《明史》对这位庄烈帝似乎同情多于谴责：“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相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崇祯并非亡国之君，却演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历史多么不可思议！
第十六章 钱谦益与马士英阮大铖
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崇为最高境界，然而文人从政总是处在两难境地，刚直不阿则为当道所不容，曲阿附世则为后世所不齿。于是乎文人从政的悲剧便不绝于耳。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在文学与史学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他在明清鼎革之际失节降清，遭到遗老遗少的蔑视，后人也因为非议他的人品，而对他的文品嗤之以鼻。
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却火之偏颇，缺乏客观公允的心态。人品与文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需要加以分析。笔者对钱谦益的才华极为欣赏，对他在政坛上不断遭到挫折深表同情，为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士大夫生存状态的无奈，感慨系之。与那些慷慨激昂的志士仁人相比，钱谦益活得很累，在南明与清初的历史剧变中，显得过于寡断于苟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政治生涯接连不断遭受挫折，而他又非常看重传统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