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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修士大司祭的外貌上很难找到出家人的温顺美德。他高傲着头，两肩不宽也不窄，双肩的优美线条更加衬托出了交叉地挂在脖子上的象征着十字架的两根肩带，胸前佩戴着满是花纹的银质十字架。在极为讲究的真丝绸长袍的扣眼上是一种更为小巧的十字架，这表明法衣圣器室的执事完成了论文答辩并成了神学硕士。
他迈着刚毅而又轻快的步子走进了办公室。厌恶地皱起了被黑色僧帽包着的额头，吸了一口满是烟雾的混浊空气。这时会听到他那句口头禅：“列昂尼德，你的烟吸得太厉害了。”也正是从这句老生常谈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夜间对话。每当失眠和头疼时，瓦拉姆修道院的首席神甫就到圣岛上来找我，我在这儿得到了一间简陋小屋。
季米特里受着失眠和头疼周期性的折磨己有十五年了。但他从不医治，也不吃药。在这种时候，他本来就无血色的脸变得更苍白了，蓝眼晴更暗淡了，说话也慢多了，声音比平时更低，象是害怕把神赐给他的头痛病吓跑了似的，紧闭着的双唇不时痛得抽动几下。
“列昂尼德，你烟吸得可太厉害了……”这一次他没说这句口头禅。季米特里尽量想表示出这次见面带有官方的味道。我们俩人代表两个互为对立的阵营：我——借助武装暴力夺取政权和不信神的布尔什维克，并用炮轰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而他——基督的未婚妻——东正教。这次在他的眼神里没有显露出我在视察被窃的法衣圣器室时曾见到的那种敌意。
我看到季米特里那副难受的样子，就站起来打开一扇小窗。一股新鲜冷空气扑进房内。
“你不会着凉吧？”
“不，不会。”
“好吧，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愿为你效劳，洗耳恭听。”
季米特用用纤长的手指数着琥珀念珠，凝视着我。他似乎十分吃力地吐出每一个字，慢腾腾地说；“我已经把拜见你的目的告诉了杜博维茨基先生，我深信，你也是知道的。生教公会及其至圣的吉洪牧首对牧首法衣圣器室丢失的教会财产深感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应当指出，使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执政当局认为没有必要将调查进程告知主教公会，这样不仅必然引起宗教界领导人，而且也会引起整个俄国东正教徒们的猜疑。如果在俄国，或更为严重，在国外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人民委员部苏维埃出于某种理由，对此我们暂时还只是猜测，对寻找和归还全俄东正教会的宝物不表示关切，那将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
在洗练而流畅的词句中，除了暗示还隐藏着威胁。看来，“照会”的内容来自吉洪的府邸，是在那儿策划的。
“我想，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国外，谁也不会产生这种印象，认为我们对寻找失窃的珍宝不关心。被窃的珍宝与其说是教会的财产，还不如说是全民的财产更确切。”我说道，“显而易见，您没有研究过人民委员会‘关于信仰自由法令’的内容。法令直截了当地宣布：“俄国教会和宗教团体的全部财产归人民所有’。”
“你很清楚，俄国东正教没有承认这个法令，”他反驳说，“主教公会及至圣的牧首大人已经号召东正教徒拒绝执行这个法令。”
“我知道，但又不理解：教会强调，一切权力来自上帝……”
“这道法令与上帝的和人间的规定相抵触，”季米特里说道，“在俄国历史上还没有类似的东西。”
“是这样的吗？俄罗斯教会和修道院的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财产总是引起种种指责。彼得一世也好，伊丽莎白也好，还有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曾想把它们掳为己有……”
“然而，教会保存并扩大了自己的财产。
“的确如此。”我同意他的说法，“根据神学研究院罗斯季斯拉沃夫教授提供的资料，到上个世纪末存在俄国银行的修道院的财产已达数千万卢布，而黄金、白银和宝石的价值尚未计算在内。教授写道，邱道夫修道院的圣障［指圣像壁。——译者注。］共值十万卢布，圣障的中门耗去了十三普特的白银。他估计，特罗伊茨克一谢尔盖大修道院祭坛供桌上的服装约值一百五十万卢布，而保存在特罗伊茨克一谢尔盖大修道院和诺伏格罗德尤利耶夫修道院法衣圣器室的珍宝值三千万卢布。包在脚座上的银板足有八普特重，墓穴用了二十五，甚至九十普特的白银，神灯上镶着二百颗钻石和珍珠，手提香炉和袖珍圣母像都是金质的。这一切都是为上帝准备的吗？有这么一句话：‘不要为自己在尘世间搜集珍宝……要到天堂去搜集……因为你的珍宝所在，正是你的良心所在……’谁也不能为两个上帝效劳：仇恨其中的一个，必定喜欢另外一个；或者是对一个忠心耿耿，而对另一敷衍搪塞。您不可能同时为上帝和财神爷效力。”
季米特里皱起了眉头。
“救世主是指人，而不是修道院。教会掌握着财产，而不是它的神职人员。”
“我不敢冒昧地去解释圣经。但我清楚，远非所有的神职人员都认为豪华的陈设是上帝的神庙必不可少的财产。中等学校的教师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休金常常对学生们提到那些指责教会和修道院拥有财产的牧师和神学作家。例如，休金讲过尼尔·索尔斯基长老的故事，这位长老反对修逍完拥有私有财产。长老认为，黄金在教会里是多余的东西。他喜欢说，上帝还没有因为修道院装饰得不好而惩罚过哪一个人。依他所见，财产应当分给穷人，而不是捐赠给教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休金是赞赏长老及其信徒的……亚力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没有记错吧？”
季米特里一声不响。他的手指急促地数着念珠。过了一会儿手指的动作慢了下来，他拾起了头。
“你是否想证明，只有在你的人民委员部里坐着真正的基督教徒，而你们那道关于信仰自由的法令毁灭了教会和剥夺了神学教师们的最后一块面包。只有那道法令才是追随上帝最喜爱的目标吗？”他问道。
“根本不是这样，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笑了，“我不追求如此遥远的目标。”
“那么，你的全部论据又是为了什么呢？”
“亚历山大·维肖季耶维奇，您先前曾对我讲过，每一个概念都应当具有本身的含意。”
“那又怎么样？”
“本着这种思想，我把一切都恢复了其本来面目。按照这道法令，法衣圣器室的珍宝——人民的财产，无论怎么说，这些财产的绝大部分不应当只用到宗教仪式上。仅由于这种情况，那些说我们对找回珍宝不关心的责难和传闻就不攻自破了。任何人也不敢指责我们不爱护俄国的民族瑰宝，我们正在寻找并一定要找回它们。现在我来谈谈法令本身的一些问题。这是国家政权的法令。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将在实际生活中贯彻执行，它不取决于以主教公会和吉洪牧首为代表的教会对它承认与否。至于道德规范方面的问题，没收修道院和教会的财产是符合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它与‘上帝的和尘世间的法规’不发生矛眉。”
我说到这里，细心地观察季米特里的反应。没有，我没有感到敌对情绪。季米特里的哲学知识渊博，在这种人中很少产生病态的宗教狂热分子，尽管他们有时甚至在违背本人的意愿行事，他们不能不考虑对手的论据。
季米特里叹了一口气，把念珠放在一旁。他的脸变得有些血色了，看来，头疼减轻了。
“列昂尼德，你相信大家都会正确无误地使事物恢复本来的真面自吗？”
“我坚信不移。”
他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是的，‘坚信不移’……你还在中等学校念书时，就喜欢使用这个字眼。为了做到坚信不移，就需要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无所不知。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无法做到的。一个人只能知道他该知道的事情，知道的太少了。也许，这也正是人的幸运之处：因为‘巧者劳而智者忧’呀——在《耶稣言论集》里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碰到过许多很自信的人。”
“我也碰到过许多，这令我惊讶。”
“只有那些充满自信的人才能在生活中有所创造。”
“创造？人是无所做为的。他只会讨取。至于说到自信的人，我已在许多年前对你说过，这样的人值得受人尊重，但不能鼓励。对住何人来说，关键不在犯不犯错误，而在有没有自信心，不在于是否带来恶果，而在于他是否干方百计地为人们谋求幸福。自信的人当认为言语不能起作用的时候，就迟早要付诸于暴力。而上帝的造物是脆弱的……当我想到那些颇为自信的人们时，我想起了一个善良的少女。这个少女非常想拯救一只失去母狗的小狗。少女让小狗喝牛奶，可它还不会喝。这时，少女就把小狗的脑袋接进盘子里，强制它喝，她使劲按着它的头，毫不手软，结果把它呛死了。看来，这个小女孩自信自己能改正上帝的过失……”
寓言的含意极为鲜明，但是直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讨论还未能按我原定的计划进行。这次讨论将会有什么结果呢？我只说了一句。小狗也许是饿死的。他无精打采地笑了笑。
“也许是的……可以认为您没有说错，人们正确地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
“那么，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还是让我们谈谈法衣圣器室的事吧，”我提示道，“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委托我侦破盗窃案的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都没有任何理由隐瞒破案的进展情况。如果主教公会和牧首本人确实有兴趣了解情况，那么，几天前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获知一切。”
“当然，你对此也坚信不移，是吗？”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从各方面判断，教会的兴趣不在这方面，而是在别的什么上。”
“是什么呢？”
“利用盗窃案进行反苏维埃宣传。”
“你错了！你的观点过于偏执。”季米特里表示反对。但是，我的猛然抨击并没有刺疼他，而他的反驳也只是走走形式，是出于主教公会官方代表所负的使命。看来，他认为法衣圣器室的被窃与炮轰克里姆林宫不能相提并论，他不怪罪布尔什维克，围绕盗窃案掀起的叫嚣并没有得到他的同情。看来，牧首应当把这个微妙的任务委托给其他昧着良心干事的教士。
我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卷宗，封皮上写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案”，又从中抽出莫斯科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
“先请您看看这份材料，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他拿起了文件，修士大司祭因年老眼花看东西很吃力，但他又不喜欢戴眼睛，尽管在他的内衣口袋里经常装着一副老花镜。季米特里低声地唸着：“……号召全体公民一致行动寻找和交回被窃的珍宝，追回被窃珍宝，并根据珍宝的不同价值制定赏金，最高到一百万卢布。请外交人民委员会转告各国关于国宝被窃一事，并请给予协助，在边境线上组织截获……”
“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草拟的7”
“四天前。遵照民警局苏维埃主席雷恰洛夫的命令，此文件已复制并将发往共和国的各个省。外交人民委员，据我所知，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此外，我给民警局苏维埃全体干警每人发了一份清单的副本。顺便说一句，在我同收首的法律顾问谈话时，他说，他要将类似的清单副本发往各个教区。这件事办了吗？”
“没有。”
“为什么？”
“不知道。”
“太遗憾了。”
“是的，应当通知各个教区。”他表示赞同，并问道，“你允许我把这份决定抄下来吗？”
“当然可以。不过，有什么必要呢？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通过这个决定后，我立即派刑侦局的通信员给吉洪大人送去了。”
“牧首大人没有收到。”
“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他没有对我提起过。”
“有道理。”
“指何而言？”季米特里没听明白。
“他不说，这是有道理的，”我解释道，“否则，我们开始谈话时，您发表的那个声明就不会那么真实和官腔十足了。他的沉默有利于您去完成任务，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对寻找失窃的珍宝不关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真会办事！”
修士大司祭皱起了眉头。
“列昂尼德，你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