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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祸”更多是一种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想象。庞大的异己的人口本身就给西方人造成心理压力与恐慌。如果中国人不好斗也不好动，麻木不仁，那么西方人最多也只是反感和厌恶，世界上竟有这样一个卑劣的种族存在而且不断增长；如果有一天，这么庞大的人口突然变得嗜血好战，武装到牙齿，反感或厌恶就变成了恐惧和仇恨。那将是世界最黑暗的时刻，基督徒想象的世界末日。
克尔南强调中国庞大的人口对西方造成的心理压力。实际上“黄祸”恐慌的原因，可能更多面更复杂，有历史的也有心理的，有经济、军事的还有文化、政治的。西方文化充满排斥性与侵略性，也经常带有想当然的排斥性与侵略性，对异域文化的想象经常是“以己度人”的。罗伯特·杜鲁斯（R。Druce）分析“黄祸”的意义时指出：“不管怎样，某种有关‘黄祸’的观念不断侵扰着欧洲人的想象。‘黄祸’是一系列的恐慌，似真似假，若有若无。它对西方本土经济的威胁在于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工的涌入；对西方哲学与基督教会的威胁在于佛教的传播；而更大范围中对西方势力的直接威胁，则体现在中国正在与其他国家一道，争取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当然，最不堪设想的恐慌，还在于一种恶梦，黄种人像洪水一样在全球泛滥，最终统治世界。”〔10〕
二
“黄祸”是一场恶梦，是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深处对于东方的恐惧。“黄祸”恐慌在西方有多种理由多种表现，但直到1900年义和团事件，即使在西方文化中，它还只是一种没有多少人当真的梦魇。义和团运动爆发，起初只是山东山西几位传教士遇难，教堂被烧，然后是大批的团民涌入北京，围攻教堂使馆等。西方人的恐慌似乎终于应验了。有关义和团事件的各类报道出现在西方，在人们想象中勾画出可怕的“黄祸”景象：无数丑陋凶残的黄种人，头上腰上缠着血腥的红布带，挥舞着长矛大刀，野兽般嚎叫着，蝗虫般漫山遍野地涌来，所到之处，火光冲天，过后便是废墟一片。这是多么可怕的、地狱般的、世界末日般的场景。西方几乎所有有关义和团报道都在重复同一个故事，同一种恐怖的场景。在西方人的印象中，所有描述义和团事件的书信、小说、政府或教会报告，都在证明“黄祸”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历史必然的劫难。传教士的报告描述了他们的同伴与妻小在山西被砍头或以其他野蛮方式被折磨致死的血淋淋的场景，教士、使节、士兵、商人以各种形式介绍他们被困在北京教堂与领事馆的那个死亡夏天的日日夜夜。这些著作报道在义和团事件及随后的几年中，充斥着整个西方社会，以至1906年，亲身经历义和团事件的英国人普南·威尔（B。L。Putnam
Weale）要发表自己的见闻书信时，他的朋友告诉他，仅他自己的藏书中，就有四十三种有关义和团事件的著作。这还仅限于英语，不算西方其他语言写成的有关著作。
“黄祸”终于成为现实。在西方人看来，“黄祸”与义和团事件具有某种“互证”关系。义和团事件使“黄祸”的预言应验，然西方人关于义和团的印象，又来自许许多多所谓亲身经历者的“故事”，而所有这些“故事”，听上去又是同一个恐怖的故事，即“黄祸”的故事。普南·威尔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正视听”，而他描述的“事实”依旧是“老故事”，只是加入了一些个人的想象。他的《北京随笔》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个处在戈壁边缘、野蛮世界边缘的黄尘漫天的城市——北京。这个城市在历史上不断被野蛮游牧部落入侵、洗劫、杀戮、夷为平地，已成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选中的、反复展演世界末日景象的舞台。又一次劫难到来了。义和团像过去来自草原上的那些游牧部落一样，涌入这个黄尘弥漫的死亡之城。他们粗野尖厉地嚎叫着，像地狱里的恶狗（Hell
Hounds），放火焚烧房屋，火光与浓烟吞噬城市。这是普南·威尔描述的义和团进城的那个晚上：“……依旧忠于职守的帝国卫兵刚刚关上鞑靼城门，就听到一阵嚎叫，以前我从未听到过这么尖厉可怕的声音，也从未想象到世间能有这般恐怖的叫声。义和团来了。义和团第一次向我们扑来，他们穿过哈德门，从东面向使馆区逼近。他们已经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了三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除了我们这里的百十杆枪。义和团加上北京城里的那些流浪无赖，发现在汉人城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施暴的，大概又听说他们可以随意处置那些基督徒和欧洲人，所以他们就蜂拥向内城。他们发疯地嚎叫着，一阵一阵地，所有的人同时重复着两个字：杀、烧，而且声音一波比一波大。我曾听到一大群沙皇士兵向沙皇致敬时的吼叫如何响彻云霄，那种声音奇特极了，但是，还远不如现在义和团嚎叫得可怕。这种叫声听起来让人血液都凝固了，它凄厉、空旷，一声一声地重复，几个小时从未间断，叫声中包含疯狂与邪恶。……我们中的妇女已经吓呆了，水手们咕嘟着，这不是战争，比战争更可怕，是但丁描写的地狱。你直觉中已经预感到，如果这些人冲进来，他们会将我们的肉一片一片地从骨架上撕下来。夜漆黑，宝塔与城墙上箭楼的影子，看上去狰狞可怖，义和团可能随时都会冲进来，使我们粉身碎骨。”
最恐怖的不是某种经历，而是关于某种经历的印象。义和团野兽般的嚎叫，血腥的红色腰带……一位小时候读过有关义和团事件的书籍的美国传教士，听说自己将被派到中国传教时，做了一夜恶梦〔11〕。义和团围攻使馆、教堂，既是一次历史事件，又是西方人印象中“黄祸”恐慌的证明，后者比前者在现实中的经验更加恐怖。普南·威尔说：只有在北京这座城市，才能够想象义和团的恐怖，因为这是个在历史上反复被野蛮部落杀戮涂炭的地方；从金到元，从元到清，草原游牧部落经常从黄尘四起的戈壁中涌来，烧杀抢劫之后，尸体血污成泥，房屋宫殿成尘。如今又是一个尘沙蔽日的夏天，野蛮人再一次涌来。普南·威尔和他那些同伴在事变及其随后的回忆中，总禁不住将义和团与野蛮的草原游牧部落，即同一种野蛮势力、同一种野蛮方式甚至同一批野蛮人的入侵联系起来。历史的恶梦突然复活在眼前，纪元四世纪阿提拉手下的匈奴人血洗罗马城市，纪元十三世纪拔哥率领的蒙古大军横扫多瑙河畔、进逼布达佩斯，如今这些义和团，就是阿提拉与成吉思汗的后代。这是历史记忆在西方人的印象中对义和团形象的塑造。当年蒙古大军进逼奥地利，惊恐万分的基督徒最直接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到了，《圣经·启示录》中描述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全部应验：锁在无底深坑里的龙，或古蛇，也就是魔鬼，将“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聚集起哥革与玛各的部族，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围困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12〕。中世纪欧洲人第一次见到中国的龙的形象，就确认魔鬼就是中国的龙。“鞑靼人”（Tartar）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来自地狱里的人”（Tartarus），而蒙古人（Mongo1ian）则直接令人想起《启示录》中所说的魔鬼的部族哥革与玛各（Gog和Magog）。描述义和团的西方人，既在描绘他们目前的义和团，又在描绘他们“目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世界末日与地狱幻象。
在西方人的义和团想象中，我们既可以发现他们的历史记忆，又可以发现他们的宗教记忆。义和团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关于世界末日的幻想的表现。魔鬼部落来自东方，他们可能是匈奴人、蒙古人、义和团，以海沙般的人数围攻基督徒的蒙爱之城，世间已没有什么比末日更可怕的了。而东方魔鬼部落的降临，就是末日。义和团不仅印证了他们的黄祸预感，也印证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千禧末日的预感。这是同一种原型，东方、中国，蒙古人或义和团，都不过是想象的角色。
威廉二世的“黄祸”想象在众多的义和团事件的报道中变成了“真实”。更让人信服的是，画中那七个国家〔13〕加上一个日本，组成了八国联军，迅速占领了北京，并四出追杀逃散的义和团。早在义和团刚刚在山东、山西出现，几位传教士遇难的时候，西方人就已表现出复仇的急切。义和团进京，围攻教堂使馆，美国《时代》杂志刊文称：“中国，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已经对我们发动了战争，北京的屠杀已经开始而且还将进行下去。所有的西方文明国家必须武装起来复仇。必须像对待食人生番那样对待中国人，将北京夷为平地。”越来越多的恐怖故事从中国传来：“白人妇女们正在遭受难以名状的野蛮折磨，据我们所知，有些受难者竟连续几天忍受可怕酷刑的折磨，痛苦难以细说，印度雇佣军起义的暴行也没有这般残酷。”“孩子们被当着父母的面杀害，妇女被强暴奴役，父母的折磨、残杀……毋庸置疑，文明世界不可能忍受这种残暴的屠杀，我们必须复仇……”在西方人眼里，义和团事件已不是中国与西方之间、义和团驱逐杀害洋教洋人的冲突，而是野蛮对抗文明、中国对抗世界的冲突。他们在将中国等同于野蛮的同时，也将西方等同于文明。这样，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就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简单褊狭的仇杀，而是文明征服野蛮，体现着历史进步必然规律的正义行动。
所谓“中国对抗世界”的故事，终于以“世界”征服中国结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作《北京之围：中国对抗世界》一书时，笔调是轻松的，就像他在写给读者的那段“前言”中开的那个玩笑样，那是大洋彼岸的一场狩猎〔14〕。英国士兵尼格尔·奥利芬特（Nigel
Oliphant）出版于同时期的《北京使馆之困日记》，也以同样的笔调叙述义和团恐怖残酷的“围困”与八国联军的“解放”，同样是个光明的故事。他们的著作代表着当时绝大多数有关义和团著作的态度。这是一个以恐怖与邪恶开始，最终英雄战胜恐怖与邪恶的老套传奇。似乎只有少数例外，一是像法国海军军官、富于东方主义想象的文学家彼埃尔·洛蒂（P。Loti），他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为北京的废墟、死尸、抢掠所吃惊，哀叹世界上这个最后幸存的古老文明的神秘辉煌的都城，如今也消失了，地球上再也没有美与神秘，而那些庆祝凯旋狂欢的西方人，很少有人能想到，总有一天他所见过的中国那些“朴实精壮的农民”会掌握法国人的“现代的杀戮手段”，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另一例可能就是普南·威尔，他不仅描述了义和团围攻使馆与教堂的恐怖，也描述了八国联军洗掠北京的恐怖。这是同一种野蛮，似乎没有战争是正义的。
义和团事件证实的“黄祸”恐慌，最终也只是虚惊一场。它的结局并没有威胁到西方国家，反而导致了那个“天朝帝国”的灭亡。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八国联军进驻紫禁城。在慈禧的寝宫里，普南·威尔坐在“这位亚洲最有权力的女性”的床上，看着房屋一角那个华丽的银制夜壶，尽量体会这个垂死的帝国权力中心的陈腐、乏味、永夜难眠的生活。那个用自己高超的权谋统治整个帝国，又幼稚到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慈禧太后，一年半以后（1902年1月）才回到北京。她从洋人给她提供的专列上走下来时，发现车站里有那么多她过去讨厌的洋人，但她还是“按照中国妇女的礼节，向他们行礼”〔15〕。紧接下去她又在紫禁城的大殿里宴请这些西方使节、军官的太太及孩子们。美国公使的夫人代表众夫人致辞〔16〕。然这种措辞总让人听起来有些别样，似乎是主客倒置了。不管怎样，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内乱外患，已使这个帝国无可挽救了，崩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1911年，少数革命党在少数城市意外的起义成功，竟使这个近四百年的天朝帝国顷刻间分崩离析。满清灭亡了，作为一个帝国，它已不可能再威胁西方。英国人莫里斯·科林斯（Maurice
Collins）在《大内》一书中说：“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