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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惨案-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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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鲁南烽火:临沂大惨案第17节 狂轰滥炸

    临沂位于山东南部,地处交通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4月21日,在台儿庄大战遭到重创的日军第五师团所属国崎旅团攻陷临沂城,之后大肆烧杀,共屠杀平民3000多人,制造了“临沂大惨案”。    
    狂轰滥炸    
    1938年3月初,侵华日军进逼山东临沂边境。驻守临沂的国民党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在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增援下,与进犯临沂的日军展开了近一个月的激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尔后,张、庞两军相继撤出战场,临沂遂于4月21日失守。    
    日军侵占临沂城前,曾先后在城北古城村和战西大岭村制造了两起惨案。    
    3月下旬的一天,天刚放亮,日军如狼似虎地闯入古城村。农民王汉友一家四口躲在地瓜窖里,被日军用点燃的秫秸堵住窖口,活活烧死。接着,日军放火烧房,农民王殿思背起被火烧伤的母亲往外逃,没跑多远,被日军用枪打死,母子双双倒在血泊中;一个躲在墙角里吓昏了的老嬷嬷,被日军拖到街上点火焚烧,老人惨叫,日军却站在一边狂笑。不到一天的时间,古城村就变成一片废墟,断垣残壁,血迹斑斑,全村被杀害62人,有一户被杀绝。逃难的群众在渡河时,又被日军抓住数十人,用刺刀逼着脱光衣服向河里跳,谁不跳,上去就是一刺刀。除个别人死里逃生外,多数人惨死在水中,日军却在岸上狂笑。    
    日军进大岭村后,更是无恶不作。刘志贤母亲的嘴巴、王富德母亲的乳房被割掉,姜志敏之父及祖母等27人被枪杀。躲在村西观音庙里的避难群众,除两人逃脱外,被日军用机枪打死45人。全村300多间房屋被烧光,姜志茂、赵洪义、姜志顺、张守信等四户被杀绝。      
    与此同时,日军不断派飞机对城里狂轰滥炸,特别在城垣弃守之前的两三天内,轰炸扫射日甚一日。一枚炸弹在城内北大街路南王贞一杂货店的防空洞口爆炸,在洞内避难的男女老少30多人,有的被炸死,有的被闷死,无一幸免。颜家巷郁鸣漪一家,除本人逃出外,其他人全部遇难。郁本人也因忧愤过度当晚自缢身亡。西门里路南开杂货店的李润生之父被炸死在自己家中。在西门里天主堂内避难的群众被炸死炸伤300多人,修女尤姑娘被炸得骨肉分离,糊到墙上。住在洗砚池附近的刘玉芝老人在回忆日军飞机轰炸惨状时,恨得打哆嗦,难过得想哭。她说:“俺父亲当时52岁,就是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的。他浑身都炸成了肉渣子,只剩下了一个头。出殡时是配上假身子安葬的。打那以后,俺母亲就领着俺姊妹三人出外逃难去了。我母亲因为死了亲人,生活又没有着落,整天哭得死去活来,连饿带病,一年以后也死去了。那次鬼子的飞机轰炸,光俺院就炸死了四口人。有个唐大娘藏在地窖子里,被炸得鼻孔窜血而惨死。还有个卖炭的,他老婆被炸没了影,后来在院子里只扒出了一条腿。有个小女孩才一岁,脑瓜子被炸得稀巴烂,一绺头发和血肉黏在一起,糊到了墙上。”    
    日军进城后,在大街小巷密布岗哨,架上机枪,挨户搜查,堵门截杀。日军每到一家,遇人就是一刺刀,对中青年妇女先奸后杀,连老人、小孩也不放过。未及走脱的居民纷纷越墙,向西门里天主教堂方向寻求避难。可是,    
    德国神甫紧闭大门,万呼不应,走投无路的难民瞬间聚集700之众。这时,丧心病狂的日本兵,一面从教堂西面向难民扫射,一面在教堂以东各个路口用机枪堵截,毫无遮挡的人群纷纷倒下。    
    这是第一次集体大屠杀,没听说有谁逃得出去。事后用车拉了好多天,才把尸首清理干净。


第六部分 鲁南烽火:临沂大惨案第18节 血泪回忆

    日军在临沂城内,穷凶极恶,逢人便杀,毫不留情。日军进城的当天,发现了在城内西北坝子三个防空洞及西城墙根躲难的群众,于是,先用机枪扫射,再用刺刀戳杀,480多人全被残害。宁振芳是此次屠杀的幸存者,当时还小,才出生48天。她全家10口人被杀了9口,就剩下她孤零零一人。当时她全家人都藏城墙洞子里。鬼子发现后,把洞子里的人全都用刺刀刺死。她母亲穿着件大棉袄,上下挨了三刺刀。因为她身体小,正趴在母亲怀里吃奶,没有被刺着,幸亏街坊陆大爷在事后盖尸时发现她还有口气,才被救出,抱给宁孙氏大娘收养,长大成人。幸存者孙建芝是临沂城书院街人,每逢想起自己的亲人惨遭鬼子杀害的情景,就气得浑身发抖。他说:“鬼子进城时,许多人家都逃难走了,我家因老的老、小的小,只好躲到城墙洞里去。一天下午,我和母亲实在渴极了,就一块出来找水喝,结果被鬼子发现,跟踪到城墙洞前。鬼子先是往里面打枪,扔手榴弹,接着又放毒气。我三舅当场被打死,三舅母被打断了腿。我的棉袄被子弹穿了好几个洞,幸亏没打着皮肉。我大舅、舅母和表哥实在坚持不住了,就一起爬出去,结果都被鬼子刺死。当时俺们心想,与其叫鬼子杀死,还不如自己死了好。于是就一起跑到丁家园跳了井。我姥姥和姐姐是先跳进去的,都沉下去了,我和母亲是后跳的,因井底塞满了跳井的人,所以没淹死。事后,我母亲、二姐和我被救活,又躲到徐家园地窖里藏了起来。在那里,白天不敢露头,只有半夜里出来找口水喝,找些树叶、野草充饥,身上瘦得皮包骨头。就这样,俺娘仨在地窖里整整呆了100多天。”在火神庙附近住的李树英老人回忆起日军屠杀暴行,更是恨得咬牙切齿,说:“火神庙有个地窖子,鬼子进城时,许多人都往那里跑。正跑着,有一个鬼子抓住了郑嬷嬷,要糟蹋她。俺三公爹就因为说了一声‘她老了’,就被鬼子一刺刀捅死,郑嬷嬷被强奸以后,也被刺死。和俺三公爹一起跑的还有两个邻居,也都被鬼子刺死。”孟庆祥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忍,每每想起当时情景,就出奇愤怒,说:“住在我屋后的马进元,鬼子来了,他往南堂医院的墙上爬,叫鬼子一刺刀刺死了。靠我家的屋山墙,有个人叫侯祥,50多岁,他在井台上提水,被鬼子一刺刀刺死了。徐老头老两口,一听到天主教堂打钟,就往东边老郑家的地窖子跑。一个炸弹扔下来,两人都被炸没了,事后发现,附近的树上挂着一个小‘纂’(即妇人的发髻)。”王建德一家和邻居老常家娘俩、老石家一家15口,一共20人,为了躲难,都藏在北城墙根的地洞里,天傍黑时,被鬼子看见,朝洞里打了一梭子机枪。因这个洞子是丁字形的,人躲在两边,没被打着。鬼子在外边咿哩哇啦地直叫,老石家的老头因为会说几句朝鲜话,就领着全家人出洞了。跟着鬼子出去大约两丈多远,就听着外边叫喊的没个人腔儿。过了好大一会,他家和老常家5口人一起出来,看见老石家一家人全被鬼子杀死了。李玉英家住临沂城西关书院街北马道。鬼子进城时,突然窜到她家,把她的公婆和丈夫全拉了出去。她吓得抱着刚满月的孩子钻到了床底。她怕孩子哭让鬼子听见,就用奶头塞住孩子的嘴,紧紧地搂在怀里,没想到,把孩子给活活的憋死了。她在床底下趴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见失去了孩子想自杀,没有死成,最后设法找了绳子,从西城墙上坠绳出城逃跑,才总算幸免于难。    
    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军在临沂城的血腥大屠杀持续时间之长、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西门里大公巷一少女,被日军轮奸后又用刺刀刺死。老营坊巷东一女青年,被敌人轮奸致残后死去。日军从南门里一杂货店院里的防空洞中搜出20余人,当场全部用刺刀刺死。崔家巷一户的小孩子出疹子,按中国人的惯例,门口挂红布条,日军怕“传染病”,点火将小孩活活烧死。日军搜查城隍庙东杨家园时,妇女纷纷跳井自杀,顷刻之间,死尸塞满井筒。茶棚街胡士英家的防空洞较大,藏人很多,日军堵门用机枪扫射,并向洞内扔手榴弹,死者无数。日军走时,还在胡家大门上写着:此院死尸大有。北门里路西一老太太年过70,卧病数月,生命垂危,全家7人围守病床,未及躲避,日军进院后将男子全部刺死,女的被迫背起病人一同跳井。城内居民凡被日军发现者均惨遭毒手。一次,日军驱赶着30多人清扫北大寺(今东风制药厂处),干完活,说叫他们站队点名,结果被机枪点射,全部丧生,尸体被推进大湾内。    
    全城的幸存者寥寥无几,有的在地窖内东躲西藏多日,挣扎活命;有的白天在炉膛内藏身,深夜从城墙水道中爬出,住在南关美国医院的近百名原国民党第四十军伤员,连夜转移到郊外,多数重伤员死在医院附近的麦田里,曝尸旷野,无人敢收。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在城西疯狂屠杀十余日后还嫌不够,又在火神庙旁和南门里路西设了两处杀人场,用军犬、刺刀屠杀无辜群众以取乐。王学武的父亲被日军用刀剁成三截;徐廷香之父、吕宝禄等被军犬活活咬死。全城被害群众计2840余人,加上沿途杀戮,共达3000人以上。    
    日军在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同时,还纵火毁城。从火神庙以西、槽王庙前玉聚福街东、洗砚池以南,北到石碑坊、畅家巷至刘宅一带,大火一直延续六七天,整个城西南隅化为灰烬。南关老母庙前、阁子内外,房屋全被烧光。至于其他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


第六部分 鲁南烽火:临沂大惨案第19节 奴化教育

    随着日军的大举进攻,对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和经济掠夺也就开始了。    
    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日军强化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先后在临沂城设立了临沂中学、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沂州模范小学、兴亚小学和励廉小学,在场头、独树头等十几处农村集镇设立了小学。学校主要由日本教官管理,所开“修身”、“体育”、“历史”等课的内容大都是宣传“东亚共荣”、“中日亲善”和武士道精神。    
    为了把青少年“务期养成兴亚中坚分子”,日本侵略者一方面通过汉奸、警察加紧监视、控制,还在1941年开始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强行在沦陷区的学校里推行“自肃训练”,在学生中加强“思想之考查”。    
    1944年春,日军在临沂城里原“大夫第”旧址设立了安放战死日军将士骨灰的“神社”,日伪人员强迫学校师生去开追悼会或吊唁,并明令各校每月8日和9日上午,一律为日军侵华举行“必胜祈祷式”。    
    日军在占领区的奴化宣传由“宣抚班”操纵。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各部队连队以上都设有“宣抚班”组织。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教化安抚”、“剿抚兼施”的工具。占领临沂后的日军山本旅团,该部“宣抚班”编号为九九三,组成人员中日本人和汉奸各半,班长中山幸夫,系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特务。汉奸多为通日语的“满洲国”人。    
    临沂大屠杀不久,“宣抚班”就把“宣抚”临沂头面人物和哄骗逃反居民回城作为首要任务。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查出逃反在外的地方实力派人物的地址,施以威逼利诱和手段,使他们回城。清末民初的中将钱广汉、钱广湘就是这样返城的。    
    日军“扫荡”我根据地时,在日军的烧杀抢掠之后,“宣抚班”带着医护人员,除医治日军伤病员外,也偶尔对伤病群众进行诊治,借以规劝老百姓做皇军“顺民”。“宣抚班”还利用节日和农村大集,在群众中鼓吹“中日亲善”、“东亚共荣”。    
    侵占临沂的日军对临沂人民群众财产的掠夺,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由于日军的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据《大众日报》1942年4月4日报道:“台(儿庄)潍(坊)公路两侧的民众苦不堪言。时粮价昂贵,小麦每升涨至17元(战前每斗0.9元——编者注),高粱每升12元(战前每斗0.5元)。民众用花生壳充饥。”敌占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警备费”、“建设捐”、“和平救国活动捐”,每亩地就分摊100元,贫雇农简直无法生存。    
    日本法西斯早就对齐鲁大地的矿藏资源和文化宝藏垂涎三尺,临沂沦陷后,日本宪兵队沂州分遣队加紧了对当地的镇压和掠夺文化。    
    1937年秋,临沂城南郯城县农民罗佃邦翻地时得一特大天然金刚石,重一两八钱(合281.2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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