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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偎而眠大草地里没有民宅可以宿营，有时就连一块平整又干松的土地都很难找到。到了夜晚，女人们不得不停下来，几个人凑在一起依偎着过夜。
贺子珍虽然早在过草地之前就开始徒步行军，但她的担架并没有取消。担架是毛泽东在贺子珍负伤时留给她的，担架的样子很特别，主体是由竹竿组成，底部有着四条腿，放下时，伤病员的身体离地有一段距离，可以防泥泞潮湿。担架还有个篷顶，可以遮风挡雨，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条乌篷船。
与贺子珍并肩而行的钱希钧和钟月林，由于一路上跋涉的辛苦，她们扔掉了随身所带的物品。有一次，钱希钧又要扔掉一条红色的薄毯子，钟月林觉得太可惜，就说：“别扔掉，我来背吧！”可是，她也背不了多久，就背不动了，最后还是不得不扔掉。到了晚上可就惨了，要铺的没有，要盖的还是没有。由于草地上天气就像是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常常急风裹挟着大雨。每到这时，贺子珍总是在担架上支好油布，叫她们过来一块儿休息。于是她们把脸盆当作凳子，靠在贺子珍的担架旁一觉睡到天亮。
长征这一路，贺子珍总是言语不多，默默地为身边的战友做好她力所能及的一切。白志文回忆长征途中在干部休养连的那段时光，曾这样评价贺子珍：“贺子珍同志跟随中央纵队休养连长征以来，一直是全连的表率。从于都出发到雪山脚下，一万多里地一直步行，途中遇敌机轰炸，身上受了伤，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给了一副担架她不坐；休养连又给她找了一匹老骡子，青毛都变白了，她也从不骑，只是上山时才揪住骡子尾巴。因为她很平易近人，经常帮助我们伤员料理生活，同喝一锅野菜汤，我们有些话都愿意跟她说。”［1］
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女人们终于走出了大草地，走出了这片死亡地带。这里所指的七天，对于在不同的战斗序列的女人来讲，行程日期也不尽相同，但从各种素材的记载上看，走过这片大草地的女人们全部用了七天时间。
西风铁马踏冰河西风铁马踏冰河
当散落在绿色边缘的整齐的两层小楼出现在眼前时，女人们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了。但这些并非海市蜃楼的冒着炊烟的建筑，重新燃起了她们生的希望，给她们绵软的腿脚增添了力量。紧接着，她们又看见了肥硕的牛羊和三五成群的当地百姓。
红军踏上了坚实的陆地，他们走进了班佑这座非常特别的小镇。他们所见到的房子是用牛屎搭砌而成，底层养牛，上层住人。终于结束了在风雨中露营的生活，谁还管房子是用什么材料建筑，反正可以在房屋里暖暖身子了。还有烤得香喷喷的牛肉、羊肉……她们尽情地吃、尽情地睡，七天七夜所受的苦和累得到了补偿，女人们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绝处逢生的喜悦。
中央所在的右路军走出草地后，为了使战士们都能吃饱肚子，部队被有秩序地分散到班佑、巴西或其他附近的村庄。在这一带休整了几天，一方面部队补充给养，战士们恢复疲劳，另一方面等待左路军在此会合，共同北上。
这几天里，干部休养连重新调整。因考虑到伤病员全部集中在一个连队，负担过重，行动不便，组织上决定撤销这一编制，把伤病员分散到其他各个单位。当刘少奇来宣布这一决定时，女人们悲喜交加，她们终于放下了包袱，可以轻装前进了，但这么长时间以来建立起的战斗友谊又使她们不愿分开。
中央也不愿意分开。当右路军总也等不到左路军来会合时，中央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敏感的神经告诉他们：有人想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于是，1935年9月9日深夜，抑或是9月10日凌晨，［1］党中央不得不采取行动。
为此，张国焘勃然大怒，他把部队重又拉回了阿坝，并对左路军中原一方面军的人采取了不露声色的监管，就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康克清夫妇也承受了软禁、夫妻分离的磨难。
与中央所在的一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女人，经过短暂的行军，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而跟随四方面军南下西征的女人，却遭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西风铁马踏冰河左路军南下（1）
1935年9月9日深夜，战士们正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一阵阵急促而有力的叫喊声，让他们回到了现实：“起来，快点起来！队伍马上出发了。”刘英所在的中央三队是这样，李坚真所在的政治部是这样，女人们所在的右路军中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们，在这天夜里统一行动了。
没有人问部队要去什么地方，即便问了，也没有人回答。但女人的心中似乎早就有所察觉，一直等待的左路军迟迟不来，让她们产生了怀疑。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跑了几十里路，天色微明时，看到一骑人马飞驰而来。张闻天带着几名警卫人员来到中央三队队伍的面前。他简短地说明了这次行动的动机，大家意料中的事终于发生了。
9月3日，张国焘给右路军发来一封电报，说左路军在阿坝被洪水阻隔，无法继续北上，建议放弃北上和东进，并重提他原来向南向西推进的主张。中央接到电报后，感到问题很严重。以后，在张国焘与陈昌浩密切的联系中，张国焘意欲南下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所有这一切都被陈昌浩身边的叶剑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不时地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张国焘要分裂红军，另立党中央，中央不得不采取行动。
当陈昌浩得知毛泽东等带一方面军连夜北上的消息后，与徐向前商量此事，徐向前毫不迟疑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果真只派参谋长李特带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四方面军的部分人追了上去。一路上，中央曾派陈赓、宋任穷率干部团在一个小山头上一面劝说一面阻拦。但未能奏效，李特还是赶到了巴西，并对着战士们大喊：
“四方面军的同志，回过头来，停止前进！”
“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我们打到成都吃大米去！”
毛泽东劝解无效，最后无奈地说：
“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有重新会合的机会。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
“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这是9月10日在巴西的一幕，这一幕让当时正在中央三队的刘英难以忘怀，这一天成了红一、四方面军分道扬镳的日子。
陈赓给她画了个圈就在行动的当天，危秀英带着民运部的几位女战士还在下乡筹粮。她们走街串户，买了很多粮食，于是，危秀英找林伯渠写了个条子，准备请陈赓团长派战士运送回部队。
危秀英拿着林老写的条子兴冲冲地跑去找陈赓。陈赓接过纸条，却绝口不谈派兵的事。危秀英很着急，不由得质问他。陈赓仍不正面回答危秀英，而是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让危秀英呆在圈子内不许随便离开，说好晚上再来叫她，便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危秀英晕了，好你个陈赓，在搞什么鬼哟！作为干部团的团长，女人们和陈赓都很熟悉，平时，这位年轻人也愿意和老大姐们开开玩笑，有时也免不了一些恶作剧。但这次看起来却不像，他一脸的严肃，而且神色匆忙。危秀英只好等。
夜色正浓的时候，陈赓回来，依然神色匆匆。危秀英大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他指着一条小路告诉危秀英，让她顺着这条路去找林伯渠问答案。危秀英整整跑了一夜，才追上了部队，见到了林伯渠。当林老把前因后果说给她听时，危秀英恍然大悟：这天夜里中央有特别行动，可陈赓又不能将此事告诉他人，为了危秀英的人身安全，也为了特别行动不出差错，只好委屈了危秀英傻等在他画定的圆圈里。
危秀英是个胆大心细的人，别看她矮矮的个子，她的胆子在这三十多个女人中是最大的。她从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别人怎么看自己，她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冲到最前端，只要是她自己认为对的，她就会坚持，并把事情做好。在长征路上，不知道她曾经救助过多少战友，有的在枪林弹雨中，也有的在荒山野岭。说她从没想到过自身的安全，这似乎太绝对，也太不客观，但她确实是把战友的安危放在自己的心上，甚至放在自己生命的前面。所以，这一路上，她能够不断地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而救助他人。
就在党中央采取行动的这天晚上，右路军中的一、四方面军战士情绪非常不稳定，林伯渠让危秀英去四方面军队伍中带出一个想跟随一方面军北上的连队，她没有推脱，转身走进四方面军的阵营。
这个连队跟随危秀英走出驻地时，天色微明，路边的四方面军看见穿着一方面军军装的危秀英，立刻围了上来。危秀英用眼睛的余光示意这个连队的负责人，带队伍继续走不要停下来。因为同是四方面军的人，这个连队的行动并没有引起其他四方面军人的注意。
连队走出了四方面军的视野，危秀英却被四方面军中另外的一些战士们团团围住。那些不明真相的战士们甚至用刺刀尖抵住危秀英的胸膛，危秀英也不甘示弱，她顺势掏出了手枪：“不管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要执行中央的决定，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危秀英在长征途中是政治战士，一路上不知给沿途的老百姓做过多少次宣传演讲，做过多少个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她的话句句掷地有声。
西风铁马踏冰河左路军南下（2）
但她所面对的毕竟是一帮受了蒙蔽的战士，他们的回应更是句句强硬：
“谁跟你们是自己人，你们是机会主义！”
“别听她胡说，把她绑起来！”
正当四方面军咄咄逼人地扭住危秀英，七嘴八舌地理论的时候，周恩来正好路过这里。这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战士们的心目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经他一询问，四方面军的战士只顾向首长汇报，危秀英在周恩来的警卫员的示意下，悄悄地走开了。因为周副主席已经关注了，便没有人再为难她，就这样危秀英躲过了一劫。
这个小个子危秀英这一次居然不再满足一个一个地救人，而是一下子就从另一阵营中带出了一个连的人。
李伯钊三过草地当党中央采取行动，带领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中的第一、三军星夜离开驻地的时候，李伯钊正在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培训宣传员。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得知消息后，马上派警卫员张秀夫，通知妻子李伯钊速回政治部。
当时，政治部驻守在巴西向北一点，一个叫阿西的镇子里。当李伯钊和张秀夫，以及在途中遇到的刘志坚等一同返回巴西时，总政治部已先行撤走，整个驻地全是四方面军的人。他们一到，便不由分说被赶进一个藏民的木楼里关押起来。
李伯钊极具文艺天赋，在班佑同四方面会师时她还是战士们力捧的歌舞明星，不久前还在教战士们唱那首《庆祝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曲，怎么转眼间却被自己的观众、自己的战友扣押？她当然想不通。她大声地向着楼下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喊：“哪有红军扣留红军的道理！”
李伯钊的据理力争，非但没有放她去追赶一方面军，她还被开除了“党籍”，说她是“反革命奸细”、“右倾机会主义侦探”。并被迫随四方面军南下，重又回到茫茫的大草地。
在四方面军的日子里，李伯钊一直找机会、想办法回到党中央的怀抱，那里有她最信任的首长，有她朝夕相处的战友，有她日思夜想的丈夫。终于有一天，在时任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的帮助下，她见到了朱德。这位被安排在左路军的红军总司令，面对此时的处境，不仅仅对李伯钊爱莫能助，就连他自己也陷入了张国焘的重围。但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军还是给予了李伯钊精神上的安慰和行动上的指点。
朱德告诉李伯钊：“张国焘要是还打红旗，就跟着走，他要是打白旗，就跟他斗。”［1］于是，李伯钊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在四方面军的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才能，并担任四方面军工农剧社社长，她利用带领剧团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的机会，深入到四方面军的基层，与广大指战员倾心交谈，引导他们认清眼前的形势，走红军的道路，不能偏离革命的方向。
李伯钊也常常到四方面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