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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治理朝政。正如海瑞在《治安疏》中对皇帝的批评：“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这样的皇帝当然需要一个能够投其所好的、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摆平朝廷政事。
严嵩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与皇帝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马屁工夫十分了得。为了迎合皇帝学道潜修，经常代皇帝起草一些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青词贺表”。以他的进士出身以及在翰林院的磨练，所写的“青词”自然非等闲之辈所可望其项背，深得皇帝欢心。严嵩也因此而博得“青词宰相”的美名。
严嵩的投其所好当然决不仅止于此，而是全方位的。有人说得好：皇帝刚烈，严嵩柔媚；皇帝骄横，严嵩恭谨；皇帝英察，严嵩朴诚；皇帝独断，严嵩孤立，因此君相之间“如鱼得水”。皇帝把严嵩视为心腹，威权震慑；严嵩把皇帝当作护身符，权势显赫。严嵩大权在握，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无所不为。他的儿子严世蕃代行父权，俨然一个“小丞相”。严氏父子把持朝廷，政坛一派乌烟瘴气。
一些刚直不阿的官员，秉承儒家伦理道德准则，不畏权势，前仆后继，上疏弹劾严氏父子。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逃脱严嵩之手，不是充军，便是杀头。
嘉靖二十九年，由于严嵩的失职，导致蒙古铁骑兵临北京城下，震惊朝野，史称“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由此而激起公愤，舆论哗然。但是朝廷中的高级官僚慑于严嵩的威势，个个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向这个权奸发起挑战。
然而，政坛上毕竟还有一些不畏权势，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官员，在黑暗中透出一丝耀眼的光亮。因而严嵩的晚年，日子并不好过，对他的弹劾，从未间断过。
嘉靖三十年，一个在锦衣卫掌管文书的小吏沈炼挺身而出，以为“庚戌之变”的城下之盟是奇耻大辱，“出位”（超越职位）弹劾严嵩。他的奏疏题目直截了当——《早正奸臣误国以决征虏大策》，矛头直指严嵩、严世蕃父子：“今虏寇（指蒙古）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当此危急关头，必须清除严嵩父子奸党，激发忠义，才可以化险为夷。他在奏疏中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概括起来就是三点：专擅朝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
皇帝接到这份奏疏，命内阁大学士李本代他起批示（当时叫做“票拟”）。李本慑于严嵩的威权，不敢自作主张，便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向被弹劾者透露弹劾内容，并且征求处理意见，看来十分荒唐，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严世蕃与严嵩义子赵文华一起炮制了“票拟”，李本全文照抄。这份皇帝圣旨传达的恰恰是严嵩父子的旨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圣旨”指责沈炼超越本职权限（即所谓“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希图博取“直名”。是非颠倒，严嵩父子安然无恙，沈炼却遭到严惩。在一顿杖责之后，沈炼被革职流放塞外。六年后，严嵩父子无端捏造“谋叛”罪，处死沈炼，其长子充军边疆，次子，三子被活活打死。
严嵩以这样的手法向人们显示，要想扳倒他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然而正直官员并没有被吓倒。嘉靖三十二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再次挺身而出，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他还指责严嵩“五奸”：皇上的左右都是严嵩的间谍，皇上的言官都是严嵩的鹰犬，皇上的爪牙都是严嵩的党羽，皇上的耳目都是严嵩的奴仆，皇上的臣工都是严嵩的心腹。
杨继盛的弹劾较之沈炼，更加深刻，直指要害，言词也更加尖锐。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于死地。但是，在当时皇帝宠信严嵩的形势下，弹劾严嵩的胜算几乎等于零。杨继盛并非不知，因此他是冒死谏诤，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营造一种扳倒严嵩的舆论。结局早就定了。何况杨继盛书生气太盛，居然在奏疏中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并且要皇帝叫他的两个亲王——三子裕王、四子景王——出来揭发严嵩的罪恶。老奸巨猾的严嵩这次亲自出马，在皇帝面前指责杨继盛挑拨皇帝与两个亲王的关系。皇帝大为恼怒，立即下旨：“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
杨继盛被关进锦衣卫的特务机构镇抚司中，遭受种种酷刑，要他交代幕后主使人。杨继盛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那种引以自豪的名节正气，始终没有屈打成招。还是被毫无根据的判 处死刑。临刑前，他十分坦然，赋诗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至死还在对皇上表明赤胆忠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而皇帝却把他看作草芥，以为他是因贬官心怀怨恨，而诬陷内阁首辅，死得活该。这正是杨继盛的悲剧，寄希望于这 样的皇帝，未免过于迂腐。
杨继盛之死，并没有使弹劾严嵩的风潮停息。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不断地送进紫禁城，依然动摇不了严嵩的地位。上疏弹劾的官员却接连遭到惩处，不是发配充军，就是借故处死。
转机终于出现了。嘉靖四十年，向来善于阿谀逢迎的严嵩，一言不慎而得罪皇帝，从此失去了恩宠。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皇帝为了学道潜修，长期住在西苑永寿宫。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里，一把大火，把永寿宫化作一片废墟。朝廷大臣有的主张修复永寿宫，有的主张皇帝迁回大内（紫禁城），议论纷纭。皇帝征求严嵩的意见，严嵩既不同意修复永寿宫，也不同意迁回大内，而主张皇帝暂时居住南宫（重华宫）。皇帝大为恼怒：南宫这个 不祥之地，先前是景帝幽禁英宗的场所，严嵩似乎有“幽禁”我的意思。内阁次辅徐阶一向 圆滑，从不得罪严嵩，这时敏感到严嵩已经失宠，便乘机落井下石，提议修复永寿宫，而且 以最快的速度竣工，由此而博得皇帝的欢心，把朝廷大政方针的决定权交给徐阶。
徐阶为了扳倒严嵩，自己升任内阁首辅，便利用皇帝笃信道教的弱点，收买他身边的道 士蓝道行，在扶乩时，假借神仙之口攻击严嵩。据《明世宗实录》、《明史·邹应龙传》的记 载，这一机密信息被御史邹应龙获悉，立即上疏弹劾严嵩父子，正中皇帝下怀，终于导致严嵩父子的倒台。
那是嘉靖四十一年五月某日，邹应龙因避雨进入太监房中，攀谈中，听说皇上请道士蓝 道行扶乩，得到这样几句神仙的旨意：“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沉迷于道教的皇帝，对蓝道行的扶乩深信不疑，遂有意罢去严嵩。“帝有意去嵩”，这是一个政治信息，也是一个机密情报。时不可失，机不再来，邹应龙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连夜赶写洋洋千言的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其中写道：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臣请斩世蕃悬之篙竿，以 为人臣凶横不忠者之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播弄利权，植党蔽贤， 黩货败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在奏疏的末尾，邹应龙信誓旦旦地说：“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嵩父子，并为言官欺诳者戒。”皇帝正要除去严嵩父子，邹应龙的奏疏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口实，于是圣旨下达：勒令严嵩致仕，严世蕃逮入诏狱，提升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
民间戏曲常常把邹应龙描绘成攻倒严嵩父子的英雄，其实此人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他是摸透了皇帝“有意去嵩”的心理后，投其所好，果然正中下怀。皇帝虽然罢了严嵩 的官，但多年来的感情一时难以割舍，每每念及其“赞修之功”，竟忽忽不乐，便以手谕的 形式告诫已经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也 就是说，今后如果再有官员谈起严嵩父子的事情，那么连同邹应龙一并处死。这使邹应龙感 到莫名的惶恐，唯恐因此遭来杀身之祸，迟迟不敢赴通政司出任参议之职。后来在徐阶的调 护下，才惴惴不安地赴任视事。
事情的真相还远不止此。这场政治活剧是徐阶一手导演的。唐鹤征《皇明辅世编》，透露了其中的许多细节，好在原文并不难懂，照录如下：
“先是，（严）嵩子世蕃卖官鬻爵，恣肆无忌。（皇）上亦微矢口之，念嵩，不忍发。会有 术者蓝道行以箕仙术进，上颇信眷，事必咨之。（徐）阶因深与之交。上有所问，密封使中官（太监）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则处中官秽，不能格真神仙。中官乃与方士谋，启示而后焚之，则所答具如旨。（蓝）道行狡，乃伪为纸封若中官所赍者，及焚而匿其真迹，以伪封应。
（皇）上一日问：‘今天下何以不治？’
对曰：‘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
则问：‘谁为贤、不肖？’
曰：‘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
（皇）上复问：‘我亦知嵩父子贪，念其奉玄久，且彼诚不肖，上真（上天真君）胡以不震而殛之？’
报云：‘世蕃罪恶贯盈，固宜速殛，以在辇下（京师），恐震惊皇帝，欲俟外遣，戮为齑粉矣。’
（蓝道行）密以告（徐）阶，（徐）阶恐稍迟则（皇上）圣意解，半夜即遣人邀御史邹应 龙具疏，劾嵩父子。诘朝上之。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狱，‘（遣）戍之。擢应龙五品京职。
（皇）上虽退嵩，而怜其和良承意，虑后无当者，忽忽不乐，手谕（徐）阶欲传嗣，令拟诏。（徐）阶极言不可，而吏部、礼部奏迁（邹）应龙通政参议，报可矣。忽有旨切责二 部臣，以邹应龙为邪物，不宜转官。（徐）阶恐为应龙累，力为关说，应龙得无恙。”
你看，徐阶买通蓝道行，在扶乩时让“神仙”说出“贤者辅臣阶、尚书博，不肖者嵩父 子”，并且连夜派人要邹应龙起草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此后又害怕邹应龙透露其中关节， 连累自己，多方为邹应龙关说，使之平安无事。
一波已平，一波又起。严嵩虽然罢官，不过是“致仕”（致仕即退休，并非余秋雨所谓 “达到做官”）而已，并未伤筋动骨。他的儿子严世蕃遣戍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虚应故 事而已，还没有到雷州，就中途返回老家，威风依旧。他的同党罗龙文也从遣戍的地方逃回，与严世蕃计议如何翻盘。袁州府的官员获悉此事后，立即把严府“聚众练兵谋反”的迹象报 告了巡江御史林润。林润作为言官，一向敢于直言，先前曾弹劾严嵩的党羽鄢懋卿，害怕严世蕃东山再起，遭到报复。马上上报朝廷：严世蕃、罗龙文“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 而且还有“通倭”迹象。皇帝对于严氏父子贪赃枉法还可以容忍，对于谋反绝对难以容忍， 立即下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来京审问。
严世蕃余威犹在，居然买通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在定罪书上写进 弹劾严嵩父子的沈炼、杨继盛，以便激怒皇帝，得以死里逃生。三法司官员把严世蕃的定罪 书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定，果然强调处死严世蕃为沈炼、杨继盛抵命。徐阶深知皇上脾性， 这种写法必然触怒皇上，是“彰上过”——彰显皇上的过错，因为处理沈炼、杨继盛都是以皇帝圣旨名义发出的，为沈炼、杨继盛翻案，就意味着皇帝以前的圣旨是错误的，那样不但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反而会祸及林润及其他弹劾严氏父子的官员。经过徐阶修改的三法司判决书，强调的重点是与皇帝毫无关系的罪状：“谋反”、“通倭”。上面如此写道：严世蕃与罗龙文一起诅咒朝廷，构煽狂谋，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操练兵法，妄图谋反，并且准备“外投日本”云云。平心而论，严世蕃咎由自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谋反”、“通倭”却是不实之词。这不是真正意义的弹劾与审案，而是在耍弄权术。
果然皇帝对于严世蕃“谋反”、“通倭”十分震’惊，下旨：仅凭林润的揭发，还不足以昭示后世，必须核实。徐阶再度代替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