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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仁要洗10打，毛泽东幽默地说：“少了，洗50打吧！”
在政协会上，被蒋介石称为“创造了人世间的奇迹，不愧为难得将才”的陈明仁将军在发言道：“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同学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倒他的。他是我们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
当时，蒋介石听到陈明仁的这番讲话，头一下子大了起来，不得不服降压药。
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北京举行宴会，专门宴请了陈明仁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应邀作陪的有周恩来、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聂荣臻、罗瑞卿等。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举行起义和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
1952年，21兵团改编为水利工程部队，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中央军委特派谭政当面征求陈明仁的意见。陈明仁说：“我是个军人，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如果由我选择，我愿意带一辈子兵。”
江山易改，陈明仁犯上的性格难改
按说陈明仁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又上过陆军大学，打仗很有一套，卓有战功，在国民党军队中应该很快青云直上。可陈明仁性格执拗，不脱军人本色，不会钻营，所以在1949年通电起义前夕，还只是个国民党的中将。
年轻时候的陈明仁，不仅是勇冠三军，而且也相貌堂堂，可谓大有前途。惠州之役后，已经跟随在蒋介石身边的宋美龄非常看好陈明仁，提出由她做媒人，把廖仲恺文静美貌、端
庄贤淑的女儿许配给他。陈明仁直言相告，自己在老家已经娶有妻子谢氏，在家侍奉老母，不敢停妻另娶，做不孝不义之人。
宋美龄只好作罢。蒋介石闻知此事，虽然内心不悦，倒还敬佩陈明仁的为人。
1941年冬，陈明仁率部去云南昆明驻防。一天，蒋介石来昆明西山风景区游览，正碰上一些衣衫褴褛的士兵修筑工事。
蒋介石见状勃然大怒，问道：“这是谁带的兵？破破烂烂像什么话！”
当得知这是陈明仁的手下时，蒋介石将陈明仁叫到了金碧别墅，劈头训斥陈明仁没有带好兵。陈明仁竟然当面顶撞蒋介石，并一把扯下自己的中将军衔，扔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大喊不服，还要解甲归田，气得蒋介石几乎将他军法治罪。
后来还是经龙云等人劝解，蒋介石才让他官复原职。
策动长沙起义，陈明仁得老师李明灏做了很多工作。陈明仁先是表示坚决参加通电起义，频频与四野的和谈代表团会谈，就起义中许多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
但就在8月1日上午，离通电起义只有三天得时候，陈明仁的稽查处长毛健均因民愤极大而被抓获，李明灏决定交给中共处理。陈明仁得知消息后，暴跳如雷地拍桌打椅逼着李明灏放人，如果不放，就要撕毁全部的起义协议。不管李明灏怎么解释。陈明仁根本不听，搞得李明灏极为难堪，整个代表团都束手无策。
为了按毛主席赞同的起义部署行动，李明灏亲自把毛健均交给了陈明仁，但陈明仁没有半点感谢之意，反而当众宣布暂不考虑起义。
李明灏急得茶饭不思，反复对陈明仁晓以厉害：“我可以不怪你学生犯老师，但做人要有人格，何况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将领，说话不能出尔反尔，不能把你的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当儿戏，更不能把你自己的前途当儿戏。我老实告诉你，毛泽东派我来与你谈判，绝不是打不赢你，而是为了3000万家乡父老乡亲们免遭战火涂炭，也是为了你自己和你的几十万兄弟们的前途与生命着想。现在解放军已用多于你几倍的兵力三面包围了你，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光明，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并落得千古骂名遗臭万年。你要好好想一想……”
陈明仁终于被打动了，8月4日上午，陈明仁与程潜率领38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联名发出起义通电：正式宣布自日起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8月5日，陈明仁率部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
1957年的“反右”斗争开始，心直口快的陈明仁对军队建设提了一些意见。有人反映到林彪的老部下黄永胜那里，黄永胜抓住陈明仁的一些只言片语，向毛泽东主席告状，想搬倒陈明仁。谁想毛主席不仅对陈明仁不加责怪，反而维护陈明仁，他批示：
“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责任制的领导制度，并不切合起义部队。因为起义军官如非党员，既享受不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又怎能体现出民主集中制的优越性？故须另立军政委员会，以起义将领为主任委员，方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更让人想不到得是，陈明仁根本不领毛泽东的情，不同意成立军政委员会。陈明仁说：“我在北京提的意见，是我的肺腑之言，我喜欢直来直去，我陈明仁决不争什么权，要什么官，党和政府对我已经很优厚了。”
陈明仁梗直犯上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陈明仁上将小传
陈明仁，字子良，1930年4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市洪源乡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私塾，10岁进新式学堂，13岁娶妻谢芳如，1920年考入长沙兑泽中学，毕业后回乡担任小学教员。
1924年春，陈明仁投笔从戎，考入军政部讲武学校不久，讲武学校与黄埔军校合并，陈明仁任军校教导二团第五营见习排长，因占战功逐渐升至少将旅长。1931年，陈明仁率部在
河北巨鹿与石友三部主力作战，击溃敌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被升为第80师副师长兼第238旅旅长。1933年9月，升任第80师中将师长。1935年，到陆军大学第13期学习。
抗战开始后，陈明仁调任预备第二师师长。随后移驻湖南，先担任长沙地区的警备、后兼任芷江警备司令，湘潭、株洲警备司令，衡阳、衡山、耒阳警备司令。1939年秋，移驻湖北松滋、枝江。次年春，开赴广西参加桂南会战。1941年冬，陈明仁改任第71军副军长。
1943年冬，日军渡过怒江，开始进攻滇西。陈明仁以副军长名义指挥71军，主攻龙陵，经过大小几十次激烈战斗，龙陵守敌2000敌人大部被歼。战后，陈明仁接任第71军军长。1945年１月，率部主攻回龙山，他采取空军出击，步炮协同，很快占领回龙山，歼守敌八百多人。随后，协助友军攻克了中缅边界重镇畹町。日军投降后，陈明仁部被调往无锡，担任南京、上海的卫戍任务。
1946年１月，第71军奉命开往东北进攻解放军，多次被解放军击败。６月，该部退守四平，抵抗解放军的围攻，30日，解放军主动撤围；陈明仁以少数兵力坚守四平，巷战19昼夜，被蒋介石擢升为第7兵团司令官。
1948年10月，陈明仁就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旋又兼任第29军军长。不久，新恢复的71军与29军合编为第一兵团，陈明仁为司令官。1949年2月，陈明仁率部回湖南，兼任长沙警备司令。６月，人民解放军进军湖南，解放了平江、醴陵等十余县，包围长沙。7月21日，陈明仁代理湖南省主席、湖南省绥靖总司令兼省保安司令。
8月４日，程潜、陈明仁领衔通电起义，将第一兵团改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陈明仁任兵团司令官，并兼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９月应邀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1月1日，陈明仁所部7万余人整编为两个军6个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
1950年２月初，陈明仁率兵团司令部从浏阳移驻醴陵，12月中旬，奉中南军区命令，率部进驻桂南，担负小瑶山及周围的四十八弄、同正、隆安、百色等地的剿匪任务，经过5个月的战争，共歼灭土匪3万多人。
1952年１月，21兵团司令部改组为水利工程部队司令部，10月，陈明仁改任第55军军长。不久，他率部开赴广东湛江，担负守卫祖国南大门的光荣任务。
1955年，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曾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一届、三届全国人民代且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首届、二届湖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会常务委员，第一届、二届、三届湖南省人大代表。
1974年5月21日，陈明仁因患癌症与世长辞，终年71岁，一代将星陨落。
毛泽东对西北二马高度警觉
“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毛泽东评马步芳、马鸿逵
当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204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58％，城市的63％，土地面积的73％。但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
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
毛泽东决定，以第一野战军为主，加上解放太原后的华北野战军第18、第19两兵团，向西北进军！
1949年5月26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
“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18、19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18、19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电文中的“胡”指胡宗南，“马”指的是马步芳和马鸿逵。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往来的电文中，“马”、“二马”、“两马”、“青、宁‘二马’”都是指的马步芳和马鸿逵。
6月中旬，解放军第18、19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与第一野战军在关中会师，准备参加彭德怀指挥的扶眉战役。
按照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决策，第一野战军采取“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首先集中力量与胡宗南主力决战，然后集中主力与青、宁“二马”集团决战。
彭德怀将详细德作战计划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负责执行钳制“二马”任务的杨得志19兵团如何使用极为关注，特意给彭德怀打来电报，说：
“杨（得志）兵团应立即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6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他们以部分兵力钳制两马，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动以包围并歼灭胡宗南部四五个军。毛泽东还不放心，次日又致电提醒彭德怀：
“如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如两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较远，就实行钳马打胡。”
人们可以感受到，从来往文电的字里行间，从对麾下爱将的反复叮咛中，毛泽东流露出对“二马”的高度警觉。
解放战争中，甚至连全副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都不如何瞧得上眼的毛泽东，为何对偏处西北苍茫戈壁的“二马”，如此小心翼翼呢？
红军对二马产生轻敌思想
毛泽东对西北“二马”的了解，主要是在红军长征后期。
1935年9月，已经取得红军实际领导地位的毛泽东，指挥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9月23日从哈达铺出发，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迅速翻过六盘山，进入靠近陕西的环县（今在甘肃省）。
蒋介石即刻电令宁夏马鸿逵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同时调集了5个骑兵团装备精良，协同尾追红军。
红军行进神速，10月19日毛泽东随一纵队首先抵达陕北吴起镇，随后彭德怀率二、三纵队也进抵附近宿营。
对这部分尾随的骑兵打还是不打？当时有些红军指挥员不主张打。部队里也风传着种种关于骑兵如何“厉害”的流言。
“红军长途行军已很疲劳，情况又不熟悉，没有把握，等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后再打！”
林彪亲自向部队进行打骑兵的教育，一向少言寡语的他做了战前动员：
“我们过去一直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现在可要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了。其实这六条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