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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鲁南烽火：临沂大惨案第17节 狂轰滥炸
临沂位于山东南部，地处交通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１日，在台儿庄大战遭到重创的日军第五师团所属国崎旅团攻陷临沂城，之后大肆烧杀，共屠杀平民３０００多人，制造了“临沂大惨案”。
狂轰滥炸
１９３８年３月初，侵华日军进逼山东临沂边境。驻守临沂的国民党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在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增援下，与进犯临沂的日军展开了近一个月的激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尔后，张、庞两军相继撤出战场，临沂遂于４月２１日失守。
日军侵占临沂城前，曾先后在城北古城村和战西大岭村制造了两起惨案。
３月下旬的一天，天刚放亮，日军如狼似虎地闯入古城村。农民王汉友一家四口躲在地瓜窖里，被日军用点燃的秫秸堵住窖口，活活烧死。接着，日军放火烧房，农民王殿思背起被火烧伤的母亲往外逃，没跑多远，被日军用枪打死，母子双双倒在血泊中；一个躲在墙角里吓昏了的老嬷嬷，被日军拖到街上点火焚烧，老人惨叫，日军却站在一边狂笑。不到一天的时间，古城村就变成一片废墟，断垣残壁，血迹斑斑，全村被杀害６２人，有一户被杀绝。逃难的群众在渡河时，又被日军抓住数十人，用刺刀逼着脱光衣服向河里跳，谁不跳，上去就是一刺刀。除个别人死里逃生外，多数人惨死在水中，日军却在岸上狂笑。
日军进大岭村后，更是无恶不作。刘志贤母亲的嘴巴、王富德母亲的乳房被割掉，姜志敏之父及祖母等２７人被枪杀。躲在村西观音庙里的避难群众，除两人逃脱外，被日军用机枪打死４５人。全村３００多间房屋被烧光，姜志茂、赵洪义、姜志顺、张守信等四户被杀绝。
与此同时，日军不断派飞机对城里狂轰滥炸，特别在城垣弃守之前的两三天内，轰炸扫射日甚一日。一枚炸弹在城内北大街路南王贞一杂货店的防空洞口爆炸，在洞内避难的男女老少３０多人，有的被炸死，有的被闷死，无一幸免。颜家巷郁鸣漪一家，除本人逃出外，其他人全部遇难。郁本人也因忧愤过度当晚自缢身亡。西门里路南开杂货店的李润生之父被炸死在自己家中。在西门里天主堂内避难的群众被炸死炸伤３００多人，修女尤姑娘被炸得骨肉分离，糊到墙上。住在洗砚池附近的刘玉芝老人在回忆日军飞机轰炸惨状时，恨得打哆嗦，难过得想哭。她说：“俺父亲当时５２岁，就是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的。他浑身都炸成了肉渣子，只剩下了一个头。出殡时是配上假身子安葬的。打那以后，俺母亲就领着俺姊妹三人出外逃难去了。我母亲因为死了亲人，生活又没有着落，整天哭得死去活来，连饿带病，一年以后也死去了。那次鬼子的飞机轰炸，光俺院就炸死了四口人。有个唐大娘藏在地窖子里，被炸得鼻孔窜血而惨死。还有个卖炭的，他老婆被炸没了影，后来在院子里只扒出了一条腿。有个小女孩才一岁，脑瓜子被炸得稀巴烂，一绺头发和血肉黏在一起，糊到了墙上。”
日军进城后，在大街小巷密布岗哨，架上机枪，挨户搜查，堵门截杀。日军每到一家，遇人就是一刺刀，对中青年妇女先奸后杀，连老人、小孩也不放过。未及走脱的居民纷纷越墙，向西门里天主教堂方向寻求避难。可是，
德国神甫紧闭大门，万呼不应，走投无路的难民瞬间聚集７００之众。这时，丧心病狂的日本兵，一面从教堂西面向难民扫射，一面在教堂以东各个路口用机枪堵截，毫无遮挡的人群纷纷倒下。
这是第一次集体大屠杀，没听说有谁逃得出去。事后用车拉了好多天，才把尸首清理干净。
第六部分 鲁南烽火：临沂大惨案第18节 血泪回忆
日军在临沂城内，穷凶极恶，逢人便杀，毫不留情。日军进城的当天，发现了在城内西北坝子三个防空洞及西城墙根躲难的群众，于是，先用机枪扫射，再用刺刀戳杀，４８０多人全被残害。宁振芳是此次屠杀的幸存者，当时还小，才出生４８天。她全家１０口人被杀了９口，就剩下她孤零零一人。当时她全家人都藏城墙洞子里。鬼子发现后，把洞子里的人全都用刺刀刺死。她母亲穿着件大棉袄，上下挨了三刺刀。因为她身体小，正趴在母亲怀里吃奶，没有被刺着，幸亏街坊陆大爷在事后盖尸时发现她还有口气，才被救出，抱给宁孙氏大娘收养，长大成人。幸存者孙建芝是临沂城书院街人，每逢想起自己的亲人惨遭鬼子杀害的情景，就气得浑身发抖。他说：“鬼子进城时，许多人家都逃难走了，我家因老的老、小的小，只好躲到城墙洞里去。一天下午，我和母亲实在渴极了，就一块出来找水喝，结果被鬼子发现，跟踪到城墙洞前。鬼子先是往里面打枪，扔手榴弹，接着又放毒气。我三舅当场被打死，三舅母被打断了腿。我的棉袄被子弹穿了好几个洞，幸亏没打着皮肉。我大舅、舅母和表哥实在坚持不住了，就一起爬出去，结果都被鬼子刺死。当时俺们心想，与其叫鬼子杀死，还不如自己死了好。于是就一起跑到丁家园跳了井。我姥姥和姐姐是先跳进去的，都沉下去了，我和母亲是后跳的，因井底塞满了跳井的人，所以没淹死。事后，我母亲、二姐和我被救活，又躲到徐家园地窖里藏了起来。在那里，白天不敢露头，只有半夜里出来找口水喝，找些树叶、野草充饥，身上瘦得皮包骨头。就这样，俺娘仨在地窖里整整呆了１００多天。”在火神庙附近住的李树英老人回忆起日军屠杀暴行，更是恨得咬牙切齿，说：“火神庙有个地窖子，鬼子进城时，许多人都往那里跑。正跑着，有一个鬼子抓住了郑嬷嬷，要糟蹋她。俺三公爹就因为说了一声‘她老了’，就被鬼子一刺刀捅死，郑嬷嬷被强奸以后，也被刺死。和俺三公爹一起跑的还有两个邻居，也都被鬼子刺死。”孟庆祥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忍，每每想起当时情景，就出奇愤怒，说：“住在我屋后的马进元，鬼子来了，他往南堂医院的墙上爬，叫鬼子一刺刀刺死了。靠我家的屋山墙，有个人叫侯祥，５０多岁，他在井台上提水，被鬼子一刺刀刺死了。徐老头老两口，一听到天主教堂打钟，就往东边老郑家的地窖子跑。一个炸弹扔下来，两人都被炸没了，事后发现，附近的树上挂着一个小‘纂’（即妇人的发髻）。”王建德一家和邻居老常家娘俩、老石家一家１５口，一共２０人，为了躲难，都藏在北城墙根的地洞里，天傍黑时，被鬼子看见，朝洞里打了一梭子机枪。因这个洞子是丁字形的，人躲在两边，没被打着。鬼子在外边咿哩哇啦地直叫，老石家的老头因为会说几句朝鲜话，就领着全家人出洞了。跟着鬼子出去大约两丈多远，就听着外边叫喊的没个人腔儿。过了好大一会，他家和老常家５口人一起出来，看见老石家一家人全被鬼子杀死了。李玉英家住临沂城西关书院街北马道。鬼子进城时，突然窜到她家，把她的公婆和丈夫全拉了出去。她吓得抱着刚满月的孩子钻到了床底。她怕孩子哭让鬼子听见，就用奶头塞住孩子的嘴，紧紧地搂在怀里，没想到，把孩子给活活的憋死了。她在床底下趴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见失去了孩子想自杀，没有死成，最后设法找了绳子，从西城墙上坠绳出城逃跑，才总算幸免于难。
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军在临沂城的血腥大屠杀持续时间之长、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西门里大公巷一少女，被日军轮奸后又用刺刀刺死。老营坊巷东一女青年，被敌人轮奸致残后死去。日军从南门里一杂货店院里的防空洞中搜出２０余人，当场全部用刺刀刺死。崔家巷一户的小孩子出疹子，按中国人的惯例，门口挂红布条，日军怕“传染病”，点火将小孩活活烧死。日军搜查城隍庙东杨家园时，妇女纷纷跳井自杀，顷刻之间，死尸塞满井筒。茶棚街胡士英家的防空洞较大，藏人很多，日军堵门用机枪扫射，并向洞内扔手榴弹，死者无数。日军走时，还在胡家大门上写着：此院死尸大有。北门里路西一老太太年过７０，卧病数月，生命垂危，全家７人围守病床，未及躲避，日军进院后将男子全部刺死，女的被迫背起病人一同跳井。城内居民凡被日军发现者均惨遭毒手。一次，日军驱赶着３０多人清扫北大寺（今东风制药厂处），干完活，说叫他们站队点名，结果被机枪点射，全部丧生，尸体被推进大湾内。
全城的幸存者寥寥无几，有的在地窖内东躲西藏多日，挣扎活命；有的白天在炉膛内藏身，深夜从城墙水道中爬出，住在南关美国医院的近百名原国民党第四十军伤员，连夜转移到郊外，多数重伤员死在医院附近的麦田里，曝尸旷野，无人敢收。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在城西疯狂屠杀十余日后还嫌不够，又在火神庙旁和南门里路西设了两处杀人场，用军犬、刺刀屠杀无辜群众以取乐。王学武的父亲被日军用刀剁成三截；徐廷香之父、吕宝禄等被军犬活活咬死。全城被害群众计２８４０余人，加上沿途杀戮，共达３０００人以上。
日军在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同时，还纵火毁城。从火神庙以西、槽王庙前玉聚福街东、洗砚池以南，北到石碑坊、畅家巷至刘宅一带，大火一直延续六七天，整个城西南隅化为灰烬。南关老母庙前、阁子内外，房屋全被烧光。至于其他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
第六部分 鲁南烽火：临沂大惨案第19节 奴化教育
随着日军的大举进攻，对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和经济掠夺也就开始了。
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日军强化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先后在临沂城设立了临沂中学、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沂州模范小学、兴亚小学和励廉小学，在场头、独树头等十几处农村集镇设立了小学。学校主要由日本教官管理，所开“修身”、“体育”、“历史”等课的内容大都是宣传“东亚共荣”、“中日亲善”和武士道精神。
为了把青少年“务期养成兴亚中坚分子”，日本侵略者一方面通过汉奸、警察加紧监视、控制，还在１９４１年开始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强行在沦陷区的学校里推行“自肃训练”，在学生中加强“思想之考查”。
１９４４年春，日军在临沂城里原“大夫第”旧址设立了安放战死日军将士骨灰的“神社”，日伪人员强迫学校师生去开追悼会或吊唁，并明令各校每月８日和９日上午，一律为日军侵华举行“必胜祈祷式”。
日军在占领区的奴化宣传由“宣抚班”操纵。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各部队连队以上都设有“宣抚班”组织。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教化安抚”、“剿抚兼施”的工具。占领临沂后的日军山本旅团，该部“宣抚班”编号为九九三，组成人员中日本人和汉奸各半，班长中山幸夫，系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特务。汉奸多为通日语的“满洲国”人。
临沂大屠杀不久，“宣抚班”就把“宣抚”临沂头面人物和哄骗逃反居民回城作为首要任务。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查出逃反在外的地方实力派人物的地址，施以威逼利诱和手段，使他们回城。清末民初的中将钱广汉、钱广湘就是这样返城的。
日军“扫荡”我根据地时，在日军的烧杀抢掠之后，“宣抚班”带着医护人员，除医治日军伤病员外，也偶尔对伤病群众进行诊治，借以规劝老百姓做皇军“顺民”。“宣抚班”还利用节日和农村大集，在群众中鼓吹“中日亲善”、“东亚共荣”。
侵占临沂的日军对临沂人民群众财产的掠夺，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由于日军的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据《大众日报》１９４２年４月４日报道：“台（儿庄）潍（坊）公路两侧的民众苦不堪言。时粮价昂贵，小麦每升涨至１７元（战前每斗０．９元——编者注），高粱每升１２元（战前每斗０．５元）。民众用花生壳充饥。”敌占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警备费”、“建设捐”、“和平救国活动捐”，每亩地就分摊１００元，贫雇农简直无法生存。
日本法西斯早就对齐鲁大地的矿藏资源和文化宝藏垂涎三尺，临沂沦陷后，日本宪兵队沂州分遣队加紧了对当地的镇压和掠夺文化。
１９３７年秋，临沂城南郯城县农民罗佃邦翻地时得一特大天然金刚石，重一两八钱（合２８１．２５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