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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的一般性协会的目标是对整个科学提供某种松散的协调，并关注科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这类组织中的两个：一是国家荣誉科学协会——西格玛－克赛（ EE），它相应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费－贝塔－喀帕（OBK）；另一个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理想是将自己与各专业的全国性科学协会联合起来，从而粗略地“代表”美国科学。它已经向这一目标迈进了一些。它的年会是数以千计的科学家聚会的盛会，这些科学家不仅参加该协会的一些较普遍的会议，而且参加它的若干专业分组的会议。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官员也是许多不同专业协会的成员，他们的职位要求他们对于美国科学具有比他们作为专家所具有的更广阔的视野。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主席是美国科学家所能入选的少数几个最为显要的职位之一，来自大学、工业和政府的科学家都曾受到过这一高等荣誉，虽然大多数主席由大学科学家出任。这个一般性科学协会自1848年诞生以来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整个美国科学的成长。请特别注意在最后四十年中这一成长的明显加速：
年代 成员
1848 461
1858 962
1868 686
1878 962
1888 1，964
1898 1，792
1908 6，136
1918 9，000（以近似数）
1928 16，328
1938 19，000
1948 42，000
1960 62，097
美国科学中的第三类专职组织关注的是科学的“社会问题”，既涉及到整个科学的社会责任问题又涉及到某些特殊问题，如当代的原子能问题。经过战时在原子能研究实验室举行的一系列非正式会议之后，于 1945年12月正式成立的原子科学家联盟即属于这类科学协会。虽然该组织的一般目标在战争还在进行时即已确定，但它的积极活动却是在其成员觉得有必要反对国会颁布控制原子能的梅…约翰逊法案时才展开的。这一几乎未经听证就要加以通过的法案，指定由军方对新原子科学施行最终控制。为了反对这一法案，“一个科学家院外活动集团突然在华盛顿出现了。这一院外活动集团就是原子科学家联盟的开端，它多少取得了一些成效，并从此在华盛顿长住下去。”虽然原子弹明显是这一组织成立的直接诱因，它的章程的序言却表达了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原子科学家联盟的成立是为了承担科学家愈益明显的责任，促进人类福利，稳定世界和平。”这一较一般性的目标不如那些较特殊的目标对其成员更有吸引力。在该组织的早期阶段，它有三千名成员。到1950年，它只有一千五百名成员，在九个州中分为十三个小组，其中有的成员是另外二十一个州的代表。美国社会中的科学家，像其他可比的专业专家群体一样，既无时间也无兴趣去非常积极地关心各种社会问题，即使那些与科学自身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原子科学家联盟较少关注原子能及其控制，而更关心保障自由探索的精神和促进“那些能确保科学造福于人类的公共政策。”像各种活动领域中的其他许多小型志愿社团一样，原子科学家联盟在其华盛顿的办公室里仅有一名领薪的雇员。联盟的工作主要由地方志愿者进行。尽管如此，该组织曾非常成功地为了良好的目的而施加政治压力——不仅在反对梅－约翰逊法案上，而且在此后的许多问题上。
这三类专业科学组织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它们都表现出与其他所有领域中的志愿者社团相同的成员构成模式。也就是说，其成员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少数积极分子；一是庞大的、不太积极的大多数人。少数积极分子有最强烈的兴趣并占踞大多数领导职位。但是与某些其他志愿者社团不同，科学组织中的最高职位几乎从不由那些仅在组织中表现得非常积极的人来充任。体现着科学的等级和价值的这些最高职位，习惯地通过成员的表决而作为优秀职业成就的象征，授予那些在组织中最有名望的科学家，无论其是否非常积极地参与组织的事物。积极的参与在这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可能也起作用，但不是特别重要。我们已经看到，被自由的科学组织选为领导人乃是对于成就的一种正式承认，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这些组织的几种最重要的功能中的一种。
至此我们已经追溯了美国科学社会组织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从我们刚刚对专业化职业科学组织的剧增所作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科学再也不是1880年托马斯·赫胥黎所描述的“一支围绕在物理科学旗帜下的三流部队，……某种主要由非正规者组成的游击部队。”科学现在是由虽然松散但却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正规专业人员组成的一支正规军。
尽管如此，在当代美国科学中仍存留有少数业余科学家。在某些科学领域，一个人仍有可能利用闲暇时间作某些本职以外的有用工作。天文学、矿物学、鸟类学及无线电通讯就是这类领域中的几个。有些业余爱好者甚至能在某一特定知识领域中变得很专，以至能达到某些专业人员的水平。但是总的说来，业余爱好者所作的少量工作也依赖于同一领域中的专业人员工作。大学、博物馆及研究机构不仅为业余爱好者提供了知识的源泉，而且只有通过它们的持续中介作用，业余爱好者才能将其微小的贡献汇入前者庞大的知识体系上。例如，美国变星观察者协会在本国有一百三十名成员，他们在其领域从事非常可贵的研究，但是这可贵仅是由于有专职天文学家存在——他们组织这一协会，并将其成果运用于自己的工作。在某些科学领域，如“纯”物理学和化学，业余爱好者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在这些领域欲取得满意的结果，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大量的时间和昂贵的仪器。在使用业余人员时会遇到巨大的组织困难，这点其他领域——比如说社会工作领域——中的专业人员已经有了体验。甚至像托马斯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工作的热心人也说：“当真要用到业余人员来进行重要的实验或哪怕搜集实验所需的事实时，有关的专业人员都会被所面临的管理和组织问题弄得手足无措。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志愿者都需要大量的计划和监督工作。”在科学中使用业余人员的困难充分表明科学作为整体应由专业人员来掌握的重要性；这些专职人员在美国职业结构中应占有一个正常的地位。
在我们刚才讨论科学中专业组织的功能时，我们已经顺带地提到它们在专业学科和整个美国科学中所起的松散协调作用。美国科学中的协调和控制这一题目是非常重要的，它值得我们现在集中精力来加以讨论。在本书中我们还将回到这一题目，尤其在第十章详细论述科学的社会控制问题时，但是目前仅挑出一些美国科学这方面的某些一般特征也就足够了。
应当立即说明的、最明显和基本的事实自然是，没有任何获得正式认可的领导机构负责协调和控制美国科学。像其他“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一样，美国科学作为一个整体仅仅是非正式地组织起来的。科学是一个多元世界，其中不是仅有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影响中心，它们谁也不凌驾于谁之上，尽管，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亚中心是以确定的方式相互联系的。情况为何如此，确切地说为何必须如此，这是一个涉及到科学的核心本质的问题。在以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数次谈到它并且还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次谈到它；当我们论述科学的社会责任和科学中的计划时，我们将试图把这个问题联成一个整体。目前我们仅需将其看作是美国科学中基本的协调模式，几个较次要的模式相对于这一模式才能发挥其作用。
正是由于美国科学只是非正式地而不是正式地组织起来的，所以作为一个整体，它在个别科学家和门外汉的眼里的通常形象与市场经济在个别工人和企业家中的通常形象差不多：它似乎不具备任何协调和控制。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科学中，确有某些精心构造的协调模式在起作用，无论它们是多么的非正式和多么的难以被发现。我们已经提到了一般和专门职业社团中的某些这类中心。既在科学的若干领域内又在这些不同领域间起协调、控制作用的另一种重要模式，表现为某些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联系。这些科学家通常既做为科学家本身又作为科学管理者而出人头地，受到广泛的尊重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在对人事安排作出推荐，为资金的分配提供咨询，以及在较深入地参与科学问题的解决和科技政策的制订并为此承担责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常这种通过有影响的科学家来起作用的控制模式是隐而不见的，只有少数经验丰富并善于思索的科学家能意识到它的范围和意义。然而当科学的目标变得比较狭窄——在最近这次战争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时，这种非正式控制的结构就会变得略为明显，不过即使这时它也不是对所有的科学家都如此明显。在美国科学中，像哈佛大学校长J．B．康南特，华盛顿卡内基研究院院长瓦涅瓦·布什（vannevar
Bush），前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T．康普顿（Karl
T pton）这样的人和其他少数科学家通过将科学中许多分立的权力和控制中心集合起来，而产生了重大和有益的影响。例如，一项关于战时负责科研的政府机构——科学研究与发展署（0．S。R．D．）——的研究报告说，在最近这场战争期间，“科学研究与发展署的管理分解成布什、康南特和康普顿三人执政。”布什本人则指出，虽然在战争期间有大约三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研究新武器和新医药，但只有“三十五人左右处于［控制的〕高级职位上”。无论我们中的某些人持有多么绝对的反权威主义价值观，这却正是如此庞大和成功的一项事业需要和渴望的。指出美国科学中的非正式控制结构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个人见解常常使我们认不清它的存在和意义。
幸运的是对于非正式影响机制的运行已有详尽的书面描写，所选择的案例是为一个战时科研项目配备人员。首先要选择一个负责这一项目的科学家，这一选择大概主要依靠某些像康南特，布什，或康普顿这样关键的人物的推荐。然后，被选中的科学家，“根据对于其专门领域的广泛了解，来选择扶助他的一组同事。”而这些人又推荐另外四、五十个人作为直接补充。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学术界工作，大概由于已经参加到课题中的人的影响，他们的“离职能够很容易地得到安排。”特里特恩（ Tryt－ten）总结道：“科学研究与发展署主要项目的科学家的召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采取刚刚描述过的这种‘扇形展开’模式。以也许是科学研究与发展署最大同时也是最成功的实验室为例，这一过程以四位国际知名的美国科学家在纽约一间饭店客房里的一次聚会为开端。他们依据其集体的经验选出了四十位年轻、积极而又完全成熟了的科学家。通过这些核心骨干又展开进一步的联系活动……实验室日益增大……最后达到了有一千名专职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水平。”
决不应低估美国科学中这种非正式协调的价值。布什在分析与美国具有相当平等机会的纳粹德国为何会在试制原子弹上遭到“惨败”时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科学组织非常糟糕。也决不应看低我们已提到的那些主要美国科学家的巨大管理才能。作为管理者，他们在战时与华盛顿的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以及军队将领的成功周旋，曾被描述为“这场战争中的小奇迹之一。”如果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所取得的一些虽然小但却类似的成就能为人们所知，他们在战时的这些成功就不会显得如此令人吃惊了。有些美国科学家有相当的行政管理才能，不过他们却宁愿忽视这种才能，以专心致志地培养其研究兴趣。战争却使他们有机会得以发挥这种潜在的以及那些已经在科学组织工作中得到证明的才能。例如，战时科学工作带来了一整批新型的科学家管理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