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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满意的演讲者等着喧闹停息，然后挥动着胳膊，好象在指挥乐队，继续说道：“国家组织这个祭坛—一正是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碰到的大难题，犹如难以逾越的一块巨石。不，不是德国人、国家主义者和市侩，而是天生的斯拉夫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世界上举起了摧毁万物的反抗之旗。它，只有它，才被历史这个聪颖的老祖母指定为世界革命的领袖，而这场革命把剥削者扼杀和淹死在血泊之中！彻底摧毁国家、法律、教会！摧毁一切丑化人，使人变成残废和沦为奴隶的制度。革命是飓风！革命是龙卷风！革命是狂涛骇浪！谁能阻挡它呢？是市侩的德国人吗？不是，绝对不是！全俄的革命暴动将如巨浪一段把德国人碾成粉末，防日耳曼人的师团打个落花流水！”演讲者在狂叫，“让威廉皇帝吓得发抖吧！让他的将军和士兵们吓得发抖吧！斯莫尔尼宫盼望德国发生革命——我们对此根本不寄予希望；斯莫尔尼宫里的人正准备向德国资本家妥协——我们不走这条路；斯莫尔尼宫在祈求和平——我们要战争，反对压迫者的全球革命战争。不能同德国的市侩们谈判，不同他们达成任何协议。我们要高举血染的世界革命大旗驶遍欧洲、亚洲和美洲！前进吧！”他高喊着，把紧握着的拳头向前伸出。
大厅里的人们发狂了，吊灯上的水晶玻璃坠儿被喊叫声和号淘大哭声震得叮当作响。参加大会的人好象已整装待发，立刻“前进”，用暴动者的棍子敲碎傻瓜们的脑袋，让世界革命的旗帜席卷欧洲、亚洲和美洲。而演讲人，似乎还未做好准备，总之，在结束了自己的煽动性演说之后，没有往前进，而是谦逊地向后退去，重又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
“关于派黑卫军上前线的事只字未提。”苏霍夫清醒地发觉了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在这儿耍嘴皮，而同德国人打仗的是布尔什维克。”
无论演说的风格，还是演说的针对性，都证明雷恰洛夫告诉我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的担忧不是毫无根据的。
是的，如果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还不能同德国人签订和平协议，那么，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联盟可能会挑起事端；狂热已达到病态的程度。下一个发言的是“老爷子”，但是我们没能听到他的演说。此时，季马·李图斯穿过大厅里的人群来告诉我们，什捷伦同志已在楼下等我们了。
在位于楼角、挨着阅览室的那间房子里，除了萝扎，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头发蓬乱，满脸雀斑，尽管是冬天，但衣着讲究。萝扎介绍说，这个小伙子是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主席谢苗“同志”。从那他傲慢的阴沉的脸色看，他已知道请自己到这儿来的目的，并已准备好进行一次认真的谈话。
“怎么，去听大会了？”萝扎问道，同往常一样又忘了答礼。
“我想试试，能否改变自己的信仰。”
“你可改不了，”她冷笑了一声，“你是块硬石头。”
“你们的演说家说得太好了。你要是听了他的讲演，就立即会站在黑旗下，带着……怎么说的，对了，带着棍棒……”
萝扎皱起了眉头，她可受不了我开笑玩。她是一个极严肃的人，对幽默所持的态度近乎我对尼罗河鳄鱼的恐惧。
大大的眼睛，黑黑的肤色，她很象吉普赛美女。她若是戴上耳环、手镯、项链……但是，唉，远在十年前她就把自已那两条漂亮的辫子剪掉了，她认为长头发不符合她心目中职业革命家的形象。
雷恰洛夫想错了，他认为我对萝扎的印象不好。萝扎不仅是个有魅力的女人，而且是个正派人，一个好同志。我所否定的仅是什捷伦——不是女革命家。革命需要象雷恰洛夫这样的革命者，而不是什捷伦。
我很理解什捷伦大动肝火的原因：她很不喜欢格雷兹洛夫过问肮脏而愚蠢的巴里丑闻，联盟为此事被迫放弃所持有的毫不动摇的原则，萝扎真诚地认为，上述原则是存在的不能帮助和支持那些“国家主义者”，他们幻想的是把革命引入死板的模式中去，给那些虔诚膜拜人民天性的“真正革命者”设置障碍。
她很认真地对待自己所承担的这次会令不快的义务，并竭力完成它。正是这种认真的态度把一切搞复杂了。萝扎企图借助我和苏霍夫让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主席了解对盗窃国宝案的侦破情况，稍微迟来的“老爷子”和季马也想协助她。
谢苗“同志”沉默不语，把蓬乱的头发弄得更乱。
三位知名人士都在给我施加压力，需要明确的答复，需要获得详细情况以及挑逗性的问题接耀而至：
“在法衣圣器室里发现了犯罪分子留下的什么痕迹？”
“根据这些痕迹能确定什么吗？”
“谁有盗窃嫌疑？”
“审讯了哪些人？结果如何？”
“掌握了哪些证据？”
“你们最近有何打算？”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我和苏霍夫难以对付。我们俩人事先就说好不向无政府主义分子介绍侦破情况，但是不回答是不行的，所以不得不想出一些推托之辞和模棱两可、不致招惹麻烦的回答；要么就干脆说句笑话敷衍过去。谁能窃走宝物呢？如果我们知道是谁，那我们现在就不会坐在无政府大厦里……
初步推测吗？那就太多了。为什么要白白浪费象什捷伦，“老爷子”，和李图斯这样大忙人的宝贵时间呢？谢苗“同志”为什么需要知道我们的初步推测呢？这只会把他弄糊涂。审讯吗？只是走形式，绕来绕去兜圈子，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萝扎·什捷伦对这些回答很恼火，可是火暴性子的“老爷子”的声音却变得越来越温和，用雷恰洛夫的话来说，每当戗着毛抚摸他的时候，他总是这样……不知为何“老爷子”迫切地想让我们摊出全部底牌。当他终于确信自己的努力是徒劳时，就用蜜糖般的声音说：“工作得不好哇，科萨切夫斯基同志，太不好了！”
“简直糟透了！”我欣然表示同意。
“法衣圣器室被盗已经十多天了，对吗？”
“差不多。”
“你们至今却什么也没搞清楚。”
“唉！”
“这么说，我们是一无所获了？”萝扎问道。
“看来，是这样。不过，如果上百万德军都不能使联盟不安的话，”我说，“那么，联盟可以利用自己在刑事犯中的广泛和多方面的关系协助我们破案。”
老头子善意地笑了。
“联盟真的就对付不了几个盗窃犯吗？”我又反问道。
萝扎把苦水往肚子里咽，只是微微地皱起了眉头，而“老爷子”仍然面带笑容说，“我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使谢苗同志为难。”
他这句话说的如此甜蜜，使我要咽口水了。
“困难是困难，”我表示同意，“不过困难能把我们吓住吗？要知道，我们为消除因巴里一案落在无政府主义者格雷兹洛夫同志身上的嫌疑也是很艰难的，可是，我们几乎把它排除了……”
“几乎吗？”李图斯问道。
“几乎，”我肯定道，“当我们找到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和盗窃犯时，我们会最终排除这种怀疑。”
李图斯哈哈大笑，而“老爷子”仍坚持说：“我们当然要竭尽全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让谢苗同志给予实际的帮助确实是困难的。”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头发蓬乱，厚嘴唇的谢苗“同志”一直在默默地嗑瓜子，从旁观者来看，好象这一切都同他毫无关系。
“你干吗不吭声？”苏霍夫问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主席。
谢苗“同志”用舌头舔了舔嘴唇，露出笑容。在这个年轻人的微笑中包含着友善和狡诈。
“当大伙儿都白费口舌的时候，我独自安静一会儿也不能算是罪过……”
“你打算一直沉默下去吗？”
“不，不会太久的。”
“那么，你想说什么呢？”
“如果提出要求，那么，我认为，我们肯定能找到那些干坏事的家伙。”
“不用搞审讯笔录吗？”苏霍夫冷笑了一声。
谢苗“同志”用手指敲着自己的额头。
“我搞的笔录比你们的要全，应有尽有。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有必要，我们就能找到失物并归还原主。我们了解内情。”
“你打算怎么去找？”
“这是我自己的事，是我们联盟内部的事。”
看来，在“老爷子”的计划里并没有估计到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主席的声明。他不再笑了，愁眉苦脸。萝扎困惑地耸了耸双肩：为了说出这么几句话，还用得着沉默那么长时间。
季马·李图斯有个令人羡慕的优点：他总是那么乐观，此刻兴高采烈地说：“联盟培育出了多么出色的雏鹰，是吗？”
“是这样，我们可以认为谈话到此结束。”我说，“希望谢苗‘同志’说话算数……”
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先生亲启
莫斯科刑事侦察局
阁下：
享承至圣的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旨意，特向阁下奉此专函。我荣幸地从至圣的修士大司祭处获悉，阁下为人正派，并为把俄国瑰宝归还祖国而不惜余力地查明案情，为此，请接受我的敬意。
去年年中，当时我任皇村卫戍部队副司令，我的几位朋友对在不幸的俄国土地上竟然大规模地发生抢劫、盗窃事件深感不安，而请我代为保存他们的珠宝。为此我拟出了一份清单。您已经在我父亲，格里戈里·彼得洛维奇男爵和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克贝尔先生家中发现了这份清单副本。
当时请我代为保存珠宝的人中有：现居国外的巴斯科夫斯基伯爵，他是无价之宝“巴图林斯基的汤盘”的主人；我的老战友，骑兵大尉格里鲍夫，俄国珠宝艺术的杰出作品“金马可”归他所有；格拉博男爵夫人及其他朋友，这些朋友现都居住在国内，我的不慎可能有损于他们的名誉，为此我无权说出他们的姓名。
在免除我的皇村卫戍部队副司令一职后，我处境困难，我的哥哥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教名阿法纳西）想出了一个办法。应他的请求，瓦拉姆修道院院长，至圣的费奥菲尔修士大司祭同意把珍宝存放在修道院的法衣圣器室里。这批珍宝在那里一直存放到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不知为何关于收藏这批珍宝的消息在修道院里流传开了，法师担心财宝落入县苏维埃手中，因为他们正要没收修道院的一部分财产。法师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可否征得圣明的季米特里大司家的同意，将这批珍宝移往莫斯科的牧首法衣圣器室。季米特里大司祭曾是瓦拉姆修道院的前任院长。同月，当我和表妹去看望哥哥的时候，他给我看了季米特里的回信。信中写道，尽管他很愿意，但不得不谢绝，因为牧首法衣圣器室的使命是人所共知的，他没有权利作广义的解释。我非常感谢我们家的老朋友，世代深交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尔斯塔温先生，他因事从芬兰来到了彼得格勒，看望了我并答应利用自已在东正教主教公会和莫斯科宗教法庭里的老关系全力帮助我。阿尔斯塔温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莫斯科主教表示同意。我把珍宝带到了莫斯科，并存放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
我认为，我把受托的这些珍宝放到了一个可靠的地方，但又考虑到圣明的季米特里修士大司家的不赞许态度。我很尊敬他老人家，所以打算另找一个存放地点。不幸的是，我没来得及这样做。
以后的情况您比我还清楚。得知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后，我急忙赶到莫斯科。我给克贝尔先生发出电报，请他到车站接我。珠宝匠没有去车站（他应当在餐厅等我），于是我就去他家里找他，也没有见到。克贝尔小姐说，她哥哥对发生的事感到震惊，并觉得对不起我，因此有意不去车站接我。当然，怪罪于他是不公道的。
最后，科萨切夫斯基先生，我想报告几个情况，也许有助于侦查工作。当我们把珍宝带到莫斯科时（为了安全，我的一个同事随我同来），我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们。我两次看见一个瘦削的先生，他中等身材，戴着黑色宽沿帽，并试图同我搭话。此外，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那时珍宝已放进了牧首法衣圣器室，傍晚时我的同伴遭到了一伙武装盗匪的袭击。强盗们抢走了小行里箱，我们就是用这只箱子从彼得格勒运来了珍宝和武器。同伴对我说，在那帮盗匪中，好象有我提到的那个人，但他不敢肯定，因为袭击他的时候天色已渐黑，很难看清强盗们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