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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五四”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滚滚而来的上游之水被它拦腰截断，随后又以极大势能倾泄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长河中的一个大“湖泊”。“五四”的魅力，来自于一大批知识者结成的联盟。在整个二十世纪，知识者曾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团体和组织，但没有一个团体或组织具有像“《新青年》阵线”那样的特点：组成这一阵线的成员之间在思想上的巨大差异和他们之间的密切协作形成了鲜明对比〔1〕。陈独秀是老“革命党”，任何时候他都不会放弃对中国政治命运的热切关注；周氏兄弟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大后方”——日本——浸润日久，通过文艺来改变中国人的精神是他们的梦想；胡适来自有“自由世界”之称的美国，通过文化渗透的方式逐渐改变中国政治，是他提倡文化运动的初衷，所以他始终谨慎地调整着与政治之间的距离。“差异”显示着这一团体内在的丰富性，“协作”使这一团体具有了空前的爆破力：以自由批判为手段，以个体的价值为本位，以思想启蒙为旨归，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凝结成一个新的精神传统。然而，差异既然存在着，就决定了这一群个性“强硬”的知识者们彼此不可能容忍太久，尤其当他们共同的“敌人”逐渐丧失抵抗力的时候，分裂就成为必然。1919年，胡适向他的同伴陈独秀、李大钊发难，指责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宣传会冲淡文化启蒙的色彩，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胡适看来，中国知识者刚从孔子（封建意识形态）的奴役中挣脱出来，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权力，李大钊等却又要投入马克思的门下，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奴隶”，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李大钊予以还击。之后，他们便各行其道、分道扬镳了。如果说1919年是《新青年》阵线分裂的开始，那么到1921年，这一团体就全线崩溃了。陈独秀、李大钊迅速完成了由学者向政治家的角色转变；胡适以新月社为基础，继续推行他的主张，形成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阵线，从文化人格上，延续着“五四”的命脉；周作人在1921年被推为文学研究会的盟主。但这时的周作人已无心于人文学者的立场，所以他在文学研究会只是挂名而已，并没有与文学研究会的同仁一起去从事“为人生”的文学事业，而是另辟蹊径，以闲适小品的创作，开创了一片新的文学领地。在1921年，除了上述文人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之外，尚有新的团体加盟，那就是创造社。创造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2〕。他们的文学活动起源于日本。1921年，他们回国组成创造社，目的是为了开辟一种新的文学传统，以改变被他们视为“庸俗”和“沉闷”的国内文坛。创造社对“五四”文学的加盟和挑战，于有意或无意之中，继承了“五四”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风貌，极大地拓展了“五四”文学的文化空间。鲁迅作为一位对自身命运有着深刻自觉的“孤独者”，在1919年之后，孑然一身彷徨在荒凉、肃杀的“旧战场”上，独自承载着“五四”的全部重量，并以其丰富的文学创作，继续为“五四”传统开拓着通往未来的道路。可以说，在二十年代，只有鲁迅才称得上是“五四”的真正传人。“梦醒之后无路可走”，是他对自身处境的概括。从这一概括中，我们能够看出，他的痛苦不是形而上的思想痛苦，也不是形而下的生活困顿，而是来自于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对抗。作为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他无法使自己仅仅在现实的功利层面上追寻自己的价值；但作为一位身处苦难时代的人文学者，他也无法使自己像康德、黑格尔等人那样，仅仅在思想的王国中驰骋。鲁迅苦苦寻觅的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将自己固守的思想转化为精神荒原上的“燎原之火”，但他发现，被“五四”唤醒的少数青年，成为旧势力“餐桌”上的“醉虾”〔3〕——清醒地体验着被吃的痛楚，而他是“醉虾”的炮制者。这些“醉虾”除了给“吃人者”带来血腥的欢娱外，没有对“铁屋子”造成冲击，当年在绍兴会馆与钱玄同对话时的隐忧不幸变成了现实。他开始忏悔，并于忏悔中艰难地前行，这注定了他会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最苦痛的灵魂”。
的确，“五四”之后，没有一个人像鲁迅那样，对这场运动的成功和失败有着如此痛彻肺腑的体验。但对那些操纵中国命运的政客们来说，现实的政治利益超过了一切——一粒子弹可以牺牲一个思想家的头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产生了思想而又不需要思想的时代。鲁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民族在刀枪的驱使下走向“历史轮回”的深渊。
二、一个传统和两个政党
“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新文学以崭新的风姿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但文化启蒙与个体解放的强烈诉求，以及知识分子远离政治的“洁癖”，使新文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盲点，这主要表现在“五四”文学对乱世风云的逃避。二十年代前后不仅是文化、文学急剧动荡的时代，也是政治上乱云飞渡的时代。袁世凯死后，那些重兵在握的军阀们如无首的群狼一般，开始了一个分化组合的过程。1920年的直皖战争，以及1922年和1924年两次直奉战争，伤亡惨重，战区人民也饱受兵燹之苦。“五四”知识分子对这一系列的军阀混战，持远离和观望的态度。以“为人生”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作家，也没有将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纳入文学的创作视野，他们在“为人生”的旗帜下，看到了“人力车夫”、下等妓女的辛酸，却忽视了在战火中呻吟的广大民众。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失去了传统文学的史诗品格：不仅没有出现《三国演义》那样的小说，也难以见到《三吏》、《三别》式的诗歌。文学对重大政治事件的失语，一方面反应了“五四”文学有意远离道统突出个人的自觉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对“改良人生”的执着使他们忽视了关注社会。文学有意远离政治，但政治不会轻易放弃对文学的控制和利用，所以，它与政治之间的距离并不以自身的意志为转移。
在军阀们秣马厉兵、分赃正酣之际，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个当时只有五十来人的团体，因其先进的理论和明确的宗旨迅速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其队伍也迅速扩大，到1925年底，达到一万多人，知识分子成为主体。1924年在俄国的调停下，国共两党开始合作，目的是为了消灭军阀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一新的政党的出现，给许多参与“五四”和被“五四”唤醒的知识分子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至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成果，开始向中国的政治舞台渗透，新的文化与新的政治开始联姻。但在这桩“姻缘”中，文化是“雌性”的，它对政治的渗透，慢慢会变成对政治的逢迎，最终被吸纳到一个新的阐释框架之中：一边被修改，一边被颂扬。
1925年11月10日，孙中山先生为“谋中国统一与建设”发表《北上宣言》；11月13日，他抱病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北上。但不幸的是，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这位“永远的革命者”（鲁迅语）便与世长辞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前，他的身边一直有一位曾一度倾心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中山先生的秘书戴季陶。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诞生的，自不免带有民族本位主义的色彩。到晚年，中山先生向传统靠拢的痕迹更为明显〔4〕。戴季陶借此大做文章，极力鼓吹尊孔复古的重要性，似乎不将孔子搬出来，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一样。他认为：“在思想方面，先生（指孙中山）是最热烈的主张中国文化复兴的人。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全世界文明史上最有价值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要求全人类的真正解放，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精神为道德基础，把一切科学的文化都建设在这一种仁爱的道德基础上面，然后世界人类才能得真正的和平，而文明的进化，也才有真实的意义。”〔5〕这其实是在重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如果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分析，很容易发现这一思想的西化特征。孙中山一生最反对的是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而儒家学说与这种专制制度是一种共生共存关系，二者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儒学为专制提供“合理”的依据，并通过自身向民间的渗透为专制提供群众基础，而后者以权力和财富驱赶人们去接受儒学的教化。由此不难看出，反专制与批儒本质上是一回事。戴季陶则根据自己的需要，张扬“三民主义”的传统性，有意忽视其中的现代性。戴季陶将自己的复古思想粘附在孙中山先生的名下，而中山先生在民众中的影响和威望超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任何一位知识者，所以戴季陶这种将政治领袖和“五四”文化巨人对立起来的做法，直接撼动着“五四”新文化的地位。但由于戴氏靠复古来救国的文化观点掩盖在“锋芒”毕露的政治观点之下，所以没有引起“五四”文化传统捍卫者的重视——里面也不排斥“投鼠忌器”的顾虑。
当戴季陶在政治领域假托孙中山制造复古逆流的时候，政治嗅觉颇为灵敏的章士钊，迅速做出反应，他似乎意识到，借助党派的政治力量和革命救国这一冠冕堂皇的口号来攻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机来到了，于是在1925年7月（戴文出版两个月后）将《甲寅》复刊（原为月刊，此次为周刊），以文言和句读的古典面貌，宣扬“尊孔读经”的重要性，成为戴季陶在文化界的代理人。他连续发表《评新文化运动》〔6〕、《评新文学运动》〔7〕，向新文化运动发难。作为一位政界中人，章氏利用自己的权力要求中小学生“读经”，因为只有“读经”才“能够救国”，这与戴季陶靠孔子来“革命”的论调在逻辑是一样的。对章氏公然的倒行逆施，鲁迅再也无法沉默了。他讽刺地说：“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8〕“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鲁迅在另一篇文章里评论说，“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以为现在是攀附显现的时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来开口。”〔9〕
在新文化运动已经站稳脚跟的时候，戴季陶、章士钊之流无论搬出什么样的伟人和宏论来，都不可能阻挡新文化的发展了。但戴氏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为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路，也奠定了国民党以儒学治国的方针。至此可以说，“五四”新文化传统被国民政府视为文化上的敌人，遭受打击和挤压，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国共两党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不同态度，都意味着这一文化传统将难以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与此伴随的，是知识分子向政治舞台的挺进。
1926年国共两党联合北伐，试图消灭军阀，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新的一轮战争又开始了。这次战争与以前的战争不同的是，它不再单纯是不同军事集团的利益之争，而是为了消灭军阀的“主义”之战，因而获得了各阶层的广泛支持，许多知识者投笔从戎，加入到这一军事行动之中，这在此前是很少出现的现象。如郭沫若担任了北伐军的行营秘书；谢冰莹报考军校，开赴前线；小说家王思玷在山东起兵与北伐军遥相呼应。可以这样说，北伐战争是“五四”之后知识者们自觉参与的第一次战争。它预示着此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将有两个地方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一个是书房，一个是战场。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北伐战争保持了适度的乐观。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人们欢欣鼓舞的时候，他还是禁不住泼了一盆冷水：“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他接着指出：“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10〕鲁迅和郭沫若对北伐战争的不同态度，代表了此后中国文人对战争的两种立场：一是放弃文学和文化创造，投笔从戎，在与现实最切近的军事行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二是坚守文化立场，静观形势发展，并及时指出社会行为中潜伏的危机。以后的历史证明，在民族灾难煎熬下的中国文人，大多在书房里难以安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