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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都对他干了些什么？”我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他很好。你看上去也不错，不是吗？”
“爸爸！扇扇！”
“他的衣服，”她说道，“究竟——”
我这时候才明白过来。帕特里克的连身衣裤出了些差错。现在我意识到，他那两条圆胖的大腿被挤压进了袖孔里，袖子太紧，所以这两条腿的血液循环肯定被切断了；衣领就像一个乳房一样垂挂在他的两条腿之间；往上看去，帕特里克的脑袋从分开的胯部里伸了出来，而他的胳膊则不知道迷失在这身衣裤里的什么地方了。这幅景象真是异常壮观。
“你这个呆瓜，”她说道，“你把他给上下颠倒了。”
“这只是你的意见。”我说道。
可是游戏终于结束了。詹妮开始从她的病床上通过电话对我展开了遥控指挥。几天之后，我那位甜美的、亲爱的姨妈安尼塔，一位十几岁时便从爱尔兰来到美国，现在居住在南佛罗里达州另一端的退休护士，神奇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她手里拿着行李箱，愉快地开始着手进行重建的工作。单身规则成了历史。
当詹妮的医生终于允许她回家的时侯，伴随了许多最为严格的命令。如果她希望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的话，那么她就必须尽可能地躺在床上静养。她唯一被允许步行的情况便是去浴室。她一天只能洗一个快速的、简单的澡，然后便只能回到床上继续躺着。不能做饭，不能给帕特里克换尿布，不能出门取邮件，不能举任何比一个牙刷重的东西——这意味着，她体内的孩子，是一个几乎会扼杀掉她的巨大约束。我并没有骗人，的确是完全的卧床休养。詹妮的医生们已经成功地关闭上了早产这扇危险的大门；现在，他们的目标便是，将这扇大门继续关闭至少十二周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小宝宝便会有三十五周大了，尽管仍然很小，却发育完全，能够根据自己的主张迎接外面的世界了。安妮塔姨妈——保佑她那善良的灵魂——将在十二周这一漫长的时间里居住在我们家里。马利对于这位新的玩伴的到来感到十分开心。很快，他便训练安妮塔姨妈学会了为他拧开浴缸的水龙头了。
医院的一位技师来到了我们家，将一个导尿管插入了詹妮的大腿间，她将这个导尿管连接在了一个绑缚在詹妮腿上的小小的由电池供电的抽水泵上，并将止痛剂连续输送进了她的血流里。她似乎认为这些举措还不足够，于是为詹妮配备了一个看上去仿佛是拷打设备的监测系统——一个体积过大的吸盘，连接着一团接在电话机上的乱糟糟的电线。吸盘通过一个有弹性的带子绑缚在了詹妮的腹部上，记录着胎儿的心跳以及任何宫缩的情形，一天三次，然后将这些情况通过电话线发送给一位负责监视麻烦出现的第一线索的护士。我跑去书店里，然后带着丰富的阅读材料返回家中，在最初的三天里，詹妮贪婪地阅读着这些书籍。她努力去保持情绪的高昂，可是，厌倦、烦闷、时时处于对她那未出生孩子的健康状况的不确定之中，这一切都合谋起来，想把她拖垮。最糟糕的是，她还是一个十五个月大的孩子的母亲，可是医生却不允许她去举起她的孩子，同他玩耍，在他饥饿的时候给他喂食，当他浑身脏兮兮的时候给他洗澡，当他难过的时候将他抱起来、亲吻着他的脸颊。我会把帕特里克放在床上，在那儿，他可以拉扯着她的头发，将他的手指头伸进她的嘴巴里。他会指着悬挂在床的上空的旋转着的桨状物，然后说道：“妈妈！扇扇！”这会让詹妮微笑起来。可是，她会慢慢地因长期禁闭而发疯的。
当然，在这段禁闭期间，她忠实的同伴便是马利了。他在詹妮床边的地板上安营扎寨了，用一大堆类别广泛的用以咀嚼的玩具以及生牛皮骨头将自己重重包围起来，等着万一哪天詹妮改变了想法，决定从床上跳下来，加入到一场小小的一时冲动的拔河比赛之中。他夜以继日地守候在那儿。当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会发现安妮塔姨妈正在厨房里煮着晚餐，而帕特里克则坐在她旁边的有弹性的椅子上。然后，我走进卧室里，会看到马利站在床边，下巴搁在床垫上，尾巴摇摆着，鼻子轻轻碰擦着詹妮的脖子，而詹妮在读书，或者打盹儿，或者仅仅只是盯着天花板发呆，手臂懒散地垂在马利的背上。我在日历上划出了每一天，以帮助她记录下进展的轨迹，可是，这却起到了反作用，提醒着她每一分钟、每一天的流逝是多么的缓慢。有些人会满足于闲散度日，可惜詹妮却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她生来就是劳碌命，而且，这种被强迫的赋闲无事，正在以一种察觉不到的速度慢慢将她拖垮，每一天，这种状况都会恶化一点儿。她就像是一个被困在赤道无风带里的水手，用一种与日俱增的绝望等待着哪怕是一丝最微弱的风去涨满船帆，从而让旅程能够继续前行。我尽力去鼓励她，说着诸如“一年之后，当我们回首这段痛苦难捱的日子时，我们将会释怀一笑”之类的话。可是，这些鼓励的话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有些日子里，她的眼睛会望向远方，一片茫然。
当詹妮还有足足一个月要继续躺在床上休养的时候，安妮塔姨妈收拾起了她的行李箱，同我们吻别了。她已经尽其所能地待得足够长了，实际上，已经将她的拜访期延长了好几倍，但是她还有一个丈夫在家里面，她半开玩笑地打趣说，如果他靠着冷冻快餐独自生存下来了的话，他或许已经变成野生动物了。于是，我们又一次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
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我们这艘生活之船能够漂浮在海面上，而不致于发生沉船惨剧。黎明时分，我便会起床，洗个澡，然后给帕特里克穿好衣服，给他喂麦片粥和胡萝卜糊，带着他和马利出门散会儿步。然后，在我需要去报社工作的那天，我会把帕特里克寄放在桑迪家里，晚上再去接他回来。中午时间我会回到家里，给詹妮做午饭，把邮件带给她——那是她一天中情绪最高昂的时候，把木棍扔给马利，然后，将因疏忽而呈现出混乱和古旧状态的房子进行一番清理。草坪已经很久没有修剪了，没有洗的衣服堆积如山，后门廊上的屏风在被马利为了追逐一只松鼠而冲撞之后，便一直没有得到过修理。被撕碎了的屏风就这样在风中飘舞了好几个星期，实际上当马利在与卧床不起的詹妮单独相处的漫长的几个小时中，这扇屏风成了马利在后院和房子之间寻找开心、自由进出的狗门了。“我会把屏风修好的，”我向詹妮许诺说，“已经被列上日程了。”但是，我可以看出她眼里的沮丧。她凭借着强大的自制能力才没有从床上一跃而起，去把她的家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晚上，在帕特里克睡着之后，我便会去杂货店购物，有时候，在午夜里，我会在走廊上散会儿步。我们依靠罐装食品、速冻食品以及意大利面制品生活了下来。我忠心耿耿地订阅了好几年的刊物也突然地中断了，原因仅仅是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看什么杂志了。对于此种惨淡的境况，我只能写下这样的一句话：“生活的重担是可以压倒一切的。”
然后，某一天，当我们终于盼来了詹妮怀孕三十五周的日子时，医院的技师来到了我们的门前，然后说道：“恭喜你，女孩，你成功了！你又自由了！”她解下了医疗抽水泵，移走了导尿管，收拾起了胎儿监听器，拿走了医生的书面嘱咐。詹妮终于重获了自由，回到了她正常的生活方式中。没有了束缚，没有了药物治疗。我们甚至可以重新过性生活了。现在，胎儿完全可以存活下来了。分娩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到来。“尽情玩乐吧，”她说道，“你值得享受这个。”
詹妮将帕特里克举过了头顶，在后院同马利顽皮嬉戏，疯狂地投入到了家务活当中。那天晚上，我们出外享受了一顿印度菜以示庆祝，还在一家当地的喜剧俱乐部里观看了一场演出。第二天，我们三个继续欢宴，在一家希腊餐馆吃了顿午餐。可是，服务生刚把我们点的美食端上桌子，詹妮腹中的宝宝便急不可待地要出来见见这个世界了。那天晚上，她还没来得及享受咖哩羊肉，阵痛便开始了。她原本不想让几次宫缩打断她那费尽千辛万苦才得来的在商业区的这个美食之夜。但是此刻，每一次的宫缩都会让她疼得几乎直不起腰来。于是我们飞速赶回到了家里，而桑迪已经在那儿随时待命来接管帕特里克和照看马利了。詹妮在车上等着我，当我抓着她的旅行袋回到车里的时候，她正急促地呼吸着，忍受着越来越强烈的疼痛。等我们到达了医院并登记了一个房间的时候，詹妮的子宫颈已经开到七公分了。不到一个小时，我便怀抱着我们的新生儿走出了产房。詹妮数了数他的手指头和脚趾头，不多也不少。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在警惕着什么，他的胸部变成了玫瑰红色。
“你做到了，”谢尔曼医生宣布说，“孩子漂亮极了，也很健康。”
克罗？理查德？杰罗甘，五磅十三盎司，出生于1993年10月10日。我实在是太开心了，以致于我并没有马上联想到有关这次怀孕的一个悲惨的反讽——我们花费了大笔钱定了一间豪华套房，结果因为产程实在是太短了，我们完全没有好好享受这间昂贵的套房。如果分娩的速度再快一些的话，詹妮很有可能就把孩子直接生在了德士古站的停车场里了。我甚至都还没来得及摊开四肢躺在“爸爸沙发”上。
考虑到为了将这个孩子平安地带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经历的种种，我们觉得我们第二个儿子的降生是一个头条新闻。可是，对于当地的媒体来说，这条新闻还不够重大和轰动，所以不会将其刊载或播出。尽管，在我们的窗子下面，许多辆电视新闻车正聚集在停车场里，他们的圆盘式卫星电视天线刺向天空。我可以看到手拿麦克风的记者们正站在摄影机前进行着现场报道。“嗨，亲爱的，”我说道，“帕帕奇们（无固定职业的摄影师）为你倾巢而出了。”
一位在房间里照顾新生儿的护士说道：“你们相信吗？唐纳德？庄谱就在走廊上。”
“唐纳德？庄谱？”詹妮问道，“我不知道他也要生宝宝了。”
几年前，当这位地产界大亨搬到了棕榈海滩，在著名的粮食产业女性继承人马乔里？莫里韦德？波斯特以前所居住的占地广阔的宅第安家的时侯，曾经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这块地产名为Mar…a…Lago，意思是“从大海到湖泊”。正如这一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这处地产从大西洋到近岸内航道绵延了十七亩，而且还包括一个有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场。从我们街道的尾端，我们的视线可以穿过码头，看到那座受到摩尔人风格影响的有五十八间卧室的宅第的那个比棕榈树还要高的尖顶。而此刻，在这家医院里，庄谱家与杰罗甘家成了实际意义上的邻居了。
我打开电视机，得知唐纳德的女友玛勒？马普斯刚刚产下了一个女儿，他们俩荣升为骄傲的父母了。他们为女儿取名为蒂凡尼——就在詹妮产下克罗之后没过多久她便出生了。
在电视新闻人员为了捕捉到庄谱带着他们的新生儿离开医院返回到住处的镜头而云集于此的时候，我们便从窗户往外观看着这热闹非凡的空前盛况。当玛勒举起她的孩子供镜头拍摄的时候，她端庄地微笑着；唐纳德挥着手臂，眼神中充满了骄傲。“我感觉棒极了！”他对着摄影机说道。然后，他们便坐进由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离去了。
第二天早上，当轮到我们离开医院回家的时候，一位在医院当义工的和善的退休者带领着坐在轮椅中的詹妮和婴儿克罗穿过了大厅，出了自动门，沐浴在了阳光的照耀下。这儿没有摄影师，没有卫星采访车，没有要播出的新闻采访的原声摘要，没有现场报道，只有我们一家三口和我们这位年长的义工。虽然没有任何人对我进行访问、向我提出问题，可是我也感到“棒极了”。唐纳德？庄谱并不是唯一一个为其后代而备感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