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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走红军的道路，不能偏离革命的方向。
李伯钊也常常到四方面军党校，看望被调到那里工作的康克清。一次康克清得了伤寒，病得很严重，李伯钊看到她一脸憔悴的样子伤心地哭了，引得康克清这位坚强的“女司令”也流了许多眼泪。
1936年6月，一天，当她带领剧社的演员到甘孜、炉霍一带，下基层为战士们演出时，她们意外地遇上了红二方面军。就像遇到救星一样，李伯钊将在四方面军的一切说给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当即，她被留了下来。之后，她再一次随二方面军过大草地，成为红军长征途中第一个三过草地的女红军。
当左路军和二方面军到达甘肃洮州时，遇到了前来接应的彭德怀。听完李伯钊叙述的她在四方面军的所见所闻以后，彭德怀派她去到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那里，找来了一份张国焘在松冈开会时的记录，上面记载着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罪证。
为此，在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李伯钊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斗争精神，体现了在大是大非面前，一个女革命者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康克清离开总司令康克清自从跟朱德结婚以来，两个人很少分开。在长征途中，她是唯一可以跟在丈夫身边行军的女人。但在左路军中，自从朱德拒绝和张国焘一起分裂中央以后，张国焘就对这对司令夫妇实施了暗地里的监管。没过多久，总司令的马被偷，警卫员也被撤走，机关小灶也不再给他们打饭，粮食要由他们自己来筹集。还有一招更露骨，竟然把康克清从总司令的身边调走，让她到党校工作，远离总司令，不能天天回家。
这位红军最高指挥官的夫人，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开始了集体宿舍生活。这样的待遇，对一个有身份、有地位、一直受人仰慕和敬重的女人来讲，有些难以适应。但这位经常出入前沿阵地的“女司令”，却把这当作是一次深入基层的机会。
在党校，和康克清住在一个屋子里的是四方面军少共妇女部的部长刘坚。她本是张国焘派去监视康克清的，但在康克清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站在了康克清的一边，为挽救四方面军重新回到北上的征途做出了努力。
刚刚认识这个女部长，康克清就发现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小姑娘，说话办事雷厉风行，泼辣能干，而且很有正义感。于是，康克清有意靠近她，很快，两个女人便成为知己，从此，刘坚再也没向张国焘去汇报过关于康克清的一举一动。
其实，康克清与刘坚，在不久以前就曾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一次，刘坚带女子担架队收容伤病员。忽见路边有个女红军，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刘坚跑上去，训练有素地把手伸到她鼻子底下试了试，人没有死还有点儿气，只是脑门滚烫，在发高烧。刘坚马上叫人把她抬上担架，送医院抢救。但此时，刘坚并不知道她所救助的就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夫人康克清。
住进一个房间以后，康克清经常和刘坚一起分析当时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在刘坚清楚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企图以后，主动站在朱德和康克清的立场上，维护一个党中央。
西风铁马踏冰河左路军南下（3）
但她所面对的毕竟是一帮受了蒙蔽的战士，他们的回应更是句句强硬：
“谁跟你们是自己人，你们是机会主义！”
“别听她胡说，把她绑起来！”
正当四方面军咄咄逼人地扭住危秀英，七嘴八舌地理论的时候，周恩来正好路过这里。这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战士们的心目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经他一询问，四方面军的战士只顾向首长汇报，危秀英在周恩来的警卫员的示意下，悄悄地走开了。因为周副主席已经关注了，便没有人再为难她，就这样危秀英躲过了一劫。
这个小个子危秀英这一次居然不再满足一个一个地救人，而是一下子就从另一阵营中带出了一个连的人。
李伯钊三过草地当党中央采取行动，带领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中的第一、三军星夜离开驻地的时候，李伯钊正在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培训宣传员。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得知消息后，马上派警卫员张秀夫，通知妻子李伯钊速回政治部。
当时，政治部驻守在巴西向北一点，一个叫阿西的镇子里。当李伯钊和张秀夫，以及在途中遇到的刘志坚等一同返回巴西时，总政治部已先行撤走，整个驻地全是四方面军的人。他们一到，便不由分说被赶进一个藏民的木楼里关押起来。
李伯钊极具文艺天赋，在班佑同四方面会师时她还是战士们力捧的歌舞明星，不久前还在教战士们唱那首《庆祝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曲，怎么转眼间却被自己的观众、自己的战友扣押？她当然想不通。她大声地向着楼下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喊：“哪有红军扣留红军的道理！”
李伯钊的据理力争，非但没有放她去追赶一方面军，她还被开除了“党籍”，说她是“反革命奸细”、“右倾机会主义侦探”。并被迫随四方面军南下，重又回到茫茫的大草地。
在四方面军的日子里，李伯钊一直找机会、想办法回到党中央的怀抱，那里有她最信任的首长，有她朝夕相处的战友，有她日思夜想的丈夫。终于有一天，在时任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的帮助下，她见到了朱德。这位被安排在左路军的红军总司令，面对此时的处境，不仅仅对李伯钊爱莫能助，就连他自己也陷入了张国焘的重围。但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军还是给予了李伯钊精神上的安慰和行动上的指点。
朱德告诉李伯钊：“张国焘要是还打红旗，就跟着走，他要是打白旗，就跟他斗。”［1］于是，李伯钊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在四方面军的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才能，并担任四方面军工农剧社社长，她利用带领剧团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的机会，深入到四方面军的基层，与广大指战员倾心交谈，引导他们认清眼前的形势，走红军的道路，不能偏离革命的方向。
李伯钊也常常到四方面军党校，看望被调到那里工作的康克清。一次康克清得了伤寒，病得很严重，李伯钊看到她一脸憔悴的样子伤心地哭了，引得康克清这位坚强的“女司令”也流了许多眼泪。
1936年6月，一天，当她带领剧社的演员到甘孜、炉霍一带，下基层为战士们演出时，她们意外地遇上了红二方面军。就像遇到救星一样，李伯钊将在四方面军的一切说给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当即，她被留了下来。之后，她再一次随二方面军过大草地，成为红军长征途中第一个三过草地的女红军。
当左路军和二方面军到达甘肃洮州时，遇到了前来接应的彭德怀。听完李伯钊叙述的她在四方面军的所见所闻以后，彭德怀派她去到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那里，找来了一份张国焘在松冈开会时的记录，上面记载着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罪证。
为此，在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李伯钊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斗争精神，体现了在大是大非面前，一个女革命者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康克清离开总司令康克清自从跟朱德结婚以来，两个人很少分开。在长征途中，她是唯一可以跟在丈夫身边行军的女人。但在左路军中，自从朱德拒绝和张国焘一起分裂中央以后，张国焘就对这对司令夫妇实施了暗地里的监管。没过多久，总司令的马被偷，警卫员也被撤走，机关小灶也不再给他们打饭，粮食要由他们自己来筹集。还有一招更露骨，竟然把康克清从总司令的身边调走，让她到党校工作，远离总司令，不能天天回家。
这位红军最高指挥官的夫人，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开始了集体宿舍生活。这样的待遇，对一个有身份、有地位、一直受人仰慕和敬重的女人来讲，有些难以适应。但这位经常出入前沿阵地的“女司令”，却把这当作是一次深入基层的机会。
在党校，和康克清住在一个屋子里的是四方面军少共妇女部的部长刘坚。她本是张国焘派去监视康克清的，但在康克清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站在了康克清的一边，为挽救四方面军重新回到北上的征途做出了努力。
刚刚认识这个女部长，康克清就发现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小姑娘，说话办事雷厉风行，泼辣能干，而且很有正义感。于是，康克清有意靠近她，很快，两个女人便成为知己，从此，刘坚再也没向张国焘去汇报过关于康克清的一举一动。
其实，康克清与刘坚，在不久以前就曾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一次，刘坚带女子担架队收容伤病员。忽见路边有个女红军，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刘坚跑上去，训练有素地把手伸到她鼻子底下试了试，人没有死还有点儿气，只是脑门滚烫，在发高烧。刘坚马上叫人把她抬上担架，送医院抢救。但此时，刘坚并不知道她所救助的就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夫人康克清。
住进一个房间以后，康克清经常和刘坚一起分析当时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在刘坚清楚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企图以后，主动站在朱德和康克清的立场上，维护一个党中央。
西风铁马踏冰河冰河犹踏铁马无情（1）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时候，四方面军的大部队已到达兰州以南地区，正向宁夏和黄河挺进。此时，张国焘和陈昌浩之间第一次产生了分歧。张国焘主张过黄河北进宁夏，而政委陈昌浩却想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但最后陈还是服从了张的决定。但就是这一决定，使四方面军遭到了灭顶之灾。
一年多以前，也就是1935年8月，当王泉媛被编入左路军随张国焘出发时，她一定不会想到今后的路会是如此坎坷，本该和姐妹们在延安的窑洞开展工作的时候，她却落入了敌人的魔窟而受尽凌辱。还有她更想不到的是，刚刚开始的新婚生活，却因这一调动，苦守四十八载却物是人非……人生就是如此残酷，一步的错误竟会殃及整整一生。当然，造成这个错误并不在于王泉媛，她毕竟只是一名无职无权的红军战士，但不管是谁造成的错误，王泉媛迈向四方面军的这一步，却注定一生艰辛。
但王泉媛却对自己选择参加红军无怨无悔。即使在生病掉队的时候，她仍然对革命，对红军队伍坚信不移。她劝诫在路上遇到的原一方面军的几个战友：我们是为革命走到这里的，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上队伍。那次病情危重的王泉媛，居然因为用野菜、草药充饥，而治好了自己的病。巧的是，就在她病好不久，和她同时编入四方面军的吴富莲，带着队伍来接应掉队的他们回到了部队。
王泉媛和吴富莲随四方面军再一次翻过夹金山后，张国焘组成了西北行政局，自任书记。吴富莲调任西北行政局妇女部长，王泉媛则在下设的四川省苏维埃政府任省妇女部长。当朱德总司令及夫人康克清等在左路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这两位同是来自一方面军的女战士却得到了张国焘的重用。说不清个中原因，但她们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斗争经验，应该是她们被重用的首要因素，况且，她们的出身以及她们与一方面军高官之间没有瓜葛，不知能否算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藏民打交道王泉媛第一次随一方面军过藏区的时候，就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专门学习了五天的藏语。随左路军再次进藏后，她所学的藏语派上了用场。队伍号不到房子或筹不到粮食，她就亲自出马，用藏语敲开藏民家的门，一些事情经她用藏语解释一番就会迎刃而解。
1936年2月底3月初，部队打下道孚和炉霍两县，西北行政局派王泉媛在此做地方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她每一天的工作都冒着生命危险，随时有可能遭到不明真相的藏族人和一些顽固势力的袭击。
刚到那里时，反动土司到处造谣惑众，说共产党汉人派来了巫婆，如果不杀掉她，就会大祸临头。王泉媛并没有被吓倒，她在当地找了个通司，也就是翻译，向他讲解红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宗旨和政策，揭露反动土司妄想生生世世欺压黎民百姓的阴谋，并带着他深入到藏民中间，耐心细致地向藏民进行宣传。王泉媛还利用自己懂得的一点卫生知识，为贫困的藏民诊断治病，用藏语和藏民亲切交谈，她的这些举动得到了藏民的信任和爱戴，她的工作也顺势展开。不久，她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