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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注意各时期的建筑思想；建筑史所研究的问题，不仅仅是介绍各历史时期
建筑风格的特征，还要了解建筑是如何演变？受什么因素制约？发展的规律
是什么？等一系列本体问题。只有深刻地了解历史，才能准确地把握整个学
科的发展方向。因此他深感一九四四年完成的这本《中国建筑史》有很大的
不足，他准备重写一本《中国建筑史》。他曾对他的学生说：“有些同学对
建筑史缺乏正确的认识，以为搞建筑史的都是些老头，这是不对的，搞建筑
史的人绝不能是那些老学究。建筑史今天真正需要的人才，是要很活跃的，
有充沛的体力，会动脑子，有研究才能，能把问题搞清楚的人，绝不是等别
人把一件古董摆在你面前，让你坐在那儿，慢慢地去品味它。不是这样的，
建筑是文化的记录，研究建筑史的人，要能敏锐地区别时代的艺术特点，能
感到历史的步伐。”
可惜人们没有给他时间去完成他一心要重写的建筑史，这是一个不可挽
回的损失。今天我们只好将半个世纪前的这本建筑史奉献给读者，我相信会
有人去完成梁思成的遗愿的。
林洙
一九九七年四月
附文一
油印本《中国建筑史？前言》
一九五三年秋季起，我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研究生和北京市内中
央及市级若干建筑设计部门的工作同志们讲中国建筑史，本拟每讲编写讲
义，因限于时间，写的赶不上讲的速度，而同志们要求讲义甚切，我只好将
这部十年前所写的旧稿拿出来付印，暂时作为补充的参考资料。
这部“建筑史”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南溪县李庄时所写。因为错误的
立场和历史观点，对于祖国建筑发展的前因后果是理解得不正确。例如：以
帝王朝代为中心的史观，将各时期人民辉煌的劳动的创造和智慧的累积，竟
说成了封建主和贵族的成就；对于各时期的建筑物及其特征，只是罗列现象，
没有发展的观点。元、明、清三个朝代，因限于时期，省略过甚。当时为了
节省篇幅而用文言；并且引经据典时，只用原文而不再加解释；给读者增加
了不便。有许多建筑，因缺乏文献资料，单凭手法鉴定年代，以致错误。例
如五台佛光寺文殊殿，在这稿中认为是北宋所建，最近已发现它脊檩下题字，
是金代所建。又如太原晋祠圣母庙正殿是北宋崇宁元年所建，误作天圣间所
建。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和普贤阁，也可能将金建误作辽建。这类的错误，
将来一定还会发现的。此外缺点还很多，这几个只是其中最突出的而已。
解放后不久，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曾建议付印，我因它缺点严重，没有同
意，现在同意用油印的形式印出，仅是作为一种搜集在一起的“原始资料”，
供给这次听讲的，已经有了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的同志们把它当作一部
“古人写的古书”，来批判参考之用。原稿本有插图，因限于条件，未能一
并印出，也是很大缺憾。
尽管这部稿子写得很不好，它仍然是一部集体劳动的果实。绝大部分资
料都是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人员和工作同志的实地调查，测绘的成果。
在编写的过程中，林徽因、莫宗江、卢绳三位同志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林
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
阅补充。精美的插图都出自莫宗江同志的妙笔，可惜在这油印本中不能与读
者见面，卢绳同志在元、明、清的文献资料搜集和初步整理上费了不少气力。
在这次讲课的同时，我仍将努力将讲义编出，希望能写出一部比较正确
的中国建筑发展的简史，届时将要恳求同志们毫不吝啬地给予指正和批评。
梁思成
一九五四年元月
附文二
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
回忆十年前在费城彭大建筑学院初始研究中国建筑以来，我对于中国建
筑的史料，尤其是以中国建筑命题的专著，搜求的结果，是如何的失望；后
来在欧美许多大图书馆，继续的搜求，却是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究如凤毛麟
角，而以“史”命题的，更未得见。近二三年间，伊东忠太在东洋史讲座中
所讲的《支那建筑史》，和喜瑞仁（Osvald Siren）中国古代美术史中第四
册《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之最初出现于世者。伊东的书止于六朝，
是间接由关于建筑的文字或绘刻一类的材料中考证出来的，还未讲到真正中
国建筑实物的研究，可以说精彩部分还未出来。喜瑞仁虽有简略的史录，有
许多地方的确能令洋人中之没有建筑智识者开广见闻，但是他既非建筑家，
又非汉学家，所以对于中国建筑的结构制度和历史演变，都缺乏深切了解。
现在洋人们谈起中国建筑来，都还不免隔靴搔痒。
十年了，整整十年，我每日所寻觅的中国学者所著的中国建筑史，竟无
音信。数月前忽得一部题名《中国建筑史》的专书，乐嘉藻先生新近出版的
三册，这无疑的是中国学术界空前的创举。以研究中国建筑为终身志愿的人，
等了十年之久，忽然得到这样一部书，那不得像饿虎得了麋鹿一般，狂喜的
大嚼。岂知？ 。
我希望我只须客客气气的说声失望，这篇书评也就省了。但是我不能如
此简单的办，因为对于专门的著作，尤其是标题如此严重的《中国建筑史》，
感到有良心上的责任。
外国人讲我们的东西而没有讲到家的，我们都不应该放松，应该起来辩
驳它或纠正它，或是自己卷起袖子来做他们所未能做到的。现在无端来一部
如此标题的专著，而由专门眼光看去，连一部专书最低的几个条件都没有做
到。在这东西学者众目昭彰之下，我们不能不费些时间来批评他，不然却太
损中国人治学的脸面。
最简单的讲来，这部书既称为“‘中国’‘建筑’‘史’”了，那么我
们至少要读到他用若干中国各处现存的实物材料，和文籍中记载，专述中国
建筑事项循年代次序赓续的活动，标明或分析各地方时代的特征，相当的给
我们每时代其他历史背景，如政治，宗教，经济，科学等等所以影响这时代
建筑造成其特征的。然后或比较各时代的总成绩，或以现代眼光察其部分结
构上演变，论其强弱优劣。然后庶几可名称其实。
乐先生这部书非但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且有几章根本就没有“史”的痕
迹，而是他个人对于建筑上各种设计的意见。如第一章后半“庭园”，他并
没有叙述由文献或实例上所得知道的古今庭园是若何，却只说老太太爱在院
内种葵花，玉米，黄瓜，蚕豆？ 。年青人爱种花，谁有金鱼缸？ 。等等，又
说“庭园应以？ 。，宜有？ 。，可以？ 。，须较？ 。”整整三十八页，而在
绪论中却再三声明其为“属历史一方面”，这岂非指鹿为马？绪论中同时又
说这是“专取一部分研究”，“一部分”是“一部分”，“研究”是“研究”，
何能谓之“史”？
更有令人不解的，除去是否“史”的问题外，就是乐先生章节之分配。
为什么把屋盖与庭园放在一章？如屋盖是中国建筑之一部分，为什么乐老先
生只研究屋盖部分而不研究其他部分如梁，柱，台基，墙，斗拱，门窗装修
等等？而庭园，据乐先生自己说，是一种“特别之建筑装饰”（这是什么意
思先不讲），又为何与建筑“一部分”——屋盖——同一章呢？
如果庭园是特别之建筑“装饰”，依此原则，则宫苑，民居，官衙，寺
观，城市，都成为“特别之建筑装饰”，那么请问建筑之本身又是什么呢？
名称与章节既如上述的令人不解，现在我们单取其中几个普通的例，一
探书的本质。
第一编第七页论屋盖之曲线，先生说，“清代曲线，应载于“工部工程
作法”中，余现手底无是书，故不能举”。请问这是正正经经说的还是当笑
话说的？中国四千年遗留下来的古籍中，关于建筑术的专书，只有宋《营造
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两书存在；而研究四十余年，著中国建筑史的
人，竟能“手底无是书”，已属奇怪，因此“故不能举”，更属奇怪；这岂
是著书立说的人所应有的态度？何不一张白纸，正中间一行楷书，“中国建
筑史”，下写“现因手底无参考书，故不能举”，最为简洁了当？
第一编后半关于庭园的历史或与史微有关系的纪录，则有第十页“周制，
皋门之内，应门之外，有三槐”一段；有“鉏麑触槐而死”的故事，和其它
两三处类似的史料。应门外的三槐，固然是当时的制度。至于赵盾院内有一
株槐树，有甚稀奇？何必大惊小怪引为史证？北方的槐树比北平街上的野狗
还多；赵宅院内有一株槐树，不要说不足为史证，况且何必要证？证又何益？
若连这都要大书特书，则我可以告诉乐先生，晋灵公家里有女人，有厨子，
厨子有手，因为“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 。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
见其手？ 。”。如此做法，则全部四库全书，都成了建筑史了。
乐先生对于史料之选择及应用是如此。至于他对于中国建筑之构造术之
了解，则又何如？再举屋盖为例：他说“？ 。屋盖上之曲线，其初乃原因于
技术与材料上之弱点而成之病象，？ 。其后乃将错就错，利用之以为美，而
翘边与翘角，则又其自然之结果耳”。这是乐先生对中国屋顶之演变唯一的
解释，若是先生必作如是见解，至少也请老先生拿出一点有力的证据来。翘
边翘角又怎么“是其自然之结果”，我们也愿意明白。无论它是结构上有许
多极巧合的牵制所使然的，抑或是因美观上或实用上所需要，在合乎结构原
则之下而成功的，它绝对不是如乐先生所说那样神乎其神的“将错就错”哲
学的“自然结果”。
第二编十四页说，“斗即斗拱（栱？）在檐下者也，此亭上装饰之可考
者也？ 。。”凡是对中国建筑术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斗拱是中国宫室构架
中最重要的有机能部分，而不是装饰；凡是对于中国建筑在史的方面稍有认
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各代建筑不同之特征，在斗拱之构造，大小，及权衡上
最为显著。斗拱在中国建筑上所占的位置，尤其是研究各时代结构演变经过
和形成外观特征上，如此重要，而乐老先生对它，只有不满一行的论说，其
书之价值亦可想见矣。
建筑是一种造型美术（Plastic Art），所以研究建筑的人，对于它形状
的观审，必须精慎。第二编中一大部分是塔之讨论；按其形状，乐先生将塔
分为许多种，并举实物为例，这是很好的态度。但是乐先生的观察，似乎尚
欠准确。例如嵩山嵩岳寺塔，乐先生说是圆的，图也画成圆的；但是关野贞
等《支那建筑史》内照片极清楚是多角的，而评解中也说是十二角的。这是
因为看不清楚所致的错误，难道老先生的眼镜须要重配了吗？
锦县的古塔，老先生也说是圆的；假使这“古塔”是指城内广济寺的塔
说，则其平面是八角的。我自己去摄影并写生过。但是这塔的上部，因为檐
层已毁，棱角消失，看来确是不规则的圆锥一个。若称此为圆塔，则几千年
后，全中国的塔，无论八角，四角，五角，三角的，都要变成圆塔了。在这
里我想责备先生的眼镜也不能了。
至于乐先生对于古建筑年代之鉴别力，即就塔中取一个例，第一条：
北魏兴和时建，今之真定临济寺青塔，六方直筒形，狭檐密层。临济宗尚在后，寺名
当是后世所改。
在这寥寥数字中，除去可证明先生对建筑年代之无鉴别力外，更暴露两
个大弱点，（一）读书不慎，（二）观察不慎；换言之——浮躁。县志卷十
五第四页说：
临济寺，北魏兴和二年建，在城东南二里许临济村。唐咸通八年，寺僧义元有道行，
圆寂后，建塔葬之，遂移寺建于城内。金大定二十五年，元至正三年重修？ 。”
北魏之寺在城外，今之寺在城内，今寺之非魏寺，固甚明显。且塔之建
既在咸通八年，又哪得来魏塔？即使有魏塔，也只应在城外，不应在城内。
志既有金元重修的记录，在形制方面看来，其清秀的轮廓，和斗拱之分部，
雕饰之配置，命题，和雕法，与其它金代砖塔极相似。我自己详细研究过的，
临济寺青塔外（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四卷二期），尚有赵县柏林寺真际
禅师塔，也是金大定间建，形制差不多完全相同，其为金建无疑。这还是由
学问方面着眼；在常识方面，则塔乃临济宗始祖义元禅师的墓塔；“北魏的
义元塔”，直是一部宋版康熙字典，岂止“寺名当在后世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