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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不能，也绝不会同那些对敌人的人侵和淫威漠视不见的人走同一条路。”致敬信的作者竭尽全力说服吉洪牧首：“我们同阁下一道期望着俄国人民能在上帝的帮助下，响应您的号召……出于热爱濒于灭亡的祖国而振起，并在自身找到力量去复兴祖国和建立在基督教保护下的独特的社会制度”。同主教公会的呼吁书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个相当严整的反革命观念。
它声称，掌握着政权的人在践踏东正教，糟踏人民的圣物。而这一切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他们自己是道地的异教徒。他们是日耳曼人的间谍，现在日耳曼人觉得在彼得堡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为了拯救俄国必须把受教会保护的全体人民联合起来。教会将引导俄国的东正教徒们去从事反对外部敌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企图把俄国奉献给目已的主子——德国人，使它永远受奴役。斗争，也只有斗争才能拯救濒于灭亡的祖国，拯救自由和东正教的圣物。
教会——保皇党——社会革命党，他们在对付苏维埃政权上表现惊人的一致，并时刻准备携手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盗窃牧首法衣圣器室就不仅仅是一桩刑事案件，而且是一起政治案件。是的，雷恰洛夫不会无故占用这么多时间同我谈话：法衣圣器室盗窃案值得这样做。
他全神贯注地听我讲。有时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做些记号。在我讲完后，他问道：“你怎么看，会在俄国销赃吗？”
“很有可能，回炉熔成金锭和银锭，卖掉小块宝石也不太困难，至于大块宝石……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我怀疑有人敢去买尼康法冠上的独一无二的红宝石、黑珍珠，或者比如说，菲拉列特手杖上的巨型蓝宝石。这些珍宝都是家喻户晓的。不过，这也不敢担保，一切都取决于宝物落在谁的手里。无论是哪种可能，都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防止被窃物品流到国外。我争取今天向各省市刑事侦查机关通报案情。”
“不是争取，而是必须，”雷恰洛夫说，“要利用电报。我去商量一下，争取能破例地发布一道政府通告：通报发生盗窃案和失窃物品的简要清单。至于不要流到国外和动员居民帮助寻找的问题，我们明天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的会议上讨论。我巳拟出决议草案的草稿。第一点，”他继续道：“请全体公民协助寻找和送归失窃的珍宝；第二点，根据被找到的珍宝的价值，奖金可达五十万卢布……”
奖金的数目显然同失窃珍宝的实际价值不相称。
“拿出一百万吧！”我建议道。
雷恰洛夫皱起了眉头。他一贯反对挥霍，早在一九一六年在他负责党的出纳工作时，他发放经费时，就是这副面孔，以致许多地下工作者只要能在别处搞到经费，就绝不去找会计。
“列昂尼德，我们不是罗特施尔德！”
“我知道。”
“也不是里亚布申斯基！”［革命前纺织业大资本家，到一九一三年资本达二千万卢布。反对十月革命。——译者注］
“我明白。”
“是谁给了你和我挥霍人民钱财的权力？”他用询问的目光把全室环视了一遍，好象要找到那位滥用权力的不负责任的公民。“是谁？”
“没有任何人。不过失窃物品的价值要超过三干万金卢布。”
“反正工人不会来领赏金。”
“如果不是工人呢？”
“六十万。”雷恰洛夫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个数字。
“卢布每天都在贬值。”
“那好吧，八十万，八十万！再多一个戈比也不成。”
不管怎么说，这一次我坚持己见获胜了。
“不过请注意，”雷恰洛夫说，“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我可不会坚持这个发疯的数目。现在再来谈谈草案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由外事人民委员通报世界各国有关国宝被窃情况，并请求给予协助，在国境线上截获。”
显而易见，写上第三点仅为了自慰而已，珍宝一旦出了国境，它们就不再属于俄国的了。雷恰洛夫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道：“对资产阶级不抱期望。他们无时不在冥想，如何对付我们，还谈什么协助呢？他们迫不急待地盼望着德国的进攻……”
“你认为德国人已拿定主意了吗？”
“十分可能。需要军队。列昂尼德，军队！”
“暂缓复员已不行了。”
“我说的是新型的军队，革命的军队。”
他那又高又瘦的身躯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好罗，明天要发生的事，到了明天就知道了，而现在……究竟是谁盗窃了法衣圣器室呢？你是怎么考虑的？”
他一边听我讲，一边在纸上画了两道斜线，在一边写上：首饰匣．在另一边写上；刑事犯，并打上了一个问号。
“那么，有两种说法，而你能排除有第三种说法吗？”
“第三种是什么？”
“先别着急，”雷恰洛夫说，“让我们先看看事实。”
“先看看事实。”他平时在学习小组会上总爱用这句话开始发言，他把各种材料强行灌入听者的脑子里，通过分析得出一个不容置辩的结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结论是……”
“第一个事实，”雷恰洛夫说：“盗窃案发生在信仰自由的法令发表之后。因此，因盗窃而受损失的不再是教会，而是劳动者的俄国，被窃的是人民的财产。这是事实吧？”
“完全正确。”
“第二个事实：牧首法衣圣器室是由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负责照看的，他好象是位尽职的人。可是他竟然两个星期没有到那儿去，而当发生盗窃后，修士大司祭根本不急于向当局报告。请愿的人们都知道了被盗的事，甚至听信了教会圣物被窃的谣传，要动用暴力，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当你赶到了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新闻》的记者已经在那儿了。随便说一句，你错过了时机，没有询问他，不妨向问他，是谁告诉他这里出了事……现在，再看第三个事实，你还记得多布龙拉沃夫大司祭的声明吗？”
“是关于战壕的事吗？”
“是的，关于教会蹲够了战壕，应当走出战壕了。瞧，他们可真走出来了……由于‘教会和祖国’受到了威胁，教徒们从莫斯科的各个教堂来到红场，举行了全民祈祷，结成保卫圣物的同盟会……而你是在教堂附近逮捕了俄国民众同盟［革命前反动黑帮组织］的盟员之后，才对我交给你的那份材料深信不疑……”
“这一切都很清楚。”
“现在利用一切机会反对我们：利用每一次疏忽，每一件意外事故。从政治观点看，在这种时候圣物被窃对教会是有利的。”
“那是毫无疑问的。”
雷恰洛夫用一道粗线把人字形斜线的下端连在一起，成了一个三角形。
“这就是说，你的意思是，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盗窃案吗？”
“是的。第三种说法——盗窃是出于政治目的。”
“这令人怀疑。”我说。
雷恰洛夫惊异地瞅了我一眼，他不习惯自己的部下对他提出的看法得出出乎他意外的结论。
“与你不同，我很了解季米特里。他不会干这种事……”
雷恰洛夫两手一摊说：“战争总归是战争。不管怎么样，这一假设还是应当验证一下的。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对此我表示同意。
“不能指望杜博维茨基吧？”他问道。
“杜博维茨基起不了任何作用。不过更糟的是：刑侦局无论在西特洛夫卡，还是在苏哈列夫卡，都没有可靠的据点。不管多么不可理解，但我总认为，对刑事罪犯的确认是最困难的。只得主要采用围捕或者挨家挨户搜查的办法。”
“唉，遗憾的是，我们放过了那起案件。”雷恰洛夫说，“真是追悔莫及。如果当初认真对待，就不会造成目前这种局面。那可是从自己手里滑过去的……”
雷恰洛夫是指去年春天的那件事，当时在莫斯科流传着由一群特赦刑事犯散发的呼吁书。“扒手和强盗弟兄们！”呼吁书上写道，“现在我们象被狗追捕的野兽一样活着，只能靠武力给自己搞点吃的或者饿死。因为，‘清白的人’和吃饱肚子的人不让我们从事正当的劳动……弟兄们，我们应当在一起商讨一下自己的前途和疾苦，应当找到出路，建立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报纸，我们应当告别这种犯罪和被追捕的日子了。”呼吁书最后倡议在哈里迈耶夫习艺所举行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五月初举行的，除了特赦的刑事犯们，还有各党派和协会、联盟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大会。雷恰洛夫也出席了。用他的话说，那里群聚了形形色色的人们，毫无疑问，同这些人打交道是很值得的。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由于数不清的大事，布尔什维克们日夜操劳，使雷恰洛夫未能立即处理这件事，而后来已为时过晚了……
特赦分子没能办成自己的报纸，只有少数人过上了清白的日子。可是，近六月时，在西特洛夫卡市场成立了一个“无党派者协会”不久，又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应当对莫斯科的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给予充分的认识，在大会后的几个月里，它不仅在西特洛夫卡扎下了根，而且在苏哈列夫卡、格拉切夫卡，上马斯洛夫卡和下马斯洛夫卡都扎了根。特别在阿尔先季耶夫胡同的事件发生后，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就更大了。当时莫斯科市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成员拉什科夫站出来庇护四个盗窃犯免受私刑，结果他自己连同四个盗窃犯一道被狂怒的群众处死。在埋葬拉什科夫时，当时至少有两百名过去的（下仅是过去的）刑事犯参加了拉什科夫的葬礼，在数不法的花圈中有一个极为豪华的大花圈特别惹人注目。这是西特洛夫卡市场上的捉拿不到的万能的土匪头子送来的。在黑红两色的经带上用金字写着：“献给为在俄国争取刑事特赦的民主权而斗争的勇士、永不垂朽的拉什科夫兄弟！”匪首本人当然没有参加追悼会，而由谢廖扎·博克代替他发表了感情充沛的讲话。博克指出死者在争取社会平等的神圣事业中的丰功伟绩之后，预言将会出现新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在实现这一革命后，“流氓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下将用自己长满茧子的双手，不仅拧断资产阶级，也要拧断小资产者的喉咙。”
“我们那时放过了西特洛夫卡一案，确实令人遗憾。”雷恰择夫说，“不过已毫无办法了。你很久没有见到我们的老朋友萝扎·什捷论了吧？有人告诉我，她正在流氓无产者和其他社会游民中从事宣传活动。”
我在十几天以前见到过什捷伦。当时在莫斯科市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内部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提案，要求取消监狱，他们建议把监狱改为博物馆，介绍沙皇专制下被压迫的历史，同时也撤销警察局。她是陪着联盟宣传部的负责人来拜访我们的，这位负责人个子很矮，长着一双天真的眼睛，他叫波尔·克罗波特金。他显得有点不大好意思，因为要解释的是人人皆知的肤浅道理。他简单地对我说，在采取这类行动后，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威信会增长。而萝扎声称，联盟将以自已的一个革命者的良心为全部前囚犯担保，并对他们负责。
开始我向他们介绍了刑侦局发出的通报内容，表明犯罪现象有明显的增长。波尔·克罗波特金难过地耸了耸肩说：“难道你总是以‘宫员’的身份看到这些具体的事，而不能从更高的高度去看问题吗？”
“实质上呢？”萝扎两眼炯炯发光，雷恰洛夫倒是挺喜欢这对眼睛。
“实质上”显而易见，是不同意。我说，出于对有思想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尊敬，不能严厉地谴责这个提案，至少，这是一个轻率的提案。
“你知道，在勃良斯克市无政府主义者不是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刑事犯吗？”萝扎转为进攻。
“知道。现在那儿的老百姓都不敢上街了。”
波尔·克罗波特金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满意的回答，他痛心地点着头。可是萝扎显然恼怒了。
“这是最后的答复呜？”她以其特有的气质内遣。
“晦！”我叹了一口气，并礼貌地补充了一句：“尽管对你抱有好感，可我不能为之效劳。”
我们就这么告别了……
雷恰洛夫听我讲述时，不住地轻声发笑。当我说完后，他问道：“你为什么没把这些事告诉我呢？”
“因为在